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局势风物读书时间

阿富汗的女性真的自由了吗?读《在希望与恐惧之间》

以镜头摄下阿富汗的两股相反面向,然而社会仍未准备让女性自由...

Christina Lamb

刊登于 2017-04-22

#读书时间

在27岁的法尔昆达.马利克扎达(Farkhunda Malikzada)的丧礼上,她的亲友与女权活动人士扛着她的棺材。法尔昆达因被人指控亵渎可兰经,遭群众殴打致死。
在27岁的法尔昆达.马利克扎达(Farkhunda Malikzada)的丧礼上,她的亲友与女权活动人士扛着她的棺材。法尔昆达因被人指控亵渎可兰经,遭群众殴打致死。

在这张照片中,阿富汗的女性打破传统礼俗,勇敢地抬着被暴民焚烧致死的27岁法尔昆达.马利克扎达(Farkhunda Malikzada)的棺木。照片传递出了和莎翁戏剧相似的力量。这些女性身穿黑袍,面色痛苦,她们围成一圈,拒绝让愤怒的穆拉(mullah,译注:对伊斯兰教教士的尊称)进入她们之中,她们唤起了来自整个阿富汗,甚至来自全世界的声援。

国际人权组织数次把阿富汗列为世界上女性最难以生活的地方之一。

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名阿富汗女子在首都的市中心被一群成员多为年轻男性的暴民毒打、焚烧、用丰田汽车辗过,最后被丢进了喀布尔河(Kabul River)中。这起事件让众人看清了,在塔利班政权结束后,阿富汗的改变其实微乎其微。该事件发生时,一旁的群众──其中包括了警察──有的冷眼旁观,有的录下这起暴行并上传至脸书。影片里的法尔昆达满脸血污,不断试图想站起身。

在本书中,宝拉.伯朗斯坦的照片生动地描绘出了阿富汗女性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面向。在后续的照片中,我们会看到热切地排着队等待投票的女子、在学校积极参与英文课程或开心地玩滑板的女孩。在这座城市里,女孩能参与自行车队,女人可以成为企业家、嘻哈歌手或者警察局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因难以忍受被迫结婚的痛苦,而选择逃离的女孩,我们会看到觉得生命太过绝望而选择点燃自己的女性,与她们被火灼伤的躯体。国际人权组织数次把阿富汗列为世界上女性最难以生活的地方之一。

《在希望与恐惧之间:阿富汗的战地与日常实境》

出版时间:2017年3月
出版社:野人
作者:Paula Bronstein
翻译:闻翊均

“我们现在看到的阿富汗有两个相反的面向,”阿富汗女性网路(Afghan Women’s Network)的执行董事哈西纳.萨菲(Hassina Safi)说,“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去年的努力,有更多女性被晋升至更重要的职位。但在另一方面,女性缺乏安全的保障,我们看到许多在外工作的女性被有计划性地杀害。”

女性处境的好转便等于自由了吗?

西方领导人过去时常提到,阿富汗女性所受到的压迫是导致911事件后塔利班政权被推翻的主因之一,但现在不少人已遗忘这件事了。乔治.布希(George W. Bush)在2002年1月发表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时表示:“上一次我们在这间房间见面时,阿富汗的每位母亲和女儿都还被困在家中,禁止去工作或上学。现在,女性已经自由了。”

自从塔利班政权结束后,已过了14年。这14年间,我从未间断往返阿富汗报导当地新闻,在这期间,我看见女性的处境明显好转。塔利班执政时曾严格执行伊斯兰的教义,女性不得工作、前往市集时必须要有男性亲属陪伴、不得穿着白鞋、不得大笑出声。她们被迫戴上的那些宽松蓝色布卡变成了女性被压迫的象征,她们会因为擦指甲油或涂唇膏而受到殴打或者抓去坐牢,女孩子也不准去上学。

现在的阿富汗市集里处处都有女性的身影,街上一列列女孩子骄傲地背着书包前往学校,这些景象总是会让我微笑。根据统计,八百万名阿富汗学童中,有两百四十万名女孩。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童人数在2004年为4000名,到了2012年成长到12000名,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年轻女性。

就连在最遥远的村庄中,女人的生活也有所改变。小额贷款能够提供资金给裁缝与养蜂等产业,让从未接受教育、也从未进入过职场的女性也能养家活口。

一名女孩透过雾濛濛的窗户看向餐厅内,希望能拿到残羹剩菜。她在放学后出来乞讨,以贴补家用。
一名女孩透过雾濛濛的窗户看向餐厅内,希望能拿到残羹剩菜。她在放学后出来乞讨,以贴补家用。

