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月21日，一名印尼劳工（化名Ｅ）在民众协助下，报警遭到仲介黄小姐恶劣对待，其后被转往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安置。3月28日，台北市劳动局召开协调会，该名仲介不满协会成员录影，对其拳脚相向，并事后在个人脸书上炫耀。
老实说，在“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工作人员被打事件”刚发生后不久的现在谈论仲介问题，很难不想到这位在脸书坚称自己在这个聘雇关系里是“雇主”、在“外劳仲介从业人员交流团”脸书社群里自表有26年仲介资历的黄小姐。
黄小姐是有仲介背景的“雇主”，那为什么在这个争议的发生及处理过程中，她的仲介形象会重于她的雇主形象？除了她跟本案移工 E 说她是“雇主兼仲介”外、除了她每个月从移工的薪资里扣1800台币（约港币450元）的（仲介）服务费外，说起来，连这样的问题，都与现存的制度有关。
台湾的大部分移工，特别是家务移工，从来台前获得工作机会而签下一堆不给细看、无法拒绝的文件开始，一直到抵达雇主处，都无法确知遇到的人叫什么名字。例如，契约上的雇主，是被告知的“太太”还是“先生”？被照顾者，是不是就是契约上“被照顾者栏位”上写的名字？移工或许可以知道仲介公司里的翻译叫做 “Cindy”、那位不会说移工母语的服务人员是 “Ms. Huang”，但是却难以知晓这些人的中文名字。除了名字之外，住址跟契约上是一样的吗？除非他们待得够久，否则很多时候，确认名称与人的关联、确认中文与英文的对应等等，都得花一番功夫。
而在黄小姐的这一个聘雇关系里，更有其个案的特殊性──在劳动部的“外劳动态查询系统”里，这名黄小姐其实是“被看护人”，而“雇主”栏位里的名字是“黄郭XX”，看起来或许是黄小姐的长辈。更重要的是，这个聘雇关系里，没有仲介。那么，本案劳工 E 每个月被扣的1800元，是谁拿了呢？黄小姐在协调纪录“雇主主张”中第一点所称，“因劳方工作无法胜任导致被看护人病情恶化后往生”，如果黄小姐自己是被看护人，往生的又是谁？以上这些情况，涉及就业服务法第5条、第34条及第54条等相关规定，或甚至涉及刑法“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部分；连主管机关都不察且无作为，如何期待一名转换到黄小姐家没几个月、没有劳动契约、无法阅读中文的家务移工可以理清呢？
除了个别聘雇关系中的信息，移工无法得知确实外；如最近修订的就业服务法52条（3年不用出国1日）与劳基法砍7天假等相关法令修订，以及仲介的违法纪录、营业停业信息等等，政府也从来都不对移工提供母语服务，使他们难以取得跟自己权利事项相关的信息，更加强了蓝领移工聘雇制度对蓝领移工的歧视和权力的弱化。
透过台湾政府设计复杂的跨国蓝领移工聘雇机制而取得立足空间的（国内外）仲介，除了在结构上是聘雇关系成立与否的关键角色外，不论对雇主或对移工，透过信息的掌握，更坐实了强大的控管权力。“知识就是力量”，在台湾移工制度里，被仲介负面落实地非常透彻。而这，就是移工很好被控制的结构性面向之一。
“你请移工会在意仲介对移工好坏吗？”
在“本会工作人员被打事件”发生后，网络上众多正反留言里，有句话其实问得很深刻：“你请移工的时候，会在意仲介对移工好坏吗？”
在跨国求生的劳动者多如过江之鲫时，“掌握聘雇名额为大”的“资方主场”情形下，营利为目标的仲介业者，就算赚的钱都是来自劳工，也多以讨好资方、争取“聘雇名额”为重点。产业移工的市场生态中，不乏花钱打点雇主关系的仲介业者，下从领班、科长，上至人事、经理，听说一个（移工）人头花10000元台币打点已是基本价。在面对劳工的替代性相对较高的产业资方而言，“会在意仲介对移工好坏吗？”；就算移工“期满后必须回国1日”的规定已取消，原本就被仲介打点好的企业主，会在意出国一趟就是被仲介剥一次皮的移工权利？“会在意仲介对移工好坏吗？”
