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这位香港女生看上去没什么特别，性格开朗，笑容满面，喜欢跳舞，旁人很难想像她每天都和死亡打交道。
她的职业是殡仪化妆师，每天独自与先人遗体共处一室。
六年前，当时29岁的郑嘉雯反覆思量了整整三天后，作出了一个重要抉择——只身跑到广州殡仪馆学师，自掏腰包学了三个月殡仪化妆技巧，并钻研了遗体防腐、缝合的技术。
“当初学师的时候，连一块肉都不敢吃，因为实在太相似了。” 时隔多年，郑嘉雯忆述时仍难掩激动。
提到殡仪，人们自然联想到死亡、诀别等冰冷画面，在日常生活中，这些是一个空白的禁忌，被刻意遗忘，避讳。香港作家西西的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的主角正是一位殡仪化妆师，因为工作缘故，她经常凝视及触碰死者，朋友们都不喜欢看着她，也不喜欢握她的手；她因此感到自卑，也对爱情失去任何希冀及信心。
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人，万一你家里最亲最爱的人离开了，谁照顾他们呢？
不过在郑嘉雯眼中，从事殡仪化妆并没什么不光彩的地方。过去六年间，她由抗拒、惧怕，继而学会克服、投入，除了技术精了，思想也变成熟。
“你可以怕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骂我碰死人，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人，万一你家里最亲最爱的人离开了，谁照顾他们呢？”郑嘉雯说。
让先人有尊严地离去
投身殡仪业之前，郑嘉雯从事电脑销售，每天营营役役，不断“跑单”而达到营业额。久而久之，她对工作完全失去兴趣，萌生转行的念头。
她的母亲从事殡仪策划，弟弟则是喃呒师傅，经过母亲拜托行家穿针引线下，郑嘉雯开始在广州学师。“我妈妈跟我说，是你自己选择的，我可没有逼你。”郑嘉雯笑着说。
转行之前从来没有接受过正统化妆训练的她，一拿起粉底就要往先人脸上扫。为了争取多学一点化妆技巧，郑嘉雯比别人更早上班：“别人开八点，我就七点回去，自己一个人开始化妆，独自在寂静的会堂里面对着七、八十具遗体。”
郑嘉雯发现，许多人入医院的时候和最终离世的时候相比，样子变化很大：有些人皮肤会失去弹性，脸部组织会跟随头骨慢慢下陷，光泽也随之消失；有些可能因为生前打了很多点滴或强心针，导致身体水肿；有些遗体还会掉皮，以致很难涂上粉底。
“那时候就特别惆怅，因为自己经验不足，怕很难处理得好。”郑嘉雯回想。
化妆前，她还要先帮遗体清洁、防腐，如果遇到有遗体头骨爆裂、鼻子下塌溃烂，就需要塞棉花填补，用针线缝合。郑嘉雯还记得学师的第二天就要自己执刀，亲手𠝹开遗体的大动脉位置，往里打防腐针。“我㓥开他的大腿时，双手不住的抖，因为从来没有想像过自己要㓥开人肉，真的非常害怕。”
花了三个月时间，她学会了各种技巧，也克服了种种恐惧。回到香港，她正式入行成为殡仪化妆师，目标就是为每一位先人化一个安详的淡妆，让他们有尊严地走最后一段路。
“他们只是不动而已，恐惧其实源于心理影响”
现在的郑嘉雯处事俐落、毫不犹豫，但她原来曾经也像一般人一样，害怕看到遗体。
“其实我25岁之前都很怕面对遗体，即使是化好妆了，看到后还是会觉得胆怯，更不要说碰他们了。”可是几年前舅父及自己的小狗相继去世，她亲证死亡，明白了先人遗体并不如想像中可怕：“他们只是不动而已，恐惧其实源于心理影响。”
