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周六，《夹边沟祭事》在香港首映，一手负责调查、导演、拍摄的中山大学退休教授艾晓明老师却被困广州，无法亲自到场。放映场地很小，有人在外面等上几个小时，等里面有人离开，腾出座位，才能进去，有些人则白白等到完场。
这几百个小时的素材，艾晓明导演应该很是珍惜，才会在最新放映的剪辑版里又将片长从原来的六小时十五分钟加到近七小时。放映后和人聊起，有人说：作者对待自己的作品总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般，不舍得多删一点，因为素材里都是自己的回忆心血，如果能交给别人剪辑，夹边沟的历史呈现或能更富艺术性、故事性。但或许在艾晓明导演看来，正因为夹边沟这个题材如此沉重，不适合故事性太强的剪辑，甚至于过多的镜头语言设计，也毫无必要。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太残忍和惨烈的故事，就这样安静地拍摄那些幸存的老人说话，把镜头对准农场与沙地，已经让人不忍直视。真实的荒谬和伤痛，让人在黑暗中被压得喘不过气，心脏被捏碎一般痛苦。
《夹边沟祭事》里多为对当年夹边沟反右劳改营的幸存者或者遇难者后代的采访，用他们的讲述组成一条明晰的往事时间线。镜头里幸存右派和遇难者后代都已垂垂老去，他们生命中那些青春而黑暗的岁月，如今通过他们年轻时的照片、信件，伴著沧桑的讲述，在屏幕里重新构筑关于那个疯狂时代的稀有记忆和见证。
逝者枯萎到何种程度？一个从夹边沟幸存的老人说：那个时候，我吃不饱，骨瘦如柴，一个人一次竟可以提着两具尸体。
《夹边沟祭事》不仅仅是一个访谈，一个口述历史，更是重视视觉和现实的重现。在近20个月的拍摄时间里，艾晓明去往中国西北，寻找劳改农场遗址，和与夹边沟当年状况非常接近的实景地。影片对“反右劳改场”的追寻，也不仅限于夹边沟，还有蘑菇滩农场、赤金农场等。镜头对著雪地，对著西北荒野，对著驶过的火车，画面跟著拍摄的脚步轻微地颤动，放出杂音似的凛冽风声，仿佛可以感觉到刺骨寒冷。
一片荒凉的河滩上，过了几十年，原来裸露的森森白骨被清理了大半，只剩半埋在沙里的分不出原来模样的衣物。用手去揪，是沾上泥土的棉絮。冻饿病死的右派被棉被匆匆一裹，也许脚踝还裸露在外面，就从窑洞里被抬出去，冬天结了冰的冻土难挖的时候，尸体就一摞一摞地被叠起来，垒在空地上。逝者枯萎到何种程度？一个从夹边沟幸存的老人说：那个时候，我吃不饱，骨瘦如柴，一个人一次竟可以提着两具尸体。
劳改，实为苦役。在食物供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每天高强度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能熬著存活已用尽了最大努力与运气，谈身体伤病就像“何不食肉糜”。在夹边沟，有一个词叫“强制劳动”。两大筐装满砂石的担子，两个壮汉一边一个把人架起来，强行让人抬起担子往前走。到了目的地之后，就把人往地上一甩。筐压在背上，人只能脸朝著地面向前栽倒，抬起头来往往是一脸血迹伤口。如果抬不起头，便是死在那里了。
“那时实在是没吃的了，堆在外面的尸体被狼被狗吃得不成样子。实在饿得不行了，有人会偷偷去尸体堆。死掉的人瘦得连屁股上的肉都没有了，所以只好挖下水，吃内脏。”
饥饿。极度的饥饿是生活在现代文明中人无法体验和理解的绝症。一位老人的孙子已经二十岁，难以相信老人的讲述：“怎么可能会饿死人？你看现在的人，减肥都减不下来。” 甘肃贫瘠的盐堿地，种出的小麦没有分簇，甚至不能称之为“穗”，只有麦粒。原本夹边沟劳改农场供三四百工作人员的粮食，突然要供给三千多人。又逢上大跃进瞒报产量放卫星，宣传“亩产万斤”，要求“自给自足”的日子，绝对意义上的匮乏和饥饿，明水滩的荒芜，沉重的劳动，人在绝望中逐渐演变成癫狂。
“有没有思考过这合不合理？有没有想过反抗？”
没有，没有一丝多余的精力和时间用来思考，每天只想著明天能不能活下去。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半夜说著胡话第二天清晨身体已经冰凉。人活在死亡几步之外，对身边的惨剧变得麻木。知识分子的尊严、体面、人性已经所剩无几。每天喝像水一样的稀饭汤，喝完后脸埋进去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把饭盆借给别人的时候，要求对方“借我的碗可以，喝完了你不准舔。”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文艺》的小记者，也被打成右派。在医院里，一个病人呕吐了，他立刻跪趴下去，脸埋在地上，手抓著捧著，疯狂舔食著不成样子的呕吐物。
