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红遍大西洋两端、巡演足迹远达日本和菲律宾的四个小伙子，发行了石破天惊、野心勃勃的专辑《花椒军曹与寂寞芳心俱乐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前无古人的录音技术与丰富层叠的乐声，除了成为英国史上第三畅销的专辑，也成了了那年夏天不灭的注脚。巡演不断的他们，似乎也梦想卸下“披头四”这个沉重的名号，于是他们在专辑的第一首歌就高唱：
We're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We hope you will enjoy the show
We're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Sit back and let the evening go
1967年6月，在属于反战青年、嬉皮花朵的爱之夏（Summer of Love）中，他们不只是披头四，也是花椒军曹与寂寞芳心俱乐部。
今年2017年，距离专辑发行后50年，此刻我们活在一个热爱把摇滚乐蛛丝马迹放进博物馆的时代。庆祝爱之夏50年（50 Years of Summer of Love）的种种盛况、皇家交响乐团的纪念音乐会票早已售罄、披头四特别企划一桩又一桩。总之，我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期盼披头四继续用各种形象活着，在每个具有意义的年份和 Ringo Starr 与 Paul McCartney 合作；也借机召唤着 John Lennon 和 George Harrison 已自由的魂魄。
其实关于 Penny Lane 和草莓园的摇滚传说，乐迷们早已滚瓜烂熟。利物浦忙着捕捉观光客的凝视，让城市的观光和文化遗产，随着披头四不朽，但音乐是否真由一座城市装载？关于披头四的传说和想像，跨越了西方城市的边界，会是什么样？
往世界的另一端走走，到亚洲看看；不再有新作但活在人们想像中的披头四，曾受到怎样的激荡，又用各种面貌漫游穿梭了哪些地方......
孟买，那把西塔琴
George Harrison 是最年轻的披头，也是照片里老是看起来有点羞涩的吉他手。当披头四于1960年移居到德国汉堡表演试身手，他才17岁。在伦敦，他结识了由印度孟买移民的艺术家Anyana Angadi 和其英格兰裔妻子 Patricia Angadi 所成立的音乐 Asian Music Circle （AMC），也因之结识当时已在欧洲巡演的西塔琴大师 Ravi Shanker。
George Harisson 很执着，他拜Ravi Shanker为师，开始学习西塔琴，而在花椒军曹专辑里的Within You Without You一曲中，印度音乐的元素融入了这张巨作。究竟是哪些乐人为这首歌演奏录音有好长的时间是一个谜。华丽的唱片封面封底没有解答。
AMC创办人之子，曾见证 George Harrison 在家里的客厅穿梭。他告诉我，当时伦敦蓬勃的艺术圈里，每个人似乎有长短不一的“印度时期”。正如披头四的团员，尽管当时都开始接触灵性教导、修练瑜珈，对于印度音乐的好奇则有不同深浅。在一个反思人性价值、拥抱革命性爱与花朵的年代，反叛的青年们对现状产生怀疑，转而向往前殖民地印度的文化和信仰，仿佛那是一个截然不同、不需物质，全因灵性追求而饱足的国度。
在想像和LSD（迷幻药）催化的视线里，想望的色彩永远鲜艳浓烈。许多当时的文化菁英失望地发现，在亲身拜访印度之后，发现原来当地也有乞讨者、希望从观光客身上得到好处的小贩，和贫穷 。
花椒军曹本是一张突破各种格局限制的专辑，而 Within You Without You，让西塔琴（Sitar）、塔姆布拉（Tambura）、塔布拉（Tabla）等印度传统乐器的声音，在乐句之间流向当时和现今的披头迷；证明了披头四不只唱利物浦的港口，也唱孟买的街道。从当时听众的追求期待中不难发现：大英帝国的余晖之下，英国人对印度仍有多少浪漫不实甚至东方主义式的想像。
