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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健回忆被掳前后24小时:“我不是英雄,我是狗熊”

经历了突如其来的怀疑被禁锢和虐待之后,林子健不停强调“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一名无名小卒”、“我不会再参与政治”、“我不玩这个游戏,这是最后一次”⋯⋯

林子健回想他被掳前后的24小时,于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多次表示:“我不是英雄,我真的不想再高度参与政治。”

林子健回想他被掳前后的24小时,于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多次表示:“我不是英雄,我真的不想再高度参与政治。”摄:林振东/端传媒

端传媒记者 陈倩儿 张洁平 发自香港

刊登于 2017-08-13

编者按(8月16日):传真社(FactWire)8月14日晚报导指,该社记者连日来搜集事发地点一带6间店舖、合共9段闭路电视片段,可见“林子健安全离开砵兰街,期间亦未见有人被掳走”;次日凌晨,林子健因涉嫌误导警务人员被捕,警方指,目前搜集所得资料与林报称的事发经过有出入,有理由相信他提供虚假资料。多间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指,有闭路电视片段显示林当日独自登上前往西贡的红色小巴。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回应事件称,就案件并没有掌握更多信息,期望警方尽快调查,待案件水落石出后,民主党会向公众严肃、认真交代。

该事件仍在进展中,端传媒会透过早报/晚报持续跟进,为避免本篇针对林本人的早期采访对读者产生误导,特此说明。

“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一名无名小卒”、“我不会再参与政治”、“总而言之我不玩这个游戏,这是最后一次”⋯⋯ 经历突如其来的怀疑被禁锢和虐待之后,林子健在香港家中接受端传媒访问。同样的几句话,他穿插在每一段回忆中,至少重复了十几次,并叮嘱记者一定要写出来。惊惶的样子,仿佛要向那些吞没了自己的黑暗角落,本能传递信息。

8月11日早上11时,香港民主党召开紧急记者招待会,林子健在资深大律师李柱铭、支联会主席、民主党何俊仁等人陪同下出席,说出自己前一天(8月10日)下午在旺角砵兰街一带被说普通话的男子掳走、带上小货车,其后禁锢虐待,并遭威吓不要将球员梅西(Lionel Messi)签名交给刘晓波遗孀刘霞的经过。记者会上,林子健掀开衣裤展现自己的伤,其中,以大腿被钉书机钉上21口钉子的情形,最为触目惊心。因为行凶者不断提及刘晓波、刘霞、爱国爱教等字眼,民主党怀疑,事件与内地执法人员有关。记者会消息传出,震惊香港。

事件曝出,被警察、记者、医生包围了一天一夜的林子健,满面倦容。不过,令他始料未及的是,遇袭事件逐步释出的信息,却引发不少争论:有人相信这是来自中国的暴力恐吓,愤怒不已;也有人觉得情节过于离奇不符逻辑,猜测是否“自编自导自演”;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葛珮帆甚至在脸书上称这桩“天下奇案”令她“真係忍不住笑”

林子健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对于很多人批评他事后不注意保留证据、没有先报警、对记者回忆细节也讲不清楚,他很委屈:“可能我临场反应比较差,我能力不够⋯⋯”但“这真的不是看剧集啊⋯⋯看电视剧你就会‘讲就天下无敌’,但你真的遇到时,完全不是那一回事⋯⋯我真的很害怕啊你明白吗?”他甚至说:“我不是英雄,我是狗熊来的。”

接受采访期间,他不时停下来接听来自母亲、表姐和朋友的慰问电话,也留意电视新闻,但只要看到自己出镜的片段,就把电视关了:“不是说笑是真心的,我看到自己的样子也很讨厌,不想看。你觉得这样做很过瘾吗?不过瘾的。”

2017年8月11日,民主党党员林子健由李柱铭、何俊仁、林卓廷等多名民主党员陪同下召开记者会,称被怀疑大陆执法人员掳走、禁锢,期间曾被殴打、恐吓。
2017年8月11日,民主党党员林子健由李柱铭、何俊仁、林卓廷等多名民主党员陪同下召开记者会,称被怀疑大陆执法人员掳走、禁锢,期间曾被殴打、恐吓。

