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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认真的思想对话——记犁典读书组15载

不同人来到犁典,读的是同一本书,收获的却可能很不一样。

犁典读书组进行中,郭志负责报告。

犁典读书组进行中,郭志负责报告。图:周保松提供

周保松

刊登于 2017-07-16

#读书时间#周保松

编者按:2003年开始,香港中文大学政政系副教授周保松开始三星期举办一次读书会,参加过的学者、学生已多到数不清:陈冠中、梁文道、龙应台、吴介民、张铁志……他们读着罗尔斯、《小王子》、汉娜鄂兰,到现在已15年。此文是周保松关于犁典读书组源起、理念、讲者和读书题目的一些整理,收录他的新书《在乎》中,经作者授权编修刊载。

问:犁典读书组是甚么时候开始的?

周:我2002年9月回来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任教,去到11月,硕士研究生陈智远跑来和我说,希望我能为同学开个政治哲学读书组,大家一起读原典。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写了以下一封信给政政系同学:

“我下学期会和研究生Paul Chan开一个读书组,没有学分,但要努力读书,努力想问题那种。选读的书是我常提及的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注一),一本被学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

初步构思是两星期聚一次,每次讨论其中几节,希望一学期下来,可以令大家对这部书有些基本认识,对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些了解。当然,读书组的另一目的,是希望凝聚一些对这类问题有兴趣的同学,共同讨论探究,令政政系的学术气氛变得浓厚活跃一些。”

这封信写于2002年11月12日。

读书组第一次聚会,在2003年1月某个晚上,在联合书院政政系举行,来了三十多人,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将本来只能坐十多人的会议室挤得密不透风。当晚出席的,还有哲学系的博士生周濂和邓伟生,他们后来分别去了人民大学和中山大学。在政政系历史上,这种形式的政治哲学读书组,很可能是第一次,当晚所有参与者脸上都带著好奇和期待,讨论也很愉快。

有了第一次,读书组便开始运作,出席人数慢慢稳定在十来人左右。去到2004年秋天,我们在新亚书院钱穆图书馆丽典室读Ronald Dworkin的Sovereign Virtue(注二),并有了“犁典”这个名称。到2006年暑假,我们一起读了F. A. Hayek的经典The Road to Serfdom(注三)。那段时间积极参与的,有覃俊基、卢浩文、叶家威、梁卓恒、王家礼、王向真、王邦华、陈家豪、郑思翎等,他们很多后来都继续攻读政治哲学硕士和博士。

去到2006年秋天,读书组陆续加入其他成员,包括李经讳、邓伟生、邓小虎、曾瑞明、陈日东等,举行地点也从图书馆改到我住的大学宿舍12苑。从那时候开始,犁典便不间断地定期举行,成员逐渐增加。

如果从2002年11月算起,犁典读书组成立至今已有十五年,很可能是香港历时最久、参与人数最多的读书小组。这是很长的一段路。当初起步的时候,我们怎么也没有想过,会一直走到今天。

问:为甚么叫做“犁典”?

周:有两重原因。第一重是我们早期的聚会,经常在新亚图书馆丽典室举行,而“犁典”和“丽典”发音接近,“丽典”则是“reading”的音译;第二重是我们希望读书组能像耕牛犁田那样耐心爬梳原典,慢慢读,读得深。我小时候在农村生活,天天看著牛只犁田,所以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很形象,也很亲切。

问:读书组的形式是怎样的呢?

周:我们通常三星期聚会一次,大多数是在星期五晚上或星期六下午,每次至少三小时。我们每次会读一篇文章,并由一位成员做报告。报告完后,大家就自由讨论。选文方面,我们通常会定一个大的阅读主题,例如国际正义或民族主义,然后挑一组相关的重要文章来读,通常是期刊论文或某本书的部份章节。

除了读书,每年我也会请我的好朋友、著名电影评论人家明来为我们播放一部精彩电影,然后好好聊一晚。圣诞节和春节时,我们通常会一起打边炉,轻松聚聚。我们许多成员都喜欢喝酒,所以从海外回港的老会员,有时也会为我们奉献一两瓶好酒。

读书组是个很自由的小团体,没有甚么特别规矩,除了来之前一定要先读文章。至于讨论,每个人可以随时发言,也可以随时打断别人和挑战别人,没有论资排辈这回事。

问:通常是甚么人来参加?