在不同世代抵达英国的印巴离散社群，有些因为殖民地政府、有些因为英国有更好的生活机会，不早不晚地带着他们的音乐，抵达了英国， 到现在还在弹着、唱着、创新着。他们虽不一定是超脱俗世的修行者，但所贡献的肯定不只是瑜珈，或者被称为英国国菜的 Chicken Masala（印度玛莎拉鸡）。
乌兰巴托，披头四广场
在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有一座披头四广场。四位摇滚乐手的雕像，不辞辛劳地杵立在车水马龙的市中心，倚靠在一面砖墙上。而砖墙的背面，有另一位不具名的吉他手的雕像，而他身后有一扇紧闭的窗户。
1991年的蒙古，正从蒙古人民共和国跨入蒙古国。历史的关头，一场场和平的抗议运动、广场上的绝食者，带着这国度不回头地背向苏维埃，迎向民主多党政治。
过去，摇滚乐曾被禁止，因这些震耳欲聋的乐音代表了西方敌对的、资产阶级腐化的意识形态。但凡被禁的，人们似乎更发顽强地窥探。在蒙古摇滚乐的纪录片《 Live From UB》里，议员Oyungerel Tsedevdamba 曾在俄罗斯和美国接受教育，今日政坛中流砥柱的她，至今仍把音乐当作当年重要的政治启蒙。她回忆小时候曾同一群孩子聚集在校长的子女家里，取出一台唱机，听西洋音乐。当时校长的家，恐怕也有一扇紧闭的窗户？毕竟听音乐，是多么禁忌但又神圣的仪式。
在乌兰巴托的披头四广场，全球化带着乐音和思潮穿越边境。昔日对言论和资本主义建立的高墙，如今变成披头四的砖墙。时空的交错，让“英美流行摇滚乐，带来单向的同质化侵略”诸如此类的批评，显得有些陈旧。利物浦的小伙子，不同于乌兰巴托的披头四。音乐随着路径，产生在地的意义。乌兰巴托的披头四，仿佛象征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如费斯克（Fiske） 所说，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无可避免是工业化的、也是物质的。但唱片身为商品，不减其制造、再造意义并产生愉悦的可能性。人们享受着别人制造的商品，不代表他们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 也许披头四自己也没想过吧，他们在乌兰巴托的广场上守护着行人来去匆匆，在四个雕像的躯壳里头不朽。
香港，达明一派31派对
《花椒军曹与寂寞芳心俱乐部》的独具一格，不只在于音乐，封面设计也别具意义。这张制作费用高于当时业界标准35倍的封面，由 Peter Blake 和 Jan Haworth 设计。
披头四4人身穿彩色军服、带点嬉皮气息、留着胡子、手拿乐器，被他们的朋友、前辈、带来启发的人物所围绕：从马克斯、美国诗人艾伦坡、歌手巴布迪伦、到玛丽莲梦露，这张专辑封面非比寻常地热闹。封面下方的红花排出 Beatles 字样，而正中央的大鼓上写着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他们显然对于只有封面的华丽感到不满足，将之延伸至当时业界通常以功能性居重而少考虑设计的环节，例如唱片封套与封底。他们也史无前例的把歌词全都印在封面内页，一口气把音乐、文字、图像，一点都不少地装进唱片里。
2017年，由香港乐人刘以达和黄耀明组成的达明一派，举行成团31年的演唱会。黄耀明一向对香港种种社会现象直言不讳。他对2014雨伞运动的公开支持，也传出成为中国大陆当局敏感的对象。这场《达明三一》派对的宣传海报，向披头四的Sgt. Pepper专辑致敬。身穿军服的变成达明二人，被他们选出对香港过去30年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环绕。
只是，达明的海报刚上架不久，便传出被下架的新闻。黄耀明指出，尽管这张海报向报社买了图像版权，但是其中的艺人因为畏惧在中国大陆的工作被影响，终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使之下架。唱片公司的要求是否本于保护艺人肖像权仍有疑论，但黄耀明感叹：在恐惧之下，“跟这张海报一样，这个城市的很多人与事亦将会快速被消失”。