在香港政界,林子健不是公众熟知的大佬人物,但也并非籍籍无名。他十四、五岁就加入支联会,1991年加入香港民主同盟,并于1994年成为民主党最年轻的创党成员。虽曾担任民主党中委、民主党九龙西支部主席等职务,但一直比较边缘。去年还曾竞选民主党副主席,最后落败。他同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博士生。2014年曾患癌症,后来治愈。2016年他接受立场新闻采访时爆出,在2006年民主党内讧事件中,自己曾被司徒华和何俊仁指派加入党内“改革派”、查证“改革派”是否被中共渗透。他也向端传媒再次表明,自己的这个“捉鬼”工作,当时曾遭中共国安人员当面警告。

而此次遇袭前三天,他确实收到过一直有联络的这同一批国安人员电话警告,警告他不要将梅西的签名送给刘霞,否则“后果自负”。林子健说,当时自己还问对方“会有什么后果?”对方没有回答,他觉得“不会有事的”,只是将消息告知了何俊仁,也没有多想。

记者会后,香港西九龙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警方开始密集取证和勘察的工作,目前仍无进展通报。在被掳前后的24小时中,林子健到底经历了什么?透过采访,端传媒尝试复盘他记忆中的事件全程。其中标注的时间点,都是他模糊记得的大致时间:

2017年8月10日

12:00 PM

林子健在马鞍山家中致电太太,表示准备去旺角为自己和美国朋友买球衣。

林是超级球迷,不时去旺角逛球衣店。他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政治神学博士研究生,早前已确定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录取,准备在耶鲁完成博士研究生最后一年的课程,8月底飞往美国,机票都已经买好。于是,有美国朋友托他帮忙在香港代购球衣。

1:00 PM

他从马鞍山家里出发,坐巴士到达旺角银行中心站下车,随后在旺角逛体育运动品店。

4:00 PM

到达位于砵兰街的球衣店 SFALO 飞龙球衣店。林是这家店的常客,此前就曾在其网站订购球衣。在店中逗留大约至少十几二十分钟后,他取球衣,在球衣上印上此前已经订购的字体,随后离开球衣店,沿砵兰街往油麻地地铁站方向行走。根据地图显示,如果沿最近路线行走,飞龙球衣店距离地铁站只需两分钟路程。

从林子健最后出现的飞龙球衣店走到油麻地地铁站,最近路线只需两分钟。
从林子健最后出现的飞龙球衣店走到油麻地地铁站,最近路线只需两分钟。

林子健记得,行人路上突然来了两个比他高大的男子,一人控制他的腰部,一人夹着他的脖子,用普通话对他说:“林生,我们聊一聊。”

他回忆说,两名男子当时带著浅色口罩,他看不清对方的脸,问他们“咩事?”(什么事?)对方说“没事,没事。”然后突然把林子健用力推上停靠在人行路上的一辆小货车。

林子健说,当时听到对方说普通话,第一感觉是这件事“和政治有关”。“不可能把我认错成富家子弟吧,对不对?”他说自己之所以没有喊叫,可能是因为性格,可能是因为直觉事件不寻常,也可能只是来不及反应。“事情发生的太快,太突然。”

林子健隐约记得,小货车款式比较旧。上车之后,架他上车的两人,一左一右夹着他坐。而车上还有一名司机,后座还有另一名男子,涉事男子至少四名。他挣扎,被身边的人打了两拳,直中面颊与太阳穴,然后往他的鼻子捂上怀疑带有化学物品的东西,他很快晕了过去。

醒过来之后,林子健说,发现自己被蒙上眼睛,手脚被绑著,T恤被掀起露出肚子,短裤被脱到脚踝处。他感觉自己躺在类似床的东西上,外面有鸟鸣虫叫,没有人声,他猜测自己在郊外的一个房间中。他说身边至少有两种男声,都说比较卷舌的普通话,一人不停用脏话骂,另一人向他提问。

对方先问他“你认不认识刘霞?”林答:“不认识。”对方让他不要把梅西签名给刘霞,让他“不要这么多事,不要搞事”。林回答说签名已经转交给支联会的何俊仁了。对方说:“撒谎!”

