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片段。](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7/03/9a2dd0fbeb5b47df89e7289530e99c5f.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科技代价》(Death By Design)是美国女导演韦苏(Sue Williams)的第六部纪录片,聚焦产品迅速普及生活、并引起一股股消费热潮的中美电子产业,其生产和废弃回收过程中,人与环境如何受害至死亡——而且就像电影英文名说的那样,这种死亡是人为预设的(by design),而非因为疏忽或失控。
3月22日,这部2016年成片的73分钟电影在香港大学放映,韦苏出席了影后座谈会。
韦苏与中国渊源甚深,她的祖母是生于中国的白俄罗斯人,母亲是在中国长大的英国人,从30年前开始拍摄纪录片,韦苏的镜头就一直对准中国。
上世纪80年代末,韦苏拍出了第一部作品《革命中国》(China in Revolution),讲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共建政的中国革命历史;之后是聚焦1949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毛泽东时代》(The Mao Years),和1976年到1997年的《生在红旗下》(Born Under The Red Guard)。1998年到2001年,时任总理朱镕基启动3年国企改革计划,搅动了整个中国社会,韦苏将镜头对准了10个中国人在这三年大潮下跨世纪的命运。这部作品就是《赤字中国》(China In The Red)。
时隔十年,韦苏找到的新题材关于中国,又不止中国。
2011年,韦苏认识了马军。马军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的创办人,2006年向公众发布他领头绘制的中国首个“水污染地图”。2010年,IPE 发布首份《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其中点名28家企业的供应商有污染或者违规排放。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回应了 IPE 发出的信函,除了苹果。以保密为由,苹果拒绝提供供应链、供应商相关的信息。
韦苏本来想拍一部关于马军的纪录片。然而随著对国际电子产业流动的了解深入,她发现“中国的生态环境到了什么地步?有三亿居民没有纯净的水源,如今60%的地下水已经不适合饮用”,“当涉及公共健康的时候,你不能说:这是公司文化,公司规定我们不能讨论。然后就闭口不提。”
之后,韦苏驱车前往美国硅谷,前往中国,抽丝剥茧地“发现这个产业的秘密”——在酷炫的科技产品“升级消费”的另一端,是吞噬工人健康、乃至生命的工厂,是大量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电子废物,是落后的废物回收造成的空气、水源、土壤和人体污染,是汗,是血。
硅谷之凶:防护措施是为了保护产品,而不是工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半导体产业开始在硅谷蓬勃发展。纪绿片中的当地居民说:“这些公司觉得它们能选择在这里落脚是居民的荣幸。”
但实际上,“半导体产业使用大量有毒的原料制造成品。但是那时的防护措施,是为了设计保护产品而不是保护工人的”。 一位曾经于 IBM 在圣何塞(San Jose,加州旧金山湾区南部城市)工厂工作的女性员工,在没有被通知及没有效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工作时长期暴露在氧化铅中——她生下的孩子患有天生的成长障碍,成年之后智力水平却依然停留在3到4岁,时时刻刻需要她陪护。
![纪录片片段。](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7/03/230e2dc7457f47ed93b8c1d7c831fe72.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在IBM的内部资料“员工死亡原因名单”中,因癌症而死者达到3.3万人。“脑癌,淋巴癌,皮肤癌”的发病率异乎寻常地高。为这名女工起诉 IBM 的辩护律师表示:法院认为这份名单可能会干扰判断,于是决定不采用为证据,即使这在她看来已经是“再明显不过的证明”。虽然多位前员工起诉 IBM 的案件均以败诉告终,但是律师认为,“终归是有用的,因为自这些官司后,IBM 开始积极地与前员工达成庭外和解。”
然而当韦苏问到案件和解的具体细节时,律师只说“关于这个,我什么都不能透露。”
韦苏追问:“保密协议也是达成庭外和解的条件之一吗?”
