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文革中右派的遭遇，并没有令人意外之处。但文革开始时，却也有例外的情形发生。
1966年9月29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十六条〉决定在运动中不整学生的通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P286）。
文革时，政界、文艺届和新闻界的右派分子
凡运动初被学院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人，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个通知的内容非常有意思，“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这为那时的右派分子参与革命似乎网开了一面。为什么呢？这时的造反派运动，已经由干部及军队子弟所组成的保皇造反派，转变成了平民为多的新造反派。
平民当中别说红五类，就是“麻五类”乃至“黑五类”，都因受到各种权利压抑，都想争取造反机会。自然颇受压制的“右派分子”中的一些人，也想趁机出口气。虽然“后期酌情处理”留有可能被“秋后算账”的嫌疑，但对于打成右派的年轻人，也不乏有侥幸藉此一搏的人。
但“即使真正的右派分子”这词里面，还说明文革运动中互斗常袭1957年的“陈词”——“右派分子”，而非真是该年代所划的“真正的右派分子”。因为1966年11月13日发出《关于坚决进行平反工作的紧急通知》，按照中共中央批发的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决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通知的精神，凡运动初被学院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人，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P286—287）。这说明祭出1957年把一些人搞臭搞死的“右派分子”这一名称仍然很有威力，在文革中被拿来作为整肃敌对派别的便利武器与靶子。
要“把混入文艺团体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
1967年3月2日，贵州省革委会发出《正确对待干部问题的十项通告》，把干部大致分为四种：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对‘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发动群众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 （P293）。
这里面所说的“右派分子”不排除1959年至1964年间被摘帽的2000名右派，重新当上领导的可能，但绝不是彼时真正的右派分子在“干部”的职任上，这里所说的“右派分子”或许是互相斗敌需要的借用。3月3日贵州省革委会邀请省、市文艺界代表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要“把混入文艺团体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不是指家庭出身）清除出去”（P294）。
这里的右是指真正的右派分子，这个说法可能是指五七年代被打成右派分子（有可能摘帽了）却还“窝藏”在文艺界的人。
对那些不适合在新闻单位工作的人，应一律毫无不保留地清除。
成为一枚“运动员”后，“运动员”最应该注意的就是，一旦有事情，就会受到诸多连带性惩罚——陪绊、陪斗等，常是显而易见的事。事实上，这只是专政者付诸行为的一种结果，其实专政者常在文件里，预防性地做了布置与防犯。
1968年9月1日，贵州省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新贵州报》、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贵州分社要做好清理阶级对伍的工作，“坚决清除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文人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对那些不适合在新闻单位工作的人，应一律毫无不保留地清除（P319），自认为正确无比的宣传机器旁边，岂容敌人酣睡？
运动应激障碍、经济惩罚和多余的人
秦书田被运动整得家破人亡后发疯，在运动早结束后，还敲着破锣连说“运动了！运动了！”
一枚老“运动员”就如同被伤病缠身的人一样，只要天气稍坏，就会隐隐作痛。这样的痛会跟随你一辈子，这也就是运动式治国，至少在明面上结束多少年后，有很多人一听到“运动”二字，依旧有很大创伤应激障碍的原因。
最典型的莫过于《芙蓉古镇》里的秦书田，被运动整得家破人亡后发疯，在运动早结束后，还敲着破锣连说“运动了！运动了！”。1969年4月22日贵州省革委转批省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对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管理问题的几点意见》（P327）。这与上一年的通知真可谓如出一辙，时间变易，而整人办法并不更改。
“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在银行的存款，按规定应实行冻结。
如果上述做法还属比较雷同的常规性专政的话，那么冻结银行存款，则是通过管住你肚子卡住你的胃，来管住你的思想与行为，让你束手就擒最具象的锁命策略，因此我非常注重研究右派分子受惩处中的经济性惩罚。
1970年12月21日省革委转贵阳市革委《关于处理被冻结在银行的储蓄存款的请示报告》。主要内容的第一条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在银行的存款，按规定应实行冻结（P341）。很多右派在夹边沟、新民农场、长寿湖、兴凯湖等劳改场所集体做苦役，恐怕有银行存款的不多，而不多的一点又被冻结，的确是陷人于死地的节奏。
“多余”人口需要转移时，把最贱的“运动员”作为“先遣部队”，那是阻力最小，获利最大的选择。
对成为“运动员”的人之限制，那真是让你惊讶得无所不在。如中苏交恶，如城市就业能力不足与承载人口的能力下降，“多余”人口需要转移时，把最贱的“运动员”作为“先遣部队”，那是阻力最小，获利最大的选择。1971年2月10日贵州省革委疏散办《关于1970年城市人口疏散下放工作的总结报告》里说，截1970年12月底，全省已疏散城市闲散人口和遣送“五类分子”共107350人，报告要求今年疏散和遣散13万人，遣送的人中当然少不了残留的“五类分子”（P344—345）。