女性独立从拥有经济基础开始

萨曼甘省(Samangan)是阿富汗最贫困的省份之一,那里是一片不毛之地,由泥土所建造的村庄像远古遗迹一样融入了山脉之中。在村民为了逃离战争与贫穷而离开之后,不少村庄就此被彻底遗弃,成为鬼村。在一座名为阿西阿巴德(Asiabad)的村庄中,我很讶异地在一栋房子外看到一头牛和一辆黄白相间的出租车,更令我惊讶的是,这头牛和这辆车的拥有者竟然是一名女子。

55岁的库布拉(Kubra)像多数阿富汗女性一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老,她的皮肤粗糙而带有皱纹,但她依然精力充沛,她不断像风车一样挥舞双手,又黑又圆的眼睛炯炯有神。她带我进入一间粉红色墙壁的房间,里面用缎带和金币装饰得像藏了宝藏的宫殿一样,在房间的正中间,一台中国手动缝纫机占据了最显眼的位置。

库布拉的故事非常典型,她的父母在她13岁的时候,就因为养不起她把她嫁出去了。她生了11个小孩,丈夫是一名自给自足的小麦农夫,只要不下雨,作物就会歉收,因此,他们一家人常常过着每天只能吃一餐,甚至只能喝茶充饥的日子。在塔利班政权垮台后,英国慈善组织“阿富汗救援(Afghanaid)”的工作人员来到了这个村庄。阿富汗救援已经在这个区域运行30多年了,他们提供缝纫训练,而后借给库布拉8万阿富汗尼(约1300美元),让她购买缝纫机与布料。

“我日夜不分地工作,这样才能再买一台缝纫机。”她说。她把自己新学会的缝纫技巧教给其他人,到后来,村庄中有60名女性学会了缝纫,她们很快就接到了其他村庄用于婚礼与销售的订单。“现在我的收入已经比我丈夫的收入还多了!”她露出满口金牙大笑着说。

“现在,男人必须接受女人也能外出的事实,我的女儿们可以去学校上课,有一个女儿甚至找到了一份工作,要在选举的时候去统计票数。”

这些女性组成了一个储蓄小组,合资租了一间店面,均分利润。库布拉把她的那份钱存下来,买了一头能生产凝乳的牛,再用贩卖凝乳赚来的钱替缝纫小组买了一辆车,同时把这辆车提供给她儿子当作出租车赚钱。最近她又买了第二辆出租车。“我正在慢慢爬往更上一阶了。”她一边大笑一边曲起手指做出爬梯子的样子。

掌握经济权力也带来了其他影响。“之前我根本不能自己去市集,”她说,“女人也不可以跟男人坐在一起。现在,男人必须接受女人也能外出的事实,我的女儿们可以去学校上课,有一个女儿甚至找到了一份工作,要在选举的时候去统计票数。”

库布拉还会帮社区里的人注射结核病疫苗与小儿麻痺疫苗,她说她从一部影片上学会了注射疫苗的方法。“虽然我不认识字,但是我很擅长靠头脑解决问题。”她说。

她告诉我,她们村庄的女性已经知道何谓独立自主了,她们未来绝不可能放弃这种权利。“要是塔利班还想回来,就算我们没有武器,我们也会用我们的力量反抗到底。”她信誓旦旦地说。

2014年3月31日,女性群众在阿富汗副总统候选人哈比巴.沙拉比(Habiba Sarabi)的选举集会上喝采。
2014年3月31日,女性群众在阿富汗副总统候选人哈比巴.沙拉比(Habiba Sarabi)的选举集会上喝采。

有女性的位置也不代表她们被赋权

改变逐渐走向高峰。2014年年初,阿富汗首次指派女性担任警察局长,那是历史性的一刻。杰米拉.比雅德(Jamila Bayaz)上校被指派到位于喀布尔(Kabul)旧市区的曼德埃市集(Mandayi bazzard)中的警局,那里十分热闹,市集中挤满了木头搭建的摊位,摊商在此贩卖梳子、旧衣服和小贾斯汀的海报。她与她所管理的四百名警员共同服务当地的一百五十万名市民。

“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机遇,而是全阿富汗女性的机遇。”她坐在二楼的办公室,身旁围绕着塑胶花与好几盘杏仁和开心果。55岁的比雅德是五位孩子的母亲,她说她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依循父亲的脚步,成为一位警察。

“我认为当警察是在帮助他人,而且我很爱警察制服!”她笑着说。她身穿灰色的制服,搭配上肩上银红相间的肩章和黑色的围巾让她看起来光彩夺目。在执行喀布尔第一区警力的每周巡察时,她与其他男性警员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的制服加上皮夹克、军外套和各式各样的帽子,看起来简直是一团乱。

