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星期前，藏着香港历史秘密的200多份档案被一群年轻人从8000多公里外的伦敦带回香港。这些档案取自英国国家档案馆，经相机拍摄后，小心翼翼的储存在硬盘里。
这是一次针对香港历史和前途问题的全球档案寻宝计划，除伦敦外，还有参与者在美国和台湾等地搜罗机密档案，正值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前夕，他们紧锣密鼓地回溯香港主权和移交的历史细节。发起计划的团体名叫“香港本土研究社”，没有政府背景，也不是学术大家 ，成员全是香港年轻人。
纯粹就是大家都关心一件事，然后就问：‘问题在哪儿？’大家坐下来一起谈，一起研究，然后就发现很多可能性。
“其实不是很formal，纯粹就是大家都关心一件事，然后就问：‘问题在哪儿？’大家坐下来一起谈，一起研究，然后就发现很多可能性。”黄肇鸿这样介绍这个民间社团。今年28岁的他三年前加入本土研究社做义务研究员，当时全职工作是政府公务员。
目前在这团体中，全职研究员有3位，义务研究员则有40位之多，其中鲜有博士或大学学者，各人来自不同行业背景。他们说，生产知识不一定要在象牙塔中，知识成果也不是为了变成国际期刊上的学术论文，而是希望在民间，用知识推动变革。
“在民间研究里，人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有人找资料，有人整理，有人负责把成果变成论述，不一定是要读到博士，写学术论文，才可以生产知识。”本土研究社发起人陈剑青这样说。
历史只是一条直线？用民间研究去丰富想像
23岁的彭嘉林记得，第一次闯入这个民间研究圈子时，感觉非常新奇。2015年年初，他在脸书上看到本土研究社招聘研究员，私信联络陈剑青，后者爽快地让他“上来一起开会”。开会地点就是陈剑青的家，旺角旧唐楼的一个单位。
“里面有公务员，有城市规划师，大家来自不同背景，讨论气氛和大学里很不一样，是跟社会紧密结合的，现在有什么问题，怎么配合时事去突破，去带来改变。”彭嘉林回忆说，那时他正在香港岭南大学读书，感觉大学研究总是“静态的、和社会连结不多”，他很快加入了这个民间研究团体。
在陈剑青的设想中，民间研究最关键的是要面向社会的公共问题。2013年组织成立之初，正值社会大规模讨论新界东北开发，他们聚焦土地问题，三年多之后，中港关系愈发成为社会痛点，他们则希望在这个议题上带来更多突破。
对中港关系，当下的主流舆论其实一点不少，但在陈剑青看来，论述总是非常单一，绝大多数话语权都被亲建制学者所作的研究垄断，他们更容易得到政府资助，出版刊物近年也常常摆在中资的三联、商务、中华书店的显眼处。
“这些其实是‘官学’，选取的资料很偏颇，建构的图像就是一条直线”，直线的一头是香港回归，脱离殖民地统治，“重新回到祖国怀抱”，直线的另一头，则通往中港融合，陈剑青说：“但如果去仔细研究，会发现有很多 historial alternative，在很多不同时期，其实有很多想像的可能性。”
2016年10月，他和黄肇鸿两人自费前往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原意只是查找港英政府对丁权问题的文件，却意外发现一系列名为“香港前途（Future of Hong Kong）”的档案文件。在一个1938年的旧档案里，他们发现以前从未了解的史实：英国政府当时正考虑是否要趁着卢沟桥事变发生，花大手笔一举买下香港新界，“因为中国开始变得不稳定，又恰好需要资金，伦敦可考虑买下新界，用于国防需要”。
“其实早在1937年，英国就开始考虑香港前途问题，这等于把历史往前推了30年，我们希望寻找的正是这样的重要历史观点。”陈剑青说，返回香港后不久，本土研究社就决定发起“香港前途研究计划”，和政党“香港众志”以及一群年轻学人合作，在英国、美国、台湾等地的政府档案馆搜集相关档案。
大学毕业后，彭嘉林成为研究社的全职研究员，现在是“香港前途研究计划”的主力之一。2016年12月底，他在戴卓尔夫人基金会的网络档案库中发现了英方起草的第一版《中英联合声明》（《声明》），发现和最终版本的《声明》有多处不同。
“这份草稿有二三十页，比最终的《声明》详尽很多，比如明确规定了香港要实行三权分立，这是最终的《声明》没有的。”彭嘉林兴奋地说，这个档案以前少有学者问津，目前他正在努力研究：“最终的版本为什么没有了这些？是英方让步了吗？具体博弈怎么样？”
2017年2月， 他又与本土研究社另外三名成员，一同飞往英国国家档案馆，开始更广泛系统的研究：从1920年代的档案开始翻查，凡是与香港前途讨论有关的文件都一一拍摄下来，带回香港。
过往的历史对未来有何启发？彭嘉林认为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他们只是希望努力挖掘教科书和官学以外的历史想像，把历史的空白补全。
香港真的地少人多？用细节打魔鬼
这群年轻人并不总是在故纸堆里做研究。陈剑青回忆说，本土研究社最初其实源自轰轰烈烈的反高铁运动的一个内部研究小组。
2009年，香港菜园村因高铁兴建而被迫拆毁，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陈剑青去协助村民，但媒体反覆报导后，议题却依然很难向前推动。他和一群朋友另辟蹊径，开始研究拆迁背后，整个高铁的发展规划，仔细阅读几千页的环保评估报告后，最终发现受影响的不仅有菜园村，还有整个工程沿线的许多居民，有人家园即将被毁，有居民的饮用水受到影响。
这是陈剑青第一次感受到研究的力量：研究成果不仅令社会更关注高铁发展，还吸引了一些普通市民参与。“其实很多人关心事件，但他可能不能像社运人士一样，天天下村，但他们可以经过培训，投入研究。”陈剑青说，当时一群研究者形成一个雄心壮志的口号：“看文件要看得快过高铁。”
毕业后，他到了一个智库做研究员，不久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汹涌袭来，许多村民被迫迁，在2011-2013年间，陈剑青先后在工作之余帮助过五六十个家园被毁的村民个案，却感觉越发无力，因为事情最后只会掉入同一个逻辑：香港土地不够，社会一定要发展，村民一定要被收地，可以讨论的只是补偿是否足够。
“但香港土地是否真的这么紧张？我们究竟需要多少地？又需要哪些发展？这些整体的研究没有人做。”陈剑青说，他决心不再追着推土机的屁股跑，而是辞掉全职工作，坐下来查文件、看数据，厘清心中疑问。
香港政府不是衰到这个地步，例如每年财政预算案，都会放一堆数据出来，但这些是不是普通人能看的？不是。
要研究土地供应起初非常困难，香港政府没有提供现成的系统数据，去询问相关部门，也没有直接回覆，只能在政府文件中大海捞针。“但其实很多数据隐藏在不同的资料中，只是需要重新组织、拼凑。”陈剑青后来发现。
一旁的黄肇鸿忍不住补充说：“香港政府不是衰到这个地步，例如每年财政预算案，都会放一堆数据出来，但这些是不是普通人能看的？不是，他们会（把数据）做到你不想去看。就像发展计划的环保报告，有些是上千页的英文，有图你也看不懂。”
普通市民被繁复的数据挡在门外，陈剑青等人则尝试去突破。他们从各个文件中挖掘数据，慢慢发现政府有大量的“空置土地”、“棕土”没有具体统计数字，也向公众说明用途，后者更是以往鲜有人关注的土地类型。他们于是开始自己动手计算棕土数量，统计了第一手资料后，发布给媒体引发讨论，挑战香港政府对于土地的一贯说法。
“多年来政府说只是供应问题，就是多找地回来，就可以改变了。”陈剑青说：“我们认为问题没这么简单，自港英政府以来，土地作为香港最核心的资源，都是谁掌握土地就可以垄断利益，土地的分配很多时候都是权力的分配。”陈剑青说，例如棕土的背后，勾结着香港乡事力量，而一些空置土地，则私下以短期租约形式租给大财团。
2013年和2016年，本土研究社分别出版《不是土地供应——香港土地问题的迷思与真象》以及《棕迹——香港棕土政策研究》两本书，援引大量数据和政策文件，逐一回击政府论述。
“人们都是‘魔鬼藏在细节里’，我们则是用细节打魔鬼。”黄肇鸿笑着说。
深入认识自己所在的土地，是“最坚实的本土”
不过，在本土研究社看来，做研究的最重要目的，并不是“直接向政府进谏”，而是建构普罗大众的认知，当公众的认知加强，形成舆论压力，政府才有可能改变。
在英国殖民时代，香港始终被视为“借来的地方”，人们较少关注社会发展和规划细节，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回归之后，也是如此。直到2004年的红湾半岛，2006年的天星码头拆迁和2007年的皇后码头拆迁，市民本土意识初显，开始关注身边的土地和建筑，而本土研究社希望做到的，是进一步加强市民和香港的连结。
本土的意思不是区分你我，而是去关心这个城市的土地怎么运用，去最深入的理解你所在的地方。
“我们研究土地问题，背后是希望建立香港市民的土地意识，例如街边的一块土地，你会觉得那和自己有关，政府不应遗弃，或将它变成自己的资产。”陈剑青说，在他看来，这是“最坚实的本土”：“本土的意思不是区分你我，而是去关心这个城市的土地怎么运用，去最深入的理解你所在的地方。”
过往三年，这群年轻人从香港土地供应出发，理解这个城市的利益格局以及公共财政分配，继而越走越远，希望理解它和中国的关系，它的历史与未来的可能性。
然而各种问题宏大复杂，彭嘉林也时常觉得，民间的力量还不足够。“其实金融业和很多产业的发展，是很核心地影响中港关系的，但我们还没有很深入的研究，很多问题现在还不能回答。”
碍于资金问题，本土研究社的规模始终较小。2013年正式注册成非牟利机构的时候，全职研究员只有陈剑青一人，薪酬由身边热心朋友的每月捐款凑成。他们无法像许多智库一样，聘请多名全职研究员，因而长期采取全职研究员＋义务研究员的模式运营。近来，他们也针对本土研究社的经费和“香港前途研究计划”，在网上发起众筹。
在陈剑青看来，要扩大民间研究的力量，并不是为本土研究社筹得庞大资金，让自己变成权威，而是要将知识和研究方法不断“trickle down”（往下渗透），让越来越多的市民都拥有研究的兴趣和能力。
我们是希望把研究方法释放出去，这样才会真实地与社会发展衔接，我们不想建立一个山头，而是想培养整个民间社会更有研究力量。
目前，他们定期举办“民间研究学院”，和市民分享研究方法，今年4月，还计划举办第一届“民间研究营”，邀请市民一起集训，学习怎么研究香港问题。
“其实研究不是多么专业的事情，也不是独门秘方。”陈剑青说，只要懂得中英文和问题意识，再加上团体协作，每位市民都可以尝试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香港问题。而最终的研究成果，他们也期望和公众分享，例如近期搜集回来的英国档案，他们正计划好好整理，将来建立网络资料库，让市民方便地自由查阅档案。
在民间研究这条路上走了数年，陈剑青这样总结自己和传统知识生产的不同：“很多人做研究是累积在自己身上，变成某范畴的权威，我们是希望把研究方法释放出去，这样才会真实地与社会发展衔接，我们不想建立一个山头，而是想培养整个民间社会更有研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