周:早期主要是我的学生和志趣相投的哲学朋友,后来知道的人多了,就有些本来不认识的也主动要求加入,例如其他大学的研究生、中学老师和已经出去工作的人,甚至试过有中学生。在读书组的中后期,除了前面提及的核心成员,经常来参加的,还有刘琦、郑炜、袁玮熙、李肇祐、龙子维、郭梓祺、水城、黄宇轩、孟繁麟、周汉杰、李敏刚、梁健尉、黎恩灏、李晶莹、郭志、杨政贤、钟耀华、钟文耀、方均富、陈曦彤、蔡子俊、何敏盈、司徒伟杰、尚正和梁采珩等。

这些年来,到底有多少人来过读书组,我们没有做过正式统计,经常参与的估计有过百人,来过一两次或数次的,则多得难以估算。而犁典成员去海外攻读政治哲学和政治学博士的,迄今约有二十人,许多都已学成回港。

陈冠中在犁典沙龙主讲“东欧经验与香港民主”(2010年7月22日)。
陈冠中在犁典沙龙主讲“东欧经验与香港民主”(2010年7月22日)。

问:读书组为甚么能够吸引那么多人,而且可以维持那么久?

周:这个问题不易答,而且不应只由我来答。我相信,日后一定会有其他读书组成员分享他们的体会。不过,我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参与者对政治哲学有浓厚兴趣,而犁典是个很好的小社群,让大家共同追求学问。精读文章和深入讨论,是犁典的要求,参加者也大都有这样的自我期许,因此一直能够维持较高水平的讨论。每次读完,都有所得,都能从别人的发言学到东西,是读书组最为难得之事。

事实上,在中大以至在香港,确实没有甚么平台,可以凝聚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长期这样讨论学问。现在回看,犁典的存在,对我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也有不只一位成员跟我说过,他们后来去海外读博士,方知读书组那几年的学术训练,对他们帮助有多大。

除了知性上的收获,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读书组也是互相扶持和彼此勉励的小团体。读书组成员不仅有相近的学术兴趣,也有相近的社会关怀。我们平时一起读书,也一起打边炉食宵夜看电影踢足球,甚至一起参与社会行动,网上交流就更不用说。所以,每次聚会,不仅有共同读书的得著,也有朋友相聚的愉悦。我甚至可以说,读书组的成员,是在阅读中共同成长。

最近和钟耀华和李敏刚聊天,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读书组对他们最大的影响,是一种平等相待和自由讨论的氛围,成员之间没有阶级和尊卑之分,可以没有任何顾虑地畅所欲言和据理力争,同时学会认真对待和尊重别人的观点。他们这种感受,倒是我没怎么想过的。这也正好说明,不同人来到犁典,读的是同一本书,收获的却可能很不一样。

问:这么多年来,你们都读过些甚么书?

周:太多了。如果将文章和书名详列出来,这张清单会很长。就我记忆所及,讨论过的主题,其中包括:社会正义、实践理性问题、自由主义、价值规范性问题、国际正义、平等和自主、市场和资本主义、商议式民主理论、公民抗命、人生哲学、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民粹主义、当代儒家政治思想、中国自由主义论争等。

至于研读过的哲学家,则包括:Hannah Arendt, G. A. Cohen, Ronald Dworkin, Terry Eagleton, Jon Elster, Milton Friedman, Mahatma Gandhi, Jürgen Habermas, Václav Havel, Friedrich Hayek, Axel Honneth, David Hume, Immanuel Kant, Frank Knight, Christine Korsgaard, Charles Larmore, Ernesto Laclau, David Miller, Thomas Nagel, Robert Nozick, Martha Nussbaum, Derek Parfit, Thomas Pogge, John Rawls, Joseph Raz, Jean-Jacques Rousseau, Thomas Scanlon, Samuel Scheffler, Amartya Sen, Charles Taylor, Jeremy Waldron, Michael Walzer, Max Weber, Bernard Williams等。

中国学者方面,我们曾讨论过石元康、慈继伟、陈祖为、钱永祥、汪晖、许纪霖、刘擎等人的著作。除了政治哲学,我们有时也读一些文学作品,例如《小王子》、《伊凡‧伊里奇之死》等。

上面列出来的哲学家,不是一张完整清单,尤其是早年的聚会,我们没有系统地留下纪录。不过,从这些哲学家的背景,大抵见到我们的阅读,主要集中在当代英美政治哲学,这明显和读书组成员的学术兴趣有关。

问:除了读书组,你们也会办犁典沙龙,两者有甚么不同?