比雅德在1980年代的苏维埃占领时期开始参与女警训练,而后在首都工作,直到塔利班于1996年9月26日入侵首都。她说她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塔利班停止了一切,”她说,“就像他们要把生命都一并停止一样。”她被殴打了两次──一次是因为露出脚踝,一次是因为在进入家门前没注意到有人在看她就把布卡拿掉。

比雅德认为她的升迁是“全阿富汗女性的胜利”。但与此同时,赫尔曼德(Helmand)与堪达哈(Kandahar)有不少女性警察受到刺杀。

在塔利班垮台后,她又回复了警察的职位,并接受了来自美国、英国与挪威的新训练。他们让她去了科罗拉多、迈阿密、纽约、杜拜、开罗,还有奇妙的西伯利亚。“在这边当警察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她说。 比雅德认为她的升迁是“全阿富汗女性的胜利”。但与此同时,赫尔曼德(Helmand)与堪达哈(Kandahar)有不少女性警察受到刺杀,此外,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受到攻击的女性人数在2014年上升了28%,但起诉案件却只有少量增加,比雅德对此不愿多做评论。

虽然新的阿富汗法规明文规定女人能享有平等权利,且应受保护免于暴力威胁,但实际上很少会有人执行这些规定。女性通常会被当作次等人,10个女人中就有9个曾受到侮辱。联合国于2015年4月的报告显示,阿富汗的司法审判依旧让女性失望,在涉及对女性施暴的案子中,只有5%的施暴人会受到惩罚。

问题无法解决的原因在于阿富汗依旧是男性掌控权利的国家,且男性的态度并未改变。阿富汗国会有1/5的席次是保留给女性的,而美国公布的美国国会女性议员比例则是18.5%,换言之,阿富汗国会中的女性比例较美国还高,但虽然如此,阿富汗的女性国会议员说,她们的权力其实十分渺小。

在2013年,女性在阿富汗全国法官人数中占了8%,在检察官中占了6%,在律师中占了不到20%。多数女性法官都在喀布尔工作,而在非首都的省分中30名检察官之中还不一定有1名女性。在2014的总统大选中,虽然有不少女性参与选举集会并投出有效票,但9位总统候选人都不是女性。

事实上,9位候选人中,有6位都是十分蔑视女性权利的军阀。

值得庆幸的是,最后的赢家是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他将女性权利与平权视为总统竞选的核心政见之一。他任命4位女性成为内阁,支持他的妻子鲁拉(Rula)在公众场合露面。鲁拉是来自黎巴嫩的基督徒,她经常为阿富汗的女性权利发声,并设置了第一总统夫人办公室。加尼总统最近甚至开玩笑说,阿富汗有可能会比美国还早选出女性总统。

一名母亲带着两名小孩从洞穴中的居所向望外。许多家庭为了逃离塔利班,流离至被摧毁的巴米扬大佛旁的洞窟中避难,除了这里,他们已无处安身。
一名母亲带着两名小孩从洞穴中的居所向望外。许多家庭为了逃离塔利班,流离至被摧毁的巴米扬大佛旁的洞窟中避难,除了这里,他们已无处安身。

社会还没准备好给女性位置

我们暂且不谈加尼总统的华美文字,阿富汗其实能轻而易举地令人陷入沮丧。喀布尔、赫拉特(Herat)和其他几座城市都充斥着庇护所,里面挤满了逃离逼迫婚嫁的女孩。阿富汗的婚姻中有60%都是逼迫婚嫁,刚满9岁的女孩就有可能被当作化解仇恨的筹码送出去,或者成为鸦片新娘(opium brides)拿去抵债。在一个寒风刺骨的一月早晨,我认识了一名女孩,她想要和日复一日用缆线和皮带抽打她的先生离婚,并因此被迫放弃她5个月大的婴儿。

近年来最可怕的故事发生在21岁的拉尔.比比(Lal Bibi)身上,她是昆杜兹(Kunduz)一名牧羊人的女儿。在2012年5月,她被当地的4名警察轮流强暴长达5天的时间,只因为其中一名警察之前与拉尔.比比的堂兄吵了一架,他们想要借此报复。令人难过的是,这样的故事在阿富汗屡见不鲜,通常到了故事的最后,被强暴的女性会被视为耻辱,无法结婚,还有可能会被逐出家门,只能住进庇护所。而那些强暴犯则无人问罪,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拥有枪的男性几乎等同于拥有所有权力。