时光倒回50年前，当时的披头四和设计师 Peter Blake 也曾为了这张封面伤透了脑筋。他们一个一个征求仍在世的封面人物许可。因避免踩到基督教会敏感神经而不放上耶稣、担心印度市场不愿上架而撤下甘地人像、美国影星Leo Gorcey要求极高的版权费，而最终没有登上这热烈的封面派对。
尽管披头四有种种考量，小心避开地雷， 《花椒军曹》象征1967的浪漫反抗，仍是设下超高规格的大器之作，但谁又说没有任何妥协挣扎？好在这些挣扎会留下痕迹，让后人还能瞻望。
达明的下架海报，如暮鼓晨钟。尽管时代的气候不断转变， 50年后的我们，无论是心照不宣还是居安思危，仍有所畏。
台北，五月天的七号公园
刚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庆祝成军20年的五月天，从来不曾掩饰对披头四的喜爱和种种向往投射。他们说想成为华人的披头四、想和披头四一样出10张（实体）专辑、贝斯手玛莎为披头四在台北策展，他们甚至把披头四主唱 John Lennon 唱到歌《约翰蓝侬》（2004）里：
“一颗红豆 为何 想单挑这宇宙
都要 怪你 在我心中播了种
一把 吉他 就想对抗万千炮火”
《披头时代 （The Beatles: Eight Days A Week ）》里，记录了1960年间披头们大量演出，在各地造成轰动，这预示了往后摇滚乐迷的疯狂崇拜。而这个时代的五月天，在英美的媒体，留下“华人披头四”的篇幅。从台湾每次未演先轰动的抢票攻防战，一路唱到伦敦温布利体育馆和纽约麦迪逊花园。在遥远城市开唱的时候，场地的周遭总会突然成为黑头发黄皮肤人们的集散处，成为和当地社会比例迥异的小小平行宇宙。
音乐文化的流动多向，但不代表全球音乐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势均力敌。五月天的演唱会，总是不厌其烦地在大萤幕上打出歌词，而透过这隐蔽的语言，正如班乃迪克・安德森写道，“想像出一个团契的群体”，梦想着未来，也恢复着过往。尽管移入社会（host society）的主流族群，大多不知情、也不介意这体育馆里的人为何疯狂，但全球新兴的演唱会经济，亦步亦趋地跟着离散人群的足迹。
全球化与在地化，其实在五月天的故事里肩并肩。随着年月，他们渐渐也在许多地方留下传说，包含今天的七号（大安）公园。这些有形无形的“文化遗产”，也许有一天，也会变成众多乐迷和策展人呼喊、追随、召唤的对象。也许今日的利物浦，会是明日的台北。当未来音乐转变成没有重量和外壳的数位档案，我们要把什么样的音乐故事放进博物馆里面？五月天自己也唱着：
“在我的时代 还有唱片行
如同博物馆 装满了希望
披头与枪花 爱情和忧伤
永远骄傲 高唱”
他们永远骄傲地高唱，但听的人流动、颠覆、成长。于是，披头四启发五月天，五月天听披头四且唱着关于披头四的歌。有些听众因为听着五月天，而听见了披头四，五月天的披头四。
谁的披头四？
披头究竟是谁的披头？能够代表谁的文化？当我们急着把他们放进利物浦洞穴俱乐部（The Cavern Club）展览柜里，不妨想想，披头四在过去50年，还不知不觉去了多少另类的地方。在跟随他们之时，不要忘记世界上其它的角落，有些音乐用不同形式被聆听着。
《花椒军曹》50年后的今天，他们仍是披头四，但也可以是我、是你、是花椒军曹与寂寞芳心俱乐部。是“此地”一个港口城市从衰败的经济里尝试振作的希望；也是“他方”一场革命之后对于自由追求的象征。2017年，披头四是谁的披头四？就像是《花椒军曹》的封面一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本该是充满形形色色的脸孔；而问题的答案，本该众声喧哗、百花齐放。
（ 林真宇，英国利物浦大学流行音乐中心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