周:两者性质不同。沙龙主要是邀请外面的学者来做专题报告,除了读书组成员,我们也会邀请对这些题目感兴趣的朋友来参加,所以规模会较大,通常有五、六十人,讨论从晚上七时去到十一时。

为了留个历史纪录,我将过去七年沙龙的讲者和题目详列于下:

  • 陈冠中:“东欧经验与香港民主”(2010年7月22日)
  • 钱永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历史经验”(2010年11月5日)
  • 袁伟时:“新尊孔派兴起的背景及自由派面临的学术挑战” (2011年3月5日)
  • 秦晖:“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全球化时代宪政民主的‘‘危’与‘机’”(2011年11月17日)
  • 陈祖为:“Political Authority: Towards a Confucian Perfectionist Perspective”(2012年5月5日)
  • 许纪霖:“中国自由主义的挑战”(2012年12月7日)
  • 刘苏里:“反对的心理机制”(2013年11月28日)
  • 王怡:“基督教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双重变奏”(2014年3月8日)
  • 刘擎:“左翼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思想论争”(2014年8月2日)
  • 罗永生:“身份政治往何处去?”(2015年4月26日)
  • 刘创馥:“黑格尔论历史进程”(2015年8月1日)
  • 吴介民、陈冠中:“中国因素与香港未来” (2015年11月27日)
  • 秦晖:“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危机”(2017年1月7日)

参加犁典沙龙的朋友,其中较为人熟悉的,包括:石元康、陈方正、关信基、慈继伟、陈韬文、梁其姿、陈祖为、熊景明、梁文道、马岳、蔡子强、张洁平、常成、邢福增、余国良、区家麟等。与此同时,因缘际会,也有许多大陆和台湾朋友曾经参与,例如:钱理群、徐友渔、崔卫平、金雁、梁晓燕、郭于华、许章润、高全喜、严搏非、周濂、谌洪果、长平、龙应台、林载爵、钟永丰、陈宜中、张铁志等。

当初筹办沙龙,我没有甚么特别想法,就是希望有个场合,大家能就一些共同关心的议题,坐下来讨论。办了几场以后,从现场氛围和参与者的反应,我渐渐看到沙龙的意义: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认真的思想对话。但在现实中,却甚少这样的思想沙龙。香港很少,大陆和台湾听说也几乎没有。

办好一场沙龙,需要一点心思,例如找到有份量的讲者,选个有意思且大家感兴趣的题目,提供像样的食物酒水,以及营造好的聊天氛围。同样重要的,是要请到合适的朋友来参与,令沙龙产生化学作用,成为真正的思想盛宴。

现在回想,每场沙龙,都留下各种美好回忆,教人怀念。

问:办了这么多年犁典,你觉得对大学和社会有甚么影响吗?

周:这个问题不易答。我一向不太懂得从这种宏大的角度,去衡量自己所做之事的意义。说到底,办犁典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是一位老师。办读书组和沙龙,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机会,是教师应份之事。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教育的一部份。第二,一起读书一起思考,本身就是很快乐的事。那种快乐,有时真的会教人手舞足蹈,难以形容。

我很清楚现在的大学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明白这些教育实践,在大学不会有任何位置。不过,这并不表示,这些活动没有意义或意义有限。

试想想,一个年轻人,如果因为参加读书组,读了一些好书,从而改变看世界看人生的方式,对他自然极有意义。如果他改变了,因而活出不一样的人生,继而影响其他人,这个世界自然也跟著不同。

换言之,用心做好应为之事,改变自然跟著会来。

问:如果其他人也想办读书组,你有甚么建议?

周:第一,读书是好事。一群朋友一起读书,是加倍好事。所以,想做就去做,不要拖不要等。第二,要读,就得认真读。读书需要时间和精神。第三,挑好书来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持之以恒。

《在乎》

作者:周保松
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注一: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revised edition, 1999).

注二:Ronald Dworkin, Sovereign Virtu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注三:F.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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