随后对方说了一连串带有恐吓意味的话:“你不是念神学的吗?你怎么不懂‘爱国爱教’?”“你不是要去美国读书的吗?你还想去吗?”“习主席你也叫他下台?”“你不要想报警,这是国家的事。”这过程中,有人搧林子健耳光。

林子健表示,他曾经在脸书上说过“习近平下台”,对方似乎是看过他的脸书。记者翻查纪录,发现7月18日,他曾在脸书写道:“为何没有人叫习总下台?至于为什么要喊习总下台的原因。我希望能抽空写文解释个中原因。”

在脸书上,也可以看到林子健积极参与社运的记录,以及表达对刘晓波之死、香港变化的愤怒言语。作为一名基督徒,雨伞运动期间,他曾与数位中大崇基神学院学生组成“伞后基督徒盼望行动”、2016年担任“基督徒反围标抽签选委大联盟”召集人。

这番拷问和恐吓,林子健感觉至少持续了20分钟,随后对方用不明物体抽打他的肚皮,然后他感到,大腿剧痛。他当时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什么,只感觉很痛,并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才猜是有人用类似钉书机的东西在他大腿上打上钉子。

一轮虐待之后,林子健感觉再有人向他鼻子捂上有化学物品的东西,他又晕过去。

林子健在记者会上展示自己大腿上的伤势,都是钉书机的钉痕,交叠一起,是十字架的形状。
林子健在记者会上展示自己大腿上的伤势,都是钉书机的钉痕,交叠一起,是十字架的形状。

2017年8月11日

1:45 AM

醒来之后,林子健回忆称,自己被弃于一片石滩,书包也在自己身边,其中有关机了的手机。身边乌黑一片。他看了一下手表,确认时间,慌张地走来走去,最后找到了出路。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立即报警?我甚至都没有反应(意识)要开手机。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真的⋯⋯我很害怕,又不会叫,总言之就四处跑。”林子健回忆说,他沿着一片没有台阶的斜坡,摸黑走上马路,走了一段路之后,一辆红色的士开来,他扬手,对方没有停下,后来第二辆的士来了,他上到车,告诉司机家中地址。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家。回到安全的地方。”车开不久,他在窗外见到“西贡”的路牌。从这片石滩附近返回马鞍山住所,他用了大约100元港币。

抵达马鞍山住所楼下,他觉得很饿(他一般习惯不吃午餐,前一天被掳走之前只吃了早餐),就去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吃了两个鱼柳包。

林子健的太太对端传媒表示,她前一天加班,晚上10点多回到家,没有见到丈夫感觉很奇怪,到深夜12点见林子健还没回家,感觉担心,致电他手机发现转到了留言信箱,就打算再等等。

3:00 AM 左右

林子健回到家。太太担心他伤口感染,让他洗澡清洗,他顺便洗掉了身上脏兮兮的衣服鞋袜。随后林子健穿著短裤,坐在沙发上,让太太帮他拍照纪录伤口的情况。

林子健向记者展示手机中的相片,手机显示拍摄时间为凌晨3:08。

3:23 AM

林子健将自己受伤的相片用 WhatsApp 传给了与他相熟的大律师李柱铭和民主党中委何俊仁,然后发文字信息给两人讲述自己遭遇,征求他们意见该怎么处理。

记者问到林子健为什么第一时间不是报警、去医院,而是问李柱铭与何俊仁。他回应说,判断这是政治事件,所以希望先求助经验最丰富的两位前辈,他们熟悉政治的同时,也是法律专业人士,可以给自己更专业的建议。而且“当时痛楚不是忍受不了。打钉子只有两个情况下最痛,就是打钉下去时和拔出来的那一下。钉在身体上,你是不自在,但痛楚不是(忍受不了)。”

发了信息之后,当天夜晚,林子健和太太都没有怎么入睡。

8:00 AM

醒来看到留言的李柱铭,首先给林子健致电。然后李柱铭致电何俊仁、林卓廷等商讨怎么处理。李柱铭、何俊仁等人建议先开记者招待会,公开伤势,再去医院及报警,但李柱铭也担心林子健的伤势,问林“顶不顶得住?”林说:“顶得住。”

但是林的妻子、母亲,担心他的安全,都极力反对。在家人的劝告下,林子健说自己一度想找私家医生看完伤口就消失了事,根本不想“搞大件事”。自己犹豫不定,于是他和家人与李柱铭、何俊仁一起通话,李柱铭他们劝家人,“公开反而更安全”,林太太和母亲最终同意。

