氟派瑞（fluopyram）是一支由德国 Bayer 公司开发的新型杀菌剂，本来3月15日在台湾首开茶叶上的最低残留量限制，引来一阵争议骂声；24日，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又决定暂时不更动。但这些骂声，可能让台湾丧失了一次敲门进入农药管理先进国的重要机会。
其实，台湾的农药在残毒跟毒理上的研究和管理，在世界上是相当有名，农委会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开发的多重农药残留检验方法已经开发到第五代，一次可以监测314种农药残留，可以说是台湾之光。目前，如果政府没有规定某项农作物的农药残留量，就是在方法规定的侦测极限（注一）内不能被检出，否则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
农药的残留量决定，会以长期的喂食实验做为参考，这个实验的目的在于了解化合物对于受试动物在怎样的剂量下可以安全无虞，毒理上称之为“无毒害剂量”。无毒害剂量经过换算之后，会得到对于人体的无毒害剂量。但是食品安全上必须更加小心的考量，因此无毒害剂量在残留量管控的实作上，通常会再除以安全系数100。这个值称做每日容许摄取量（ADI，acceptable daily intake），是所有农药残留量的天花板。
ADI 决定了之后，再依照每一样作物的每人每日摄取量算出比例。这个值就被称做最大残留容许量（MRL，maximal residue level），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农药残留量”。如果一项农药已经在很多的农产品使用，累积下来的总 MRL 会比照当初所定的取食比例换算成实际的 ADI 值，当所有的 MRL 加总之后已经达到 ADI 容许的上限，国家就会禁止这个农药在其他还不允许使用的农作物上使用。而且，由于人可能会接触的污染源包括空气、水、环境接触（包括手的接触或是从器具、衣服等方式跟身体接触）等，从食品所摄入的上限订在每日安全摄取量的 80%。这次氟派瑞的争议点是国内依据 ADI 跟试验资料算出了 6.0 ppm 的 MRL 数值，而有人反应“太高了”，但是怎样算是高还是低，提出质疑的人却很难说得清楚。
台湾国内农药管理问题
国内的农药管理都有脉络可循，同时农药残留量的标准可以当作一种非关税障碍；当某一种农药在两个国家的标准不同时，进出口的检验就必须符合双方最低的标准来进行。所以在我们参与国际贸易的时候，农民就必须依循可以保持合格的标准量的原则进行农药的使用，对于农民来说是更严格的挑战。台湾这几年出口相当多的凤梨到中国大陆，之前就被检验出含有中国大陆不得使用的氧化乐果（欧灭松，omethoate），因而被处以加强查验的处分。这些农产品新鲜不耐久储，多堵在海关一段时间产品价值就会随着大幅降低，也连带影响了贸易商的收益。
要注意的是，有残留量标准不代表农民就可以正常使用，两者并非互相挂勾，而这点其实就是我们国内管理农药最大的问题：国内的农药使用都需要经过农委会两个部门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药毒所）跟动植物防疫检疫局（防检局）的试验跟审查，才能够登记为正式使用，食药署公告的农药残留量标准，仅是在国内可以监测的标准，这个标准涵盖了国内生产、进口农产品。
然而，却有一群人整天都在盯着食药署的公告看，这群人不是贸易商、农民，也不是食品管理机关，而是某些农药商。因为国内管理农药的漏洞，造成政府在检查农民有没有违法使用农药，都是采取终端检验的方式。而不肖的商人只要看到某一个药剂仅仅因为风险管理原因增加了残留量标准，而没有公告可以使用时，就会借此跟农民推销，谎称政府已经核准使用。若农民没有受过良好的农业规范教育，很容易就听信这些农药贩卖业者的话来违法使用农药。
防检局之前也想透过电子管理系统，管控农民购买农药的种类和使用对象的记载（很多农民因为只听农药行指示，买了一堆根本不需要用或不能用的药），借此提高农民正确跟安全用药的能力，并在发生纠纷时提供佐证资料，但是遭到很大的反对声浪，最后仍在很辛苦的推动中；现在已经在立法院准备立法的植物医师法，也打算规定未来在农药的使用上，要有植物医师所开的处方笺，类似我们去医院看病必须要有医师处方才能去拿处方用药一般。而这次的事件主角“氟派瑞”，已经通过防检局的药效试验可以核准使用；结果农民依照政府的规定使用之后，却没有最终的残留标准可以参考，这不是荒谬至极吗？
