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0日，台湾的联合报刊出系列报导，记录两位台湾女孩到南苏丹从事人道援助的见闻，引起许多关注。报导之一用感性的口吻，描述两位台湾女孩不畏艰难前进南苏丹、把难民故事带回台湾，作为“以分享改变世界”的正面范例。另一篇报导则简要交代南苏丹内战的原因，花了大部分篇幅描述南苏丹冲突的人道危机，最后以非营利组织“开路伙伴”（Make Way Partners）在当地提供教育、培养和平种子作结。
两位女孩冒险犯难到南苏丹帮助难民的精神，固然令人敬佩，但假如该报导旨在唤起大众对武装冲突与性暴力等议题的关心，甚至采取行动，那么读者也应该进一步思考：此种人道援助论述的宗教与性别政治，以及其与特朗普“全球噤声令”的关连。
南苏丹，冲突不断的血泪史
历经长达22年的南北战争，南苏丹于2011年7月正式独立，这个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旋即在2013年12月陷入内战。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udanese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 SPLM）是领导南苏丹对抗（北）苏丹的主力、也是南苏丹独立后的执政党，该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分裂，当时的副总统 Riek Machar 带领反政府军（Sudanese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in-opposition, SPLM-IO）掀起南苏丹内战。
邻国乌干达与苏丹的“正义与平等运动”（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 JEM）武装组织都加入协助南苏丹政府军；而以努尔人为主的武装组织“努尔白军”（Nuer White Army），则为了报复总统守卫军对努尔人的攻击，针对南苏丹总统 Salva Kiir 所属的丁卡族（Dinka），攻击其平民村落。
透过联合国、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调停，2015年8月，冲突双方签订协议，重新订定权力分享的机制。2016年4月，副总统 Machar 与总统 Salva Kiir Mayardit和其他反对派组成过渡政府。然而，同年7月冲突再度爆发，双方交火造成超过270位平民死亡，以及上百件的性暴力与攻击事件。
联合国难民署（UNHCR）估计，自2013年内战爆发以来，已有超过150万人逃离南苏丹，到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肯尼亚等地避难，形成规模仅次于叙利亚与阿富汗的难民危机。
联合报的报导提到，两位志工因为参加“开路伙伴”创办人金柏莉（Kimberly L. Smith）的新书分享会，而与该组织一起到南苏丹服务。开路伙伴是一间基督教传教机构，其宗旨是透过传授基督福音，来预防与打击人口贩运（human-trafficking）和其他形式的压迫，特别在妇女与儿童容易成为受害的地区。该报导描绘南苏丹内战的血腥暴力，尤其是妇女遭到强暴、因此感染HIV或被迫生下强暴犯的小孩等情节，其遭遇无不令人同情。
但除了沉浸于悲伤，更重要的是从中看见武装冲突、性暴力与性别不平等的内在连结。
战争苦果的性别差异
在战争中承受了庞大苦果的女性，却挤不进坐满男人的谈判桌。
武装冲突的负面冲击，一直有性别差异。
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在战争中经历强暴、性奴役（sexual slavery）、性贩运（sex trafficking）与其他性别暴力。有些时候，性暴力本身就是用来打击敌人士气、壮大己方声势的战争工具。最明显的例子即是ISIS 屠杀 Yazidi 男性，将妇女和女童当作性奴，作为消灭Yazidi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策略；而在尼日利亚（奈及利亚）北部，武装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绑架妇女与女童，强迫她们嫁给博科圣地战士，一方面用来报复反抗的村落，同时作为招募士兵的手段。
战争也会提高孕产妇死亡率，根据ＵＮ Women 的研究，全球超过一半的孕产妇死亡，发生在有武装冲突的国家，或是暴力丛生、治理能力与经济基础薄弱的脆弱国家（fragile states）。
尽管妇女与儿童受到战争冲击最深，战后的和平会谈中，女性参与的比例通常偏低。缺乏女性参与的后果是：性暴力鲜少成为和谈议程，加害者经常不受惩罚，或者演变成“一群男人赦免另一群男人（和自己）在战争中对女性的犯罪”这样荒谬的场景。
在战争中承受了庞大苦果的女性，却挤不进坐满男人的谈判桌。
女性不被认为具有政治意志与能力来解决冲突、缔结和平、捍卫权利。此次联合报的南苏丹系列报导，也有类似问题──该文大幅描述妇女遭遇性暴力的惨况，加深女性做为受害者的刻板印象，以此衬托宗教团体无私奉献的救世主形象；却在这种描绘中，抹除女性行动可能的想像。
然而在其他例子中，我们却看见女性本身实际存在政治能动性，女性公民社会团体（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积极参与解决冲突、建立和平的行动。例如，利比里亚（赖比瑞亚）的草根组织 Women in Peacebuilding Network （WIPNET）组织当地妇女进行和平非暴力的抗争，敦促当时的总统Charles Taylor与反抗军举行和平会谈，甚至在会谈进度凝滞时，率领妇女们挡住会议室的门，要求谈判代表们没有谈出结果不能出来。WIPNET的领导人之一Leymah Gbowee，因为带领当地的女性和平运动、终结第二次利比里亚内战，得到201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者Marsha Henry曾劝学生，不要把战争中的性暴力当做论文题目，因为这些研究通常只会满足人们的窥淫癖与殖民凝视（野蛮、暴力、无法控制性欲的黑男人侵犯可怜的黑女人）、忽视历史与地缘政治因素。