11:00 AM

林子健和李柱铭、何俊仁、林卓廷、李卓人、吴永辉等人一起召开记者发布会,陈述自己被掳走、禁锢和虐待的经历。香港警方亦在记者会后迅速介入启动调查。

警方于林子健报案后,随即派警员到旺角砵兰街球衣店搜证。
警方于林子健报案后,随即派警员到旺角砵兰街球衣店搜证。

1:00 PM

林卓廷、李卓人、林子健太太等人陪同林子健前往玛丽医院急症室检查伤势,医生本来想为他麻醉后再拔出大腿上的钉子,其后考虑到麻醉可能有副作用,与林子健商量后决定在不使用麻醉的情况下拔出钉子。林子健太太说,自己不敢去看拔钉子的情况,但警察进去病房,全程陪同,查看了医生拔取钉子全程,随后取走了钉子作为证据。

在留院期间,警方与他录口供,“历时6、7小时”。当天,警方也翻查了油麻地一带的监控录像(CCTV)片段,证实林确有现身,但仍没有发现行凶者踪影。

2017年8月12日

上午约11时,林子健在太太陪同下出院。回家后,接受多家传媒轮流访问,他表示星期一再接受两家电台访问后,就不会再接受任何访问。

下午4时,警方派出约40名机动部队警员在油麻地旺角区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括林报称被掳的时间,受访者身在何处,有无目击疑人徘徊、争拗或挟人上车的情况等问题。

“对每一个传媒我都要特别强调: 我不是英雄,也没兴趣做这些事。”他再次强调。“我不会再参与任何政治的事了。”

他回忆,当初“撞邪”答应了何俊仁帮忙找梅西签名照寄给刘晓波,但没想到会遇上这种事。刘晓波病逝之前,其内地友人、维权人士野渡曾告知何俊仁,刘晓波喜欢梅西,其后何俊仁托林子健向梅西索要签名照,计划转交给病中的刘晓波。交流辗转,林子健收到梅西寄来的签名照时,刘晓波已经去世。照片于是计划转交给刘晓波的遗孀刘霞。

他没想到这个举动引起了久未联系的“国安人员”关注。

林子健对端传媒表示,大约在2004、2005年的时候,他经当时民主党一位港岛区区议员、属于少壮派的党友介绍,认识了几名自称是“国安”的大陆人。几人是上下级关系,不时联系林子健,特别是每年“六·四”、“七·一”期间,常会来香港见林子健。2006年“真兄弟事件”后期,国安 A 和 B 曾在旺角一家酒店见林子健,警告其不要再泄密。而后来他做民主党中委期间,常联系的有 A 和 B,还有级别更低一些的 C。

不再担任民主党职务之后,他们已经很久未与他联系。直到事发三天前,C 给他打了那通警告电话。现在回想,林子健又说,觉得8月10日掳走他的人可能和国安没有直接关系。“日子相距这么近,对不对?不会这么笨吧?”

林子健祖籍广东开平,外公在当地开私塾,舅舅在私塾教书,司徒华是其中学生。大陆政治运动期间,他母亲逃难来港,来港后仍然经常回忆林子健外婆在开平“被人斗”的情形。林母也是香港日常游行的参与者,但这次遇袭,令林母联想起早年家里被共产党迫害的经历,又担心,又害怕。

林子健说起外婆于中国文革时期遭政治迫害时,不禁哽咽。
林子健说起外婆于中国文革时期遭政治迫害时,不禁哽咽。

“其实挺恐怖,我听我妈妈说起那时⋯⋯所以我不会再参与这些政治的事件,我⋯⋯我完全没有⋯⋯我不想再⋯⋯”说起这些,林子健不禁哭泣。

8月底,他即将出发飞往美国耶鲁大学,他表示希望之后潜心政治神学领域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盼望与抗争”(Hope and Resistance)。但他此刻灰心地表示,经历这一轮事件之后,他不知道怎么把论文写下去。

“现在写这篇论文最难的是,我自己已经没有盼望,我又不想抗争。”他苦笑着说,“我现在只想做一个(对家庭)负责任的普通人。”

(端传媒实习记者 谭德恩、周幸盈、伍振中 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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