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491作为题目，是一个挑战史观的年份。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新”大陆，“发现”这个用字隐含着欧洲文明的视角，意味着在这之前这片大陆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思考体系之中。历史告诉我们欧洲的殖民者并不是尝试理解异于己身的生活形态，通常是猎奇，更多是带着帝国利益的考量去探索，以至征服之——“美洲住民没有历史，他们是化外之人”，对于“没有文明的野蛮人”，欧洲人的的神圣任务就是要教育他们，“更好”地利用被他们浪费的自然资源。
这种想法深刻影响着至今的政治学，奠基了政治学主要的国家理论——十七世纪的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指出，在“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下人们处于无政府状态，过着原始生活，无法处理各种琐碎冲突，由是变成纷争，因此人们需要相互结盟以保存己身，是之战事撕杀不断，文明无法产生，浪费各种资源。国家的作用即为最终仲裁者，解决人际间的种种冲突，定下发展方向，社会趋向良善。这种说法，烙有对“原始人”的定见与歧视，也因此证成了国家的权力与其对自然的侵占，美其名为善用资源。今天种种对社会组成国家权力的政治理解，依旧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作为基础，在国际关系层面尤甚。
与之相对对原住民的梦幻刻板形象则是“高贵野蛮人”——未受现代社会沾染，过着简单生活的纯真住民。我们可以从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对自然状态的另外理解中窥探到这种对原始人的美好想像——原始人本性温柔，对同类有爱，日常靠收集野果及狩猎维生，我们无法从群兽中分别独特的个体原始人，他们没有纷争；一切的自私自利、尔虞我诈只是文明进化的不幸，是原始人以至我们现代人的不幸。
然而不管是“高贵”还是“没有文明”，这两种意像都试图消除原住民的能动性（Agency），即是说，他们并没有自主的行为，而是被动接受任何天灾或人祸的次等人种。《1491——重写哥伦布前的美洲历史》作者查尔斯．曼恩（Charles C. Mann）希望透过书写这本书，来消除我们对原住民的定见，以至尝试理解学习另一种生活形态的智慧。
查尔斯．曼恩以其接近报导文学的方式，穿插学术与历史争论，在这本超过600页的中译本里娓娓道出1491年，在哥伦布“大发现”以前，印第安人的历史。他指出，在十六世纪以前，印第安人口一度高达数千万，而且大部份人住在城市里，科技进步，他们会定期烧林开田，制造丰富肥沃的“印第安黑土”，却深诸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与之取得平衡。事实上，今天我们所见广大无边的亚马逊森林，当日不是现代人想像中的荒野森林，而是印第安人进行各种狩猎、采集、祭仪和人群活动的地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相互构成，对印第安人来说，无“垦植”与“野生”地貌之分，他们只是“单纯依照生长于其中的物种而将地貌分为数十种类别”。
然而殖民者来到之前，美洲却出现大旱灾，以及由欧洲传入的天花病，令到整个美洲的“基石物种”兼土地管理者——印第安人——大规模死亡，土地失去了稳定、灵活的照料，生态出现剧变，森林于是愈来愈浓密，成为后来殖民者所见到的“宏伟荒野”，换句话说，这种“荒野”乃是“人造荒野”。而且，如果把土地描成从无住民管理之空荡大陆，也就意味着土地可以任由殖民者竞夺，合理化他们“更好地”运用资源。“无主之地”这种说法，直到今天仍然是“文明社会”对各地原住民的践踏，“壮丽的荒野”，实际上是建立于原住民的坟墓之上。
在以现代之名排斥毁灭各种生命形态的今天，“原住民”也许意味着更多。以为我们已经了解社会一切，可以操弄自然的观念，不过是近百多年的事。我们读到的历史，也很大部分不过是能够书写文字留有奢华古物者的历史。被消失的历史，总是有意为之，当中总有国家所惧怕的颠覆潜能。我们也许该对各种被指示为落后、不合时宜的耕耘，持有学习的心态，有着更多敬意。