“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事情解决了,就是这样,”律师重申。
暴烈代工:坠楼的一瞬,他们脱离流水线的绝望
在太平洋对岸,中国大陆各地为苹果代工的富士康工厂里,工人们面对的潜在致命伤害比癌症短促暴烈得多,其中最为震动世人的是在厂区内自杀,其中大部分是坠楼。
作为苹果最大的代工厂,市场庞大的需求在富士康意味著长时间重复的劳动。在3月22日的影后座谈会上,韦苏说:“一个人不能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6、7天,日复一日地干重复的活,你的身体受不了,就这么简单。”
不仅是身体,在富士康的企业文化中,员工有严格的等级,级别高的员工可以辱骂级别低的员工,叫做“吊”。在这个体系中,自杀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疲劳和收入,也因为心理压力,自信心,自我尊严和对未来希望的丧失。
2010年是最为惊人的一年,1月到11月,大陆多地富士康工厂至少发生了14宗员工坠楼事件,有疑因过劳,有疑因情困,更多至今没有找到原因。
田玉是这14名员工之一。她在深圳富士康的宿舍楼跃下的时候,才17岁。
那天是2010年3月17日,田玉入职的第37天,在前36天里,要上工的日子,她每天重复2880次同一个动作:查看产品屏幕有无损坏。她没有结识到任何老乡,也消费不起深圳的繁华:一个多月没领到工资卡的田玉在厂区几个办公室被“踢皮球”,最终身无分文地步行14公里回宿舍。第二天,她从宿舍楼四楼一跃而下,没有死,但三条脊柱和四处髋骨骨折,同时左腰部以下瘫痪,直到2011年年底,240天康复治疗结束,她才做到穿上截瘫步行器,一次可走100多米。
![纪录片揭露中国高科技电子产业下,劳工恶劣的工作环境。](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7/03/a0a9578c58fc4fcda59d4dfb723d5f26.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当时就是很绝望,”韦苏的镜头里,田玉用这样7个字总结自己跳楼的原因。
“那现在对以后有什么打算吗?”采访者问。
“没有,就这样吧,”田玉用手转著轮椅离开了。
“就给了点人道主义赔偿,人道主义...呵,不说了,不说了…” 田玉的父亲还是没能掩盖他眼角的一点湿润。富士康给了田家18万人民币,并在2010年10月将田家父女送回了湖北老家。政府为了防止田家与外界媒体接触,一度对他们进行了监控。
“这些工厂塑造了一代年轻人,”映后,一位观众这么评价。每天,数以百万计的年轻劳动力在庞大的厂区门口排著队,等著上工。十几二十岁,他们就在工厂里学会一门高度细分和专业化的技术——然后重复。这些技术在别的地方没有任何用处。最终,他们成为了流水线上微不足道、而且可以被随时替换的一小部分。“当他们超过三十岁时,也许会被年轻人替换掉,这是一个悲剧。他们失去了未来。”
物欲焰火:工厂爆炸后,沸腾的是“迟出货、要涨价”
如果庞大需求导致的重复劳动只是日常,新货浪潮带来的需求高峰则可能带来更加大规模的杀伤——不只是个人的替换,而是工人作为一整个群体,在产量与安全的天平上被忽视。
2011年5月20日,成都富士康工厂 iPad2 生产线的抛光车间,发生铝粉爆炸事故,当时 iPad2 面世才2个月多,市场疯抢到断货。全力赶工的抛光车间里,铝粉尘聚集在空气导管中,被电开关引爆,可怕的大爆炸在雨天夺走了至少4名工人的生命,18人重伤。画面里,伤员被抬上救护车,黑烟仍在不断往外冒,工厂外黑压压一片年轻工人拥挤著,一时不知去向何方。
爆炸发生当天,苹果公司发表声明,称对悲剧深表哀伤,正与富士康紧密合作查明原因。而韦苏在纪录片中采访的一位专家指出,在研发和销售的那样高收益的产业链上下游,苹果“对自己的供应链有严格的控制。不能把责任全推卸到代工厂的头上。根源还是在于他们对代工厂提出的要求。”
发生爆炸的成都富士康,2010年10月才投产,之后半年内就完成的第一代和第二代 iPad 生产线的组装,2011年的产量计划翻倍到4000万,到2013年,更要到1亿台。170万平方米的厂房全部建成投产之后,全球三分之二的 iPad 都将在这里生产。到2013年10月,苹果宣布,自 iPad 问世以来,累计售出了超过1.7亿台,之后两年,又卖出了1.43亿台。
苹果为成都的事故成立了调查组。然而,2011年12月,上海一家为 iPad 外壳进行加工的工厂又发生铝粉爆燃,61名工人受伤送院。而每一次爆炸之后,事故调查的详细报告都石沉大海,工人的后续人生乏人问津,而 iPad 推迟出货和要价更高的消息却沸沸扬扬。
污染转移:在美国不可能做的事,在中国都可以做了
除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越来越多承担电子产品的生产,发展中国家的村镇,当地的土壤、水源、空气和居民,也越来越多地承担电子废物的污染和毒害。
1980年末,美国国会通过《综合环境反应补偿与责任法》,俗称“超级基金法”(Superfund),公司须为造成环境污染的土地承担无限期追溯的责任。硅谷成为了超级基金法规管范围内,有毒物质浓度最高的地方,美国环保署在硅谷指定29处需运用该法处理污染的土地。
韦苏的纪录片显示,这些工厂想到了一个天才的办法来处理有毒的废弃物:把废弃污染物装在铁桶里,统统埋到硅谷的地下。然而他们这么聪明,却没想到那些废弃物有腐蚀性,早已经腐蚀了容器,渗透进了这里的土地和地下水。
虽然这些公司已经投入巨款治理被污染的土地, 然而要基本清除土地中的有毒及污染物,需要漫长的过程。“不是几年,甚至不是几十年,需要几百年,”韦苏在纪录片中说道。
