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女佣维罗素（Mary Jane Veloso）在印尼的牢狱生涯踏入第七年，她仍然在死囚名单上，命运纠缠在菲印两国的斡旋之间，悬而未决。尽管为她奔走的跨境外佣维权运动仍在继续，惟随著去年菲律宾政权易主、杜特尔特雷厉风行“反毒”，为维罗素争取免死的舆论声势不复以前。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总结过去反毒经验，提倡为毒品使用者除罪化、增加公共卫生支援服务应对，才是解决问题之道。维罗素的遭遇并非孤例，她的故事，能否掀起亚洲国家反毒政策的体制缺陷的适时讨论？
2010年四月，两子之母的维罗素因被发现手提行李藏有2.6公斤海洛英而被捕。她本在同年十月被判处死刑，恰好时任印尼总统苏西洛发出暂缓所有死刑的法令，令她免于一死。直至2015年4月，维罗素再次登上待处决名单。
在被捕前，维罗素曾在杜拜当家务工，工作半年后因为遭雇主性侵受伤而被迫离职。回国后，维罗素决定再次离乡工作以赚取工钱支持家庭，并在找寻工作期间被安排到印尼，未几即被发现藏毒被捕。维罗素一直坚持自己的清白，表示她事前对藏毒一事亳不知情，是被美名为她安排工作的“干姐”塞尔吉奥（Maria Kristina Sergio）诱骗和插赃。
案情故事公开后，菲律宾民间对她的同情、印尼当地外佣组织的声援，令维罗素成为国际新闻焦点。印尼外佣团体Keluarga Besar Buruh Migran Indonesia (KABAR BUMI)是首个主动协助维罗素的组织。主席Iweng Karsiwen忆述，“一切很突如其来，在处决名单公布后，我们当时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去组织声援行动，维罗素的家人与代表律师也是在原定处决日期三天前才能前往探望。起初，很多当地人基于维罗素涉毒而不表同情，令声援难以得到回响。但随著她的故事经媒体一再表述，越来越多人明白她是在无望中被欺诈而误堕法网，是跨国人口贩卖链的受害者。”Iweng说，连全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随后也加入声援系列，成为暂缓处决的转机。
“随著维罗素的故事经媒体一再表述，越来越多人明白她是在无望中被欺诈而误堕法网，是跨国人口贩卖链的受害者。”
两地外佣团体声援助维罗素解困
但真正令维罗素登上国际新闻的，当算是2014年在香港被虐受伤而震惊国际、后被《时代杂志》选为年度百大影响力人物之一的印佣Erwiana Sulistyaningsih投书报章，以受虐过来人经验出发，为维罗素鸣冤，引起各界动容。她在文中写道，海外佣工因为经济与社会地位脆弱，容易成为犯罪集团的代罪羊，而维罗素若然被处决，印尼政府日后将更难保护在海外工作的本国佣工的安全与权利。
“维罗素和我一样都是自己国家的贫穷问题的受害者，我们是不情愿地成为外佣的，”Erwiana对端传媒记者解释，“不同之处在于我是被虐，而她则是被犯罪集团所诱骗陷害。我希望维罗素能被释放，我们更需要令所有佣工在海外受到法律的保障。”
在维罗素待处决期间，菲国时任总统阿基诺三世积极透过东盟等外交渠道为她争取引渡回国受审；当地警方更在原定处决日前，成功在国内拘捕涉嫌指使维罗素运毒的女主谋塞尔吉奥，并要求维罗素作证助查。外界相信若调查能证实维罗素是人口贩卖及诈骗的受害者，或能令她免于死刑。印尼总统佐科威当时因而应要求暂缓行刑。
获菲律宾大使馆委托及聘用以协助维罗素的印尼专责律师阿古斯（Agus Salim）早前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表示，他虽然未有跟维罗索谈到杜特尔特的反毒政策，但他个人相信即使换了总统，维罗素还是有希望的。
去年九月，杜特尔特在出访印尼前向菲律宾媒体表示，会当面为维罗索向佐科威陈情。但佐科威在会面后公开表示杜特尔特已向处决维罗素“开绿灯”，引起马尼拉多位部长出面撇清，其中，菲国外交部长雅赛（Perfecto Yasay Jr.）解释杜特尔特仅表示希望遵从印尼的本国法令而减少外交干预，并未为印尼执行死刑的决定背书。在阿古斯眼中，这个两国总统“罗生门”，意味维罗素的案件或仍有转机。阿古斯及其法律团队现在他们能做的，就是等待菲律宾司法单位针对塞尔吉奥的调查结果，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
Iweng相信，媒体关注与国际压力是印尼政府暂缓处决维罗素的主要因素，但维罗素生死未卜，责任实系于菲律宾一方。“印尼政府一直很低调处理这件事，而负责的官员还在等待菲律宾方面的司法程序。但这个程序已逾一年，进展缓慢。在印尼，这些检控与司法程序一般只须半年。如果菲律宾的执法部门不向印尼提交新的证据，那我们这边是束手无策的。”Iweng不无担忧地说。
在维罗素身后，更多雷同的不幸故事一直延续著。在狱中等待处决的印尼佣工梅莉（Merri Utami），已经等了十五年。
2001年，于台北当家庭看护的梅莉被使计诱骗出国再在不知情下运毒回国，在机场被查获毒品拘捕。经过不到一年的审讯，梅莉就因携带毒品入境印尼被判了死刑定谳。直至去年7月，印尼政府宣布将处决14名毒犯，梅莉就在名单内，经由法律扶助机构（LBH Masyarakat）的协助，梅莉写信予印尼总统佐科威，请求法外开恩，后来她逃过了这次的处决。
印尼刑法改革机构（Institute for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ICJR）调查显示，90%的吸毒犯被抓到监牢。机构研究员伊拉斯莫斯（Erasmus A. T. Napitupulu）认为，印尼政府的做法本末倒置，这些吸毒者应该被送去戒护所。他并批评印尼的法规不完善，“他们只抓毒犯，却放过背后更大的贩毒集团或人口走私团体”。他认为，印尼的司法程序并未把重点放在厘清谁是毒品交易中的被害人及犯罪人，属一大漏洞。
伊拉斯莫斯进一步说明，维罗素和梅莉的案子，本来都为印尼警方提供一个借此揪出背后的跨国贩毒集团的大好机会。但警方并不积极调查这些案件，也从未在毒品案中，使用“司法合作者”（justice collaborator）条例调查案件，即将被告或被害者视为司法合作者，借此揪出背后更大的贩毒集团或相关组织。伊拉斯莫表示，大部分的死刑犯都是社会弱势者，他们不只没有钱聘请有力的律师辩护，甚至也不知道有何管道找到律师。
大部分的死刑犯都是社会弱势者，他们不只没有钱聘请有力的律师辩护，甚至也不知道有何管道找到律师。
“梅莉的经历和维罗素非常类似，他们都可能是人口贩卖集团的受害者。”代表梅莉的律师，同时也是法律扶助机构（LBH Masyarakat）的主任瑞奇（Ricky Gunawan）说，在他经手的案件里，类似故事层出不穷。
瑞奇举例，梅莉从遭检方起诉到判刑，仅仅花了八个月，很多案情可能都还没有厘清，就被判死刑。