活下来，或者与你的精神一起死亡。为了存活，人吃人。有幸存者描述过第一次见到人肉的场面：他被叫去两个干部的房间里端一个水盆，里面是红的黑的不知是什么的下水。他们让他猜，他随随便便地说：羊？牛？驴？骡？直到过了好一会儿才隐约地想到，手上端著的是人的内脏，脑子一片空白，全身都开始颤抖起来。有人说，在夹边沟最后活下来的人里面，有一部分是吃了人肉的。“那时实在是没吃的了，堆在外面的尸体被狼被狗吃得不成样子。实在饿得不行了，有人会偷偷去尸体堆。死掉的人瘦得连屁股上的肉都没有了，所以只好挖下水，吃内脏。”
“人们只是为了能够改变过去，才要成为未来的主人。”
在《夹边沟祭事》里，有一个片段拍摄的是影片中为数不多的现在。那是拍摄过程中发生的事，2014年，右派难友在夹边沟树起的纪念碑，被全数砸烂销毁。艾晓明与多年来为右派平反奔走的老人任众、张遂卿几人，在当年清明节准备一同前往夹边沟拜祭遇难的难友，遭到重重阻挠，出租车中途被拦下，几人好不容易走到夹边沟地区的入口，却被守在此处的村民等人员拦住。八十岁的任众只能在林场外，郑重地朝著墓地的方向鞠了三躬。
2017年是台湾“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纪念。相关文件档案终于全数解严，预计三年后可向公众开放。让人难过的是，今年同样是反右运动六十周年，历史的阴影依然笼罩在头上，未曾远离。要直面个人与公众记忆里并没有被伟大和意义加持过的痛苦，揭开被轻飘飘掩盖和被涂上激情时代底色的悲剧，向极权政治下的血案要求清算，寻求转型正义，又待何时？
就像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一切政党，人们一直充满激情地说要创造美好的未来。可是实际上未来只是对谁来说都无关痛痒的一片虚幻。正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笑忘书》中写道，“大家都重写历史，因为过去才是生机盎然的。它的面孔让人愤怒，惹人恼火，给人伤害，以至于人们要毁掉它或重新描绘它。人们只是为了能够改变过去，才要成为未来的主人。”
“有一种舆论说，忘掉过去吧，甚至于散布出‘母亲打孩子’的言论，这是麻醉，我们不能接受，不能容忍。”
痛苦依然处处可见。历史跨越了过去，通过回忆与认知过去时构建的性格与自我，延续并构造了今天。那天的首映，任众老人也不远千里从北京赶到了香港。他是一名天主教徒，1957年被下放到天津的茶淀农场，1958年初被正式划为“右派分子”，直到1979年才获得“改正”通知，22年，当局给他的唯一补偿是200多元人民币。
放映之后，任众老人与观众交流时说：“你们也看到我看纪录片的时候老泪纵横，一提起来就难受，因为实在是一生的屈辱，无法抹去。有一种舆论说，忘掉过去吧，甚至于散布出‘母亲打孩子’的言论，这是麻醉，我们不能接受，不能容忍…我们这些右派不是说少数人对共产党不满，当时绝大部分人甚至是入团入党积极分子，当时都是很年轻的人…在建国才七八年百业待兴的时候，怀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心…当初是以会议的形式告诉大家：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帮助党整风。我们居然中了阳谋！引蛇出洞，害了我们的一生。包括傅作义的亲弟弟，从美国回来的水利专家，在工作上给领导提了些意见，结果，也被划了右派，到了夹边沟后饿死了。”（注：傅作义曾为中华民国陆军将领，1949年领中共军队进入北平，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水利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年文革期间受到周恩来保护）
这些年任众老人一直在为右派维权而奔走。他说他不怕被国安监控，因为自己坦坦荡荡做的事，说的话，“就是要给他们听的”。有人喊他“老右”，他是要当场拍桌子反驳的，“是谁把我们错划成右派又一直拖到我们都老了？是我们自己要当老右吗？” 又提到国安人员近几年对他态度很是“客气”，称他“任老”。
距离那一场改变了无数人生的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六十年，历史延续到今天，记忆却越走越远，他们只需神定气闲地倚赖时间，等待如今幸存的老人们一个个逐渐老去，等待他们的人生，记忆与经历，像浪花一样消失。“也许等我们都死光后，他会发表声明：反右是正确的，只是当初扩大化，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任众老人说，“我们不能忍受这种说法和历史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