使用农药的改革方向
那为什么要开放新药或是新范围？农药不是应该要渐渐限缩使用吗？
农药的用途是为了协助农民防治病虫害，维持产量跟品质而存在。农药的演进从以往的剧毒药剂，慢慢演进针对个别昆虫、病害的特点加以防治，并降低对人体的影响层面，这是国际上的大趋势。当一般的消费者在烦恼自己吃了多少农药进了肚子，可能会造成什么危害时，退个一步想，要担心的应该不是消费者，而是直接喷洒农药的农民。吃下肚的农药浓度可能以几个 ppm （百万分之一）计算，还要经过胃酸的影响才可能被吸收；相对的，农民实际在喷洒的时候可能是接触数百或是上千个 ppm 的浓度，而且防护方式做得不好时，可能药沫就直接从眼睛、皮肤、鼻腔黏膜等地方进入体内。
开放更多低毒性的农药供农民使用，然后逐步淘汰高危险的药剂，是社会应该要支持的政策。而开放新药跟新范围，便是为了逐步改善农药使用的环境。尤其是新的药剂开发，平均每个成分都要花上十亿美金以上的成本，并非国内厂商有办法负荷，因此引进国外的药剂是必须的。
加上，台湾向来自豪农产多样性高，这个自豪之处反倒在农药管理上面成为严重的问题。当厂商评估这个使用范围无利可图的时候，不会主动去准备资料作开放申请，但是农民实际上有使用的需求；若没有核准范围的时候农民不是忍着不用，就是偷偷的用。像是最近国内栽种很多的红龙果（火龙果），其在虫害的防治药剂上，选择性就很少；要农民在其他替代的少数药剂中轮流使用，可能还会引起病虫害的抗药性，导致农药的效果变差，甚至在根瘤线虫这个严重危害红龙果产量的病害上，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合法登记药剂可以使用。
怎么让农药可以在有限的登记范围之内，适用更多种类的作物让农民有更多的选择，这方面的调和需要投入非常多的时间、金钱、研究人力，要兼具药效、MRL 规范、药剂作用机制避免抗药性产生，也要对整体农业环境、生态做出评估（例如最近提出的蜂群消失）。而国内现在仅仅靠着少数几个研究机构进行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公务预算更新，即便现在防检局连同药毒所已经建立了另一套群组化作物的延伸使用方法，但在评估速度上还是追不太上国内使用农药的需求。国外的新药业者看到国内的登记繁琐，往往把台湾地区列为亚太最后才引进的区域，或甚至不引进，这些比较安全跟改善作用机制的药剂无法引进台湾，农民只得继续用俗称的“老药头”进行防治，无法达到减少农药种类跟剂量的目标，更怎么能往有机农业的目标前进？
台湾错失农药管理升级的机会
这次“氟派灭”选在台湾进行全球第一个茶叶药效的试验跟农药残留量的评估，显见国际间对于台湾生产茶叶的水准是非常肯定的，而且认同台湾在建立残留量标准上的严谨。在台湾首先通过之后，未来其他国家就可以参照台湾的使用方式跟残留标准来建立自己国内的标准。而台湾有了第一次的全新订定残留量标准的经验后，未来更可能吸引外商来台湾开发新药，让台湾在农药管理上面成为不输给美日欧盟的进步国家。
回到这次事件，食药署这次临阵退缩，将原本已经经由科学证据讨论决议的标准给暂缓实施，表面上看起来是顶不住政治压力，实际上是一点都不想顶政治压力，只想要打顺水球，或是等到风头过了再悄悄修正；但是，在媒体揭露之后，未来紧盯标准的人肯定不会只有少数相关人士，处处是风头，也将本来依法行政的基层食药署官员，其长久的努力化为泡影。
现在政府的退缩就告诉国际社会，台湾的农药管理标准是“人治”而非根据科学证据，而且卫生主管机关毫无跟社会沟通的能力。未来若是有相关的案件审查，公信力也会大打折扣，因为国际上永远不知道，会不会在审议通过之后又公布修改，农药残留量标准的订定在世界各国都是非常严谨的事情，影响的层面扩及农业、食品、贸易、政治等各领域。岂能草率为之。
（ 林弘仁，台湾大学园艺系博士生、农发中心专员）
注一：依据食药署公布之食品中残留农药检验方法内，多重反应侦测模式參數及定量极限表格所记载为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