看文件与听报告，都因级别不同，因成份不同而有所不同，对现在许多人来说，这仿佛是一则笑话。其实现在听报告，看文件，依旧存在着许多特权，因为信息特权依旧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不然防火墙对你获取信息的阻碍与伤害，你就无法很好地理解。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到蒙古温都尔汗被摔死，成为当时的大事件，连我这位那么偏僻山乡的幼小野童，都读到了“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但这在彼时作为1972年中央四号文件，对此还是有一定的传达级别的：先是干部，后是群众，“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阅读中央4号文件”（P353）。
同理，1972年8月14日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扩大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的通知》，“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听取传达”（P359），歧视随处可见。
作为运动治国的反右运动，“烈度”有多大？
除了户籍制度的高度锁定外，还要管住你住房与肚皮的单位制度，以及监视你的街道及居委会制度。这样的制度设置合起来发力，才使得文件的传达、命令的执行与传输，变得有效率。
运动治国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治理社会的方式，可惜中国的学者似乎视而不见。物质都可能自行运动，作为有自由意志的人自然更不例外。但人的运动，有自身的需求、欲望、生存逻辑，他们受到自己的职业、教育、能力、居住偏好等方面的影响，其运动选择与群居，都是根据自身利益逻辑出发而做出相应的选择。
如居住你可以按自由迁徙的原则，让人们自行理性调节，“自由运动”。但统治者不喜欢你的自由选择，自然就会把城市与乡村搞成两张皮的二元户籍结构，用户籍制度就将人从大活人变成不能挪动的树桩。这在1958年1月开始生效的全国户籍制度后，就成了一种我们无法改变的生活现实，历时达五十七年之久，到现在还没有实质性改变的迹象。
管理社会时，若不喜欢且不尊重“自然（由）的运动”，就喜欢改变“自然（由）的轨迹，来有利于自己的统治，获取统治者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要改变这一切，要人为地植入统治者的意愿而成社会运动，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除了户籍制度的高度锁定外，还要管住你住房与肚皮的单位制度，以及监视你的街道及居委会制度。这样的制度设置合起来发力，才使得文件的传达、命令的执行与传输，变得有效率。齐步走的运动型共振，才能得以出现：大型团体操与阅兵场面，你见得多，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很难将一场人为的社会运动，科学地划出具有准确数据的“震级”。但对一场运动的“烈度”各方面做仔细的复合研究，可以反推出该运动的“地震震级”。
贯彻着管理者（统治者）意志的社会运动，按理讲，是很好的社会学（社会运动与组织社会学）、政治学（特别是政治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的题目，可是至今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人，很少从这个角度做出较好的著述。社会学者赵鼎新的博士论文算是其中比较好的社会运动分析，他还分析了古代儒法国家的动员体系（主要是军事动员及作战能力等）如何运作。
但上个世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三十年来的中国运动——我的朋友刘火兄在所著《随风飘渺》一书里统计出有43个运动，但我觉得远不只此，因我已发现他尚未统计到的——却没看到富有着力点的研究。大约是档案不开放，不好进行数据分析，无法在更为精妙的程度上用社会科学方法来统摄的缘故。
我当然不是学界中人，也没有那个能力（财力与精力）来做一系列的数据分析，只是有点想法。我想借用地震上的“烈度”一词，来对运动成形后，给人所产生的影响，作为一个观察角度来提供一种研判。稍知地震知识的人，都知道震级与烈度是有区别的，前者更为明显而精准，后者是更多复合因素的共同结果，而且其中因素稍有变化，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很难统一。我们很难将一场人为的社会运动，科学地划出具有准确数据的“震级”。但对一场运动的“烈度”各方面做仔细的复合研究，可以反推出该运动的“地震震级”。我们假设什么样的“烈度”符合什么样的“地震震级”——自然这也是为研究方便而做的一点社会学假设。
反右运动波及跨各个阶层，农民及工人虽没有划右派，但坏分子就是这个时候多起来的。波及具体人数为552973人，涉及家庭，以平均每家五口人算，近三百万人。反右运动的“地震烈度”与“震级”只能算是仅次文革十年。
由一场运动的“烈度”最终推算出该运动的“震级”， 我认为有如下具体指际，兹罗列出来，以利诸位探讨：1：运动发起者为谁？2：中央层级领导执行小组及核心为谁？3：动员层面（从横的来看，党内还是全民，行业系统还是跨行业齐动；纵的则是从中央到地方，地方由省到哪一个层级）；4：地方动员层面是否每层级都成立了主要领导为核心的某运动领导小组？5：运动时长（如文革十年，其实是大运动套小运动；如反右一年半，还是更短）及后续影响（如右派在文革中的影响，以及很多的右派22年后才能平反等，当然最坏的是死无葬身之地），6：波及面如何（全国性波及，还是行业性波及与行政体系内波及）？7：波及具体的人数（死、伤、劳改、劳教、开除、划成某分子等）及家庭（离婚、子女前途等）。
依据上面七个方面的“烈度”来看，可以对反右做出如下的回答，是毛泽东发起的，在中央层级成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整风办公室，统领全国。
动员层面是全国性的，且资料表明县级以上至省级的各层级几乎都成立了第一领导（相应的各单位均如此）任组长的反右领导小组。运动时长为一年半，但波及时长达22年，为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三十年的几十个运动中最久远的运动。
反右运动波及跨各个阶层，农民及工人虽没有划右派，但坏分子就是这个时候多起来的。波及具体人数为552973人，涉及家庭，以平均每家五口人算，近三百万人。这样的“地震烈度”与漫长的文革十年中的大运动套小运动，各地多规模的武斗相比，应该较小，但反右运动的“地震烈度”与“震级”只能算是仅次文革十年。就每个省所划右派人数来看，贵州省可能算是“烈度”相对较小的省份了。
（冉云飞，中国著名作家，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给你爱的人以自由》等，长期关注反右历史、中国教育，子女教育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