从全球女权的角度来看，当美国新保守主义用解放女性来为理由之一，正当化2001年入侵阿富汗的行为，投射“穆斯林男人压迫女性、白人男性要来拯救有色女性”的殖民主义凝视，当宗教团体将“他者的（性）暴力”作为宣教工具，我们不能不对这样的论述保持警惕。
“全球噤声令”，另类的性暴力
特朗普的全球噤声令将造成650万非预期怀孕、210万不安全堕胎，以及超过2万个孕产妇死亡。
特朗普（川普）上任后，立即重启了一项反堕胎政策──被讽为“全球噤声令”（Global Gag Rule）的墨西哥城政策（Mexico City policy，1984年由里根总统在墨西哥城宣布而得名）。该政策禁止接受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补助的非营利组织，在任何地方提供避孕与堕胎的资讯、服务或转介，也禁止接受补助的组织参与游说、推动所在地国家的家庭计划政策。
这项政策之所以被称为“全球噤声令”，是因为受USAID补助的医疗机构不能主动提供堕胎建议、不能施行堕胎（纵使堕胎经费不是来自USAID），也不能主动转介妇女到可以进行堕胎的诊所。一旦违反，便会被取消补助。此举形同限制了医疗机构的言论自由，连提供正确的性教育与卫教资讯也受限。
USAID 是全球最大的家庭计划服务赞助单位，每年提供大约6亿美金的资金、医疗用品与器材到将近40个国家。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将适用范围从接受USAID“家庭计划项目”补助的非营利组织，扩及到所有接受 USAID 与国务院补助的医疗组织。许多国际非营利组织与医疗组织已警告，这项政策将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健康——包括限制女性取得避孕工具的机会、妨碍人类免疫缺乏病毒（HIV）、寨卡病毒（Zika，兹卡）与疟疾的防治工作、增加更多非预期怀孕，最终迫使女性寻求不安全、可能伤及性命的堕胎方法。
提供避孕与堕胎医疗的跨国组织 Marie Stopes International 估计：从2017到2020年，特朗普的全球噤声令将造成650万非预期怀孕、210万不安全堕胎，以及超过2万个孕产妇死亡。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IPPF）也会失去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严重影响该组织在乌干达、肯尼亚与尼泊尔等地提供的避孕与家庭计划服务。
一项史丹佛大学的研究发现，小布希政府在2001年重启全球噤声令后，撒哈拉以南20个国家的堕胎率显著上升。可能的原因是，全球噤声令减少人们取得避孕药物或工具的机会，导致更多非预期怀孕，反而迫使妇女依赖堕胎作为家庭计划的手段。
另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发生在莱索托（Lesotho，赖索托）。在柯林顿时代，USAID 送了大约42万个保险套给莱索托计划生育协会（Lesotho Planned Parenthood Association）。2001年全球噤声令恢复，USAID 停止捐助保险套到莱国，当时莱索托妇女每四人中有一人是HIV带原者。莱索托失去了唯一的保险套来源，令其HIV防治工作雪上加霜。
全球噤声令这项反堕胎政策自里根时代开始，就是共和党籍总统取悦保守基督徒选民的手段。当保守基督徒以保护生命之名（pro-life movement）来限制女性的身体自主权，它威胁的不只是美国妇女，甚至可能让一些在贫困或战乱地区的妇女，以她们的生命健康付出代价。
女性培力与政治参与
因此，当我们在为报导中南苏丹女性的悲惨遭遇掉泪时，不应忽视“全球噤声令”对南苏丹与其他战争地区，还有无数发展中国家妇女和女孩的冲击。提供避孕与堕胎，听来比较不赚人热泪，发放保险套和事后避孕药，也不像是励志小英雄的故事，但是保障女性的生殖权，是促进性别平等不可或缺的一环。
性别平等与女性培力（women’s empowerment），才是让南苏丹不再哭泣的关键。
Rita Lopidia，南苏丹妇女组织 Eve Organization for Women’s Development 的共同创办人与执行长，在去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的“女性、和平与安全公开辩论”（open debate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时说：“不只南苏丹，从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叶门）、马里（Mali）、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到全球其他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女性的声音必须被扩大。”
因此，推动女性权益、建立永续和平的实际作法是：提升女性参与和平进程的比例、在和平协议里加入停止性暴力的条款、强化女性参政权、把性别保障名额纳入政治改革进程、加强性╱性别暴力的问责（accountability）机制、打击有罪不罚（impunity）的情形等。
即使面对战乱与暴力，女性追求和平及政治参与的决心与行动没有减少，只是我们有没有听见她们的声音。
（徐歆惠，纽约大学国际事务研究生，主修人权与国际法，前NGO Working Group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policy research fe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