![电影其中一个调查可见中国许多电子工厂排放有毒化学物质在湖泊和河流中。](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7/03/58ba947420754283941b3f35d3e99e2b.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瑞士巴塞尔开会,通过了《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90年3月22日,中国在公约上签字,1992年5月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2000年,中国禁止电子废物进口贸易。但对电子产品的庞大需求、废物进出口及回收规管不完善、环境和工人权益保护弱,使得欧美电子废物源源不绝地——多以非法方式——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多国,进入那里的土壤、河流和人体。
“这些跨国企业在决定将产业转移到中国来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韦苏在纪录片中说,“而事实确实如此,通过产业转移,他们躲过了环境治理的成本。突然之间,在美国不可能去做的事,在中国都可以做了。”
分层受害:在中国烧垃圾,还是会在美国吸入重金属
撑著小船在流经中国深圳和东莞的茅洲河上,河水已被污染得浑浊且泛绿。一个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告诉韦苏,周围的工厂都将废水直接排入河内。“环保局来采样检查,他们就往排水管道里倒自来水,被采回去的就是自来水了,”他又说,“他们若是被发现,只需要交罚款,可是我们工作人员却要承担责任。”
不仅如此,马军提到,在中国,污染排放的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成本。“有的时候交的罚款比安装污水处理系统的费用还低,有的企业甚至宁愿一直交罚款也不处理废弃物。”纪录片里,一个来到深圳寻找代工厂的外国人,走访多家,有时被遮掩谢绝,有时看见地上泄漏的硫酸,最终才找到一家废弃物处理符合其要求的工厂。
在廉价、落后的回收厂内,缺乏知识、技术和监管的回收方法引致更加触目惊心的结果。在中国广东省汕头市贵屿镇,有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处理场,工人用极其原始的方法提取电子垃圾里尚有价值的晶片,比如用火烤、用强酸溶解……这对当地空气、水和土壤造成巨大污染。
“不到这里,我真的难以想像他们直接大量焚烧电子产品,”一位儿童医生驱车前往贵屿后,为当地儿童采血检测,发现所有儿童的血铅均严重超标,“铅是没有一个安全值的。”
对于发达国家发达地区而言,将垃圾和污染扔到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地区,可能减少了直接的环境负担,但不代表从此一了百了,完全置身事外。早在1990年,美国《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的修正案就禁止汽油含铅,但那之后,加州的大气仍能被检测出铅。经分析,这些含铅的大气几天前正在亚洲上空。
韦苏说:“就像影片末尾提到的,重金属就是重金属。你可以在吃喝时摄入它,可以在呼吸时吸入它,但重金属仍然存在,它们不会消失。你可以在中国烧掉那些垃圾,但是你依然会在美国吸入重金属。”
![中国北京,有人于街头上收集电子废物。](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17/03/b6c01e9f506a495e81684d48c853bf4a.jpg?imageView2/1/w/1080/h/720/format/jpg)
强导更替:“坏了就修”对抗“坏了就扔”
将流水线上的工人吞没的庞大需求也罢,将废弃场地的生态环境毁掉的巨量废物也罢,都离不开重要的源头,消费和浪费。
“而苹果的产品是不能拆卸的,他们在传达‘坏了就直接换一个新的,不需要维修’的意识,” IFixit 的两个年轻创始人说到,“而我们想要顾客也能轻松地维修自己的电子产品。” IFixit 正如其名(I Fix It,我来修),售卖组合好的工具包以及简要的说明,让顾客可以自己动手拆卸和维修电子产品,以期延长电子产品的使用期限。
在美国,已经有组织专门负责收集电子废品并进行专业拆分及回收。在一个整洁的库房内,几个工作人员使用特殊工具将电脑、手机的不同部位拆分开来,分类放在不同的箱子里。
“其实在这一点上,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手机是我的闹钟,我总是忍不住去看手机,我用越来越多的 APP ...事实上我也(对电子产品)上瘾了。一放下手机,世界都开始旋转,”韦苏在影后座谈上承认,“但是事实上有不少人在做这方面的创新,比如爱尔兰有一个工作室,研发了木质外壳的电脑。你可以更换或升级其中的零部件,比如摄像头或者音响。事实上有人在对应(一次性的电子产品)做很棒的设计和创新,唯一的问题就是推广和宣传。”
韦苏说:“我还是挺乐观的。我觉得如果我们更多地将这些东西展示出来,人们就会更明白电子产品背后的代价……如果没有人发声,政府就更不能听见。”
“这才是我想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