一份尊重，郑嘉雯学会从容面对死亡；这份专业，也让她赢得朋友的认同。
华人社会忌讳死亡，就连与死亡有关的人和事，也仿佛成了禁忌，但郑嘉雯却从来没有感到被“嫌弃”：“农历新年期间，我们一家也照常到亲朋戚友家中拜年，并没有被拒诸门外，更有朋友找我当伴娘呢！所以我觉得他们并不忌讳。”
“我前男友一家也接受我做这一行，还挺喜欢我的，和一般情侣没有分别。”虽然她现在单身，可是她并不担心，还笑说：“大不了在这一行找人吧！”
在香港，殡仪化妆这项工序，本来是由长生店仵工们一手包办，没有专人负责。直到十几年前，行内希望有人能把化妆的工夫做得更仔细，让家属更安心，才慢慢分拆出这门专业，成为现时的殡仪化妆师。现时，香港总共有20多名殡仪化妆师，相比十几年前足足增加了一倍。
另一个改变，是随着行内透明度高了，近年多了女性入行。“时代不同了，有些家属希望能有女性帮先人穿衣服，如果要男师傅接触客人的太太、母亲就会有点不方便。”
郑嘉雯近年还收了四个女徒弟，跟着她学化妆、接生意：“她们都已经上手了，不用我怎样教，我会派工作给她们，因为一个人做不完。”
殡仪化妆师安全欠保障
伴随着香港人口老化，死亡人口不断增多，殡仪服务的需求也不断上升，然而，郑嘉雯却发现，保障殡仪化妆师的制度及配套，却没有随之健全起来。
2003年，香港爆发疫症“沙士”，卫生署自此制定了一套尸体分类制度，按疾病传染途径及感染风险，将尸体标签为蓝色、黄色及红色。蓝色是没有危险，可以一般程序处理；黄色代表尸体有传染病菌或病毒，不可以进行防腐；红色标签的尸体，不但不可以防腐，更不可以接受殡仪化妆，亦不得进行瞻仰遗容，必须直接以尸袋密封。
制度看似完善，一班前线殡仪从业员却有另一番体会。
“黄牌涵盖的疾病太多了，范围太宽，例如沙士，你一听下去会觉得属于红牌，但原来只是黄牌而已，政府解释指他们不是即时死亡，可以医治，所以是黄牌。”郑嘉雯无奈地说。
政府不准许我们在医院帮死者装身化妆，为什么反而准许我们在殡仪馆除去尸袋化妆？殡仪馆卫生标准不但没有医院那么高，而且还是中央冷气，如果有细菌的话，大家‘揽炒’。
按卫生署的分类，爱滋病、丙型肝炎、食肉菌感染，都属于黄色标签，家属要求的话，殡仪化妆师还是要帮遗体化妆。“ 政府不准许我们在医院帮死者装身化妆，为什么反而准许我们在殡仪馆除去尸袋化妆？殡仪馆卫生标准不但没有医院那么高，而且还是中央冷气，如果有细菌的话，大家‘揽炒’（一同受害）。”
虽然有风险，但由于殡仪化妆师一般不是全职受雇，没有固定月薪，有时候遇到黄色标签的遗体，都只好硬着头皮去化妆，保护衣物及装备都靠自己准备。
更大的问题在于，在没有正式规管的情况下，殡仪化妆师的保障，全靠有没有“人脉”——如果殡仪馆行家没有事先告知化妆师，遗体属于哪个标签的话，脱了尸袋、剪掉标签，殡仪化妆师根本无法知道自己所承受的风险。
郑嘉雯记得好几次，行家明明知道遗体属于黄色标签，但为了确保有殡仪化妆师愿意接手，却刻意隐瞒：“他们会装作若无其事，幸好有仵工告诉我，否则真的蒙在鼓里。”她坦言只有自己才能够保障自己，所以危疾保险早就买了，每个月供款3000元。
与死亡如此接近，她对生死又有没有多了感悟？郑嘉雯说，六年来最深刻的，是为一位出生两天后不幸离世的婴儿遗体装身，“我没有帮他化妆，只是在他身旁放了些糖果，再慢慢地帮他穿上衣服。”
“我爸爸一样都是突然间就走了，失去了就真的失去了，所以真的要学会珍惜眼前人。”郑嘉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