不出所料,拉尔.比比最后也住进了庇护所,因精神崩溃而无法说话,但令人意外的是,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祖父──竟为了她挺身而出。拉尔.比比在庇护所里认识了玛莉.阿克拉米(Mary Akrami),她是一位女权活动人士,负责管理阿富汗女性技能发展中心(Afghan Women’s Skills Development Center),也是在阿富汗创立庇护所的首批女性之一。拉尔.比比在家族的支持与阿克拉米的帮助下,与家人勇敢地进入了喀布尔的法庭。在2012年11月,他们创造了历史性的一刻,成功让强暴犯获判有罪──这个判决让全世界的人权团体都欢欣鼓舞。

“那时候女性根本不能出门,现在她们连法院都可以进去了。”阿克拉米说,“但是拉尔.比比的例子告诉我们,社会还没有准备好。”

对多数人来说,这个故事就到此结束了。在法官宣判60年有期徒刑后,警察队长指着他们的脸大声喊道:“我总有一天会被放出来,到时候我会好好处理你们这些人!”拉尔.比比与家人因受到惊吓,选择留在喀布尔受阿克拉米的庇护。在2014年,拉尔.比比的祖父去世,他们因此举家回到村落中。几个小时之后,拉尔.比比的父亲就被警察队长的人逮捕,而后被诬告杀人。他就此被关进了监狱,而拉尔.比比的家人又被迫回到躲躲藏藏的生活。

玛莉.阿克拉米是率先发声的人之一,她认为女性的生活比起塔利班政权时期已经有了长足进步。“那时候女性根本不能出门,现在她们连法院都可以进去了。”阿克拉米说,“但是拉尔.比比的例子告诉我们,社会还没有准备好。”事实上,玛莉.阿克拉米每天都会受到不少威胁,这种压力对她的健康状况造成了伤害,她的丈夫曾恳求她留在家里,但阿克拉米拒绝放弃。“只有我们能起身对抗掌权者,”她说,“我们不能放弃。”

阿克拉米和其他女权活动人士担心,西方掌权者会因为急着要离开,而忘记他们曾经答应要让阿富汗女性自由的承诺。阿克拉米等人非常害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军队离开这个区域后,女性会遭到怎样的对待。阿富汗女性网路的哈西纳.萨菲表示:“大家必须理解,我们争取到的权益其实非常脆弱,我们还十分需要帮助。”

一名住在巴米扬洞窟的阿富汗女孩坐在巴米扬大佛的废墟前。巴米扬大佛于2001年被塔利班炸毁。
一名住在巴米扬洞窟的阿富汗女孩坐在巴米扬大佛的废墟前。巴米扬大佛于2001年被塔利班炸毁。

西方的承诺不过是一时兴起?

距离杰米拉的警局不过数英里之遥就是喀布尔体育馆,塔利班政权曾把这里当作公开对女性施行鞭刑的场所。体育馆内有一间昏暗的房间,里面的景象出人意表:十多名女拳击手正在一边练习对打与打拳靶,一边大笑着互相取笑,她们的目标是201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里本来有25名女拳击手,原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每月100美金的补助以及国际援助的交通运输,但现在援助金已经耗尽了,她们所能拥有的只有这个房间以及拳击手套,所以,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已经放弃了。

阿克拉米说,阿富汗所有的女性运动都曾收到西方的捐款援助,但现在外界对阿富汗的态度转为兴致缺缺,这些资金也跟着消失殆尽。“我相信女性权利是国际议题,不过,虽然全世界的女性都支持我们,但我认为此时此刻的我们其实是孤立无援的。”

喀布尔河边的纪念碑成为了阿富汗女性的圣地,同时也提醒着外界,记得你们曾给过的承诺。

有些人希望可以透过法尔昆达.马利克扎达的悲惨故事再次唤起国际的注意力。阿富汗人在喀布尔河边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在2015年3月的那个星期四,法尔昆达就是从那里被丢入河中的。她在此处结束了年轻的一生,也结束了包括当老师在内的所有梦想。这座纪念碑成为了阿富汗女性的圣地,同时也提醒着外界,记得你们曾给过的承诺。

克莉丝汀娜.拉姆(Christina Lamb)自1987年开始往返阿富汗,是一名赢得多项奖项的英国记者,同时也是一名畅销作家。她最新发售的一本书书名为《喀布尔再会:从阿富汗至更为险恶之地》(Farewell Kabul: From Afghanistan to a More Dangerous World,于2015年由柯林斯出版公司(Harper Collins)出版)。

编按:标题与小标为编辑所拟,原文标题〈阿富汗的女人们〉,为摄影集《在希望与恐惧之间:阿富汗的战地与日常实境》的推荐序,经野人出版授权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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