端传媒一连数天摘载《1491——重写哥伦布前的美洲历史》部份内容，这是终篇，获“卫城出版”授权刊出。
《1491——重写哥伦布前的美洲历史》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出版社： 卫城出版
作者：查尔斯．曼恩（Charles C. Mann）
译者：陈信宏
新奇的河岸
我有一次造访位于亚马逊河中游的圣塔伦，当时正值亚马逊河的年度泛滥期，河水淹上岸，涌向内陆达数英里远。森林里的小径成了运河，居民划船穿越树林。住在冲积平原上的农民都兴建了高脚房屋与粮仓。关在粮仓里的牛只纷纷把头伸出窗外，看着亚马逊河豚在门前玩耍。一丛丛面积达一英亩的植物在水面上漂浮而过，是亚马逊地区著名的“漂浮岛屿”。生态观光客搭乘汽船航行在淹水的森林里。儿童划着平底船追着他们，兜售一袋袋美味得不可思议的水果。
在圣塔伦的中心区域，电线杆都由水泥制成，这是财力许可的热带国家常见的现象。（木制电线杆会遭到白蚁啃食。）在这座城镇边缘，主管单位设置电线杆的方式改为砍下树木，竖立在需要的地方。不过，工人的设置工作做得很懒散，不但没有削掉树枝、剥除树皮或藤蔓，甚至也没有移除白蚁丘。再往外一英里左右，就不再设置电线杆，而是直接把电线挂在树枝上。再过一段距离，连电线也看不见了。继续往前，河畔的人迹就只剩下陡岸上的小村落。那些村落里最大的建筑，似乎总是神召会或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堂。礼拜结束后，嬉戏吵闹的孩童聚集在红土地面的教堂庭院里放风筝。有时候，他们会在风筝边缘装上剃刀，企图于大混战中割断别人的风筝线。除了足球以外，巴西乡下的主要体育活动似乎就是斗风筝。
水上交通联络着各个社区，来回往返的速度不亚于流言蜚语的传播速度，即使许多船只至今仍是以长竿撑在河底前进。在洪泛季节，河流边缘只有树顶稍微露出水面上的矮小树木。那些矮小树木上方三十英尺处，红色的果实悬垂于高大的木棉树上，每颗鲜红色的圆球都清清楚楚地倒映在平静无波的水面上。当地人会在植物间开辟狭窄的捷径，称为“孔道”。当时我造访的目的地是一座名叫塔波林纳（Taperinha）的老旧农庄，是安娜．罗斯福先前挖掘过的一座遗址所在地。途中，掌控舵柄的人突然将船转向，笔直驶入森林里。我们穿越了一道长二千英尺、宽六英尺的孔道。他们对我说，有些孔道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之久。早在哥伦布以前，森林里就已经有这些水上公路了。
这一切在观光手册里都被描述为“荒野”。但如果新一代的研究者所言属实，那么这些景象就不是荒野。实际上，有些人认为现在亚马逊乡下的居民人数可能比一四九一年那时还少。然而，我搭乘的船只滑入孔道之后，森林就像一把伞彻底遮蔽了日光。才不过几百码的距离，人类的踪迹就似乎消失了。我觉得孤寂又渺小，却又莫名感到欣喜。我周遭的环境如果不是荒野，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森林的命运既然掌握在我们手里，那么我们该为其未来设定什么样的目标？
欧洲与美国的环保人士坚持主张森林永远不该受到砍伐或者使用，并且应该尽可能保持毫无人迹的状态。根据这种医疗虚无主义的生态版观点，他们希望对亚马逊河盆地完全不予干预。我遇见过的巴西人对于这类提议通常不太热衷。当然，当然，我们都支持保护环境，他们说，可是我们也有好几百万的赤贫人口。你们为了发展经济，就把你们的森林铲平，在土地上盖满商店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这么做？如果你们现在想要更多森林，为什么不把你们的一些商店街拆掉，用来种树呢？是，是，我们当然支持帮助穷人，环保人士回应道。可是砍伐热带森林不会带来财富，只会毁掉土壤。把亚马逊地区变成一片不毛之地对任何人都没有助益。