另一方面，面对政府长照资源不足、无力照顾家人，而选择聘雇移工的雇主们；这些营利为目的的仲介业者，“提供一个任劳任怨、乖巧受控的家务移工”，便是掌握“聘雇名额”的主要手段。正如我们在选购商品时，会在意商品的实用、美观、价格，很少会在意制造商品的劳工和运送商品的快递人员的劳动条件；我们在搭乘大众运输时，会在意票价、舒适、时间和安全性，很少会在意司机的劳动条件；我们在为家人选择教育机构、养护机构时，会问机构的服务项目、会看机构的硬体设备，也很少会问机构的劳动者──教师、社工或看护人员的劳动条件一样。我们长期被训练为“消费者”，很少会意识到自己其实也是“劳动者”，进而在消费的同时关心并考量劳动者的权益。
因此，“仲介费超收了吗？”、“清楚告诉移工工作内容了吗？”、“告诉移工相关义务的同时，也告知移工权利了吗？”等等问题，在家庭类雇主同时得面对工作及家庭照顾压力时，恐怕也无能“在意仲介对移工的好坏”了吧？
当掌握“聘雇名额”是仲介从移工身上赚取高额仲介费及服务费的必要前提时，仲介业者会站在付钱给他的移工方面说话？或者会站在雇主方面说话？不言而喻。在台湾仍充满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歧视，以及对蓝领移工的阶级歧视下，再加上政府缺乏处理这种向资方倾斜的蓝领移工聘雇制度，长期在这样的权力关系里培养出来的仲介业者，何以能尊重移工？
不是每个仲介、雇主都是坏人
我们遇过宁愿自己麻烦也要为移工争取基本权益的雇主。有个人雇主将“掌握名额”的优势转成为移工要求降低仲介费的筹码；也有较有余裕的企业雇主，选择走程序琐碎的“直接聘雇”，为移工省下一大笔仲介费。
当然，有少数仲介人员，会在媒合前为劳雇双方说明义务与权利，也有仲介在移工遭遇不当对待时，为其争取合法权益。然而，也有仲介业者向我们表示，就算有新进仲介业者有心改变仲介圈对待移工的恶习，但在仲介公司必须获得仲介公会“认可”的“紧密关系”下，常常不得不“委屈求全”。
这位我们坚持对她司法究责、踹人打人不手软的黄小姐，或许有她个人道德品行上的问题。这样的个人行为，应该也非仲介、雇主中的多数。但是，为什么要公示此案例于众，主要想揭露的不仅是黄小姐的个人问题，更想揭露的是，养成“将‘动则威胁打骂的行径’引以为傲”的仲介业氛围，以及仲介得以透过其寡占市场的结构特性，要求其他仲介封杀申诉劳工等等作为，得已附著的暴力结构问题。
因为仲介业以营利为目的，所以除了众所皆知的高额仲介费、不服务也收费的服务费，以及巧立名目的各种收费所造成的、较显而易见的剥削问题外，加上政府不提供充分信息，也造成移工更弱势的处境。
最重要的是，输入及输出国政府，前者为解决国内资方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以及长照服务提供不足的压力；后者为解决国内失业率的压力。双边政府以国际间“政治经济不平等”和“工作机会的供需不平等”为基础，建立廉价劳动力输出入政策，造成了利益导向的仲介业者必定偏颇资方的结构性问题。
这些看不见的暴力及纵容它存在的结构，已大量充斥并威胁着蓝领移工的工作权及安心生活的权利。所以有雇主会在移工职灾受伤后，持续住工厂宿舍、就医复健时，举报他逃跑后再要警方到宿舍抓他，并在检察官面前表示：“劳工可以告我（业务过失伤害），为什么我不能举报他逃跑”；也会有仲介在看见被雇主╱仲介软硬兼施地奴用14年后，认为这位移工出面申诉是因为赚饱了想回家；更不乏像黄小姐这样的仲介业者，认为自己所有的作为都是“替天行道”。
看得见的暴力，事小；背后，看不见的暴力及结构性暴力，事大！
（吴静如，台湾国际劳工协会成员）
注：借此重申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多年来的诉求：给予劳工安全且能够自我保护的制度。一、废除私人仲介制度，避免非法剥削与隐藏其中的暴力横行。二、修改蓝领移工不能自由转换雇主的规定，让移工在感知劳动场所危险或是雇佣关系不和睦时，有权主动终止雇佣关系，并寻找新的雇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