这种各说各话的争执经常发生，以致争执双方几乎对自己的说词都能倒背如流。这些话语其实毫无意义，因为环保人士通常居住在伦敦、柏林或旧金山等这类富裕地区，不然至少也是反映了这类地区的观点。至于支持开发的人士，则往往来自于圣保罗、里约热内卢或巴西利亚：这些城市不但距离亚马逊地区有几千英里，文化上的距离更是和那些环保人士的城市一样遥远。“每当我们向﹝亚马逊地区﹞这里的人提到我们来自圣保罗，你实在应该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奈维斯对我说：“他们那模样就像是南伊利诺居民看到纽约客一样，只是又更糟。『老天，外星人入侵了！赶快在他们感染我们之前把他们杀掉！』”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环保人士与开发商之间的冲突不当一回事。毕竟，这场冲突的焦点可是全世界最大的一片森林。而且，类似的争执也在其他上百或上千个需要保护的地方发生过。在盘根错节的个人动机底下，这是西方哲学传统中最古老的辩论主题之一，是“法制”（nomos）与“自然”（physis）的辩论。古希腊人认为存在是法制（理性／秩序／智巧）与自然（非理性／混乱／自然）的相互较劲。在环境问题方面，梭罗是自然阵营的代表，他认为地貌在本质上是天然的，有可能毁于人类的随意破坏。自然阵营主张：我们应该遵循大自然的引导，只要不干预环境，环境就会知道怎么保持其本身的健康。法制阵营则是由后现代哲学家组成，认为整个地貌都是人为建构的结果，没有根本的固有特质，只是单纯反映了偶然与人类行为的影响。法制阵营认为，没有一种生态状态在先天上比较可取，所有的生态状态都是人类选择的产物（就算是其中没有人的生态环境也是如此，因为那表示我们做出了不到那里去的决定）。
承认印第安人对地貌造成巨大影响，似乎将我们推向法制阵营。一九八三年，克隆纳在《土地的改变》（Changes in the Land）这部重要著作里陈述了新英格兰乡下的演变历史。他指出，一般认为的那种荒野根本不存在于美国东部，而且也并非自好几千年前就是如此。（几年后，邓尼凡把认为荒野广泛存在的信念称为“原始迷思”。）克隆纳后来在他为《纽约时报》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宣扬这种荒野并不存在的观点，环保人士与生态学家随即抨击他是受到相对主义与后现代哲学的影响。接着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小骚动，连同数以百计的注脚。这场骚动促成了一部极少见的著作，内容虽然是在抨击后现代哲学，作者群却是以生物学家为主。另有一本著作《新荒野大辩论》（The Great New Wilderness Debate），出版于一九九八年，编纂者是两名哲学家，他们郑重自称为“欧裔美国人……承继的文化传统是当前这种后殖民、全球霸权型态的父权西方文明”。
要嘲笑学术界人士那种认真又晦涩的语言很容易，就像我这样。但哲学家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在亚马逊河孔道上方彻底遮蔽了天空的那些树木，让我感受到某种超越我本身的东西，这是几乎每个曾独自走进树林里的人都有过的直觉感受。那个东西仿佛有其本身的规则与阻力，而且不是源自于我。然而，主张森林受到人力形塑的论点，似乎没有为其他任何比人类更大也更深刻的东西留下空间。
了解自然并非常态，并不表示人类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种恐惧来自于误将亚马逊森林认定为荒野。这片地貌其实是自然与社会力量彼此互动的场域，是一种表演，而且就和所有的表演一样，也不完全受到其创造者的控制。
美洲原住民按照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经营这块大陆。现代的国家也必须这么做。他们如果想要尽可能把最多的地貌回复到一四九一年的模样，就必须创造这个世界最大的几座植物园。
这些植物园是为了许多目的而由许多不同工具形塑而成，但全都是与自然力量合作产生的结果。植物园的创造者极少声称自己是要恢复或者重建过往的状况；也永远无法完全控制结果。他们只能使用自己拥有的最佳工具，以及他们搜罗到的所有知识，致力创造未来的环境。
这其中值得我们学习的一项教训，就是我们如果有意和这片土地上的原始住民用相同的思维想事情，那么我们就不该聚焦于重建一片和过去一样的环境，而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形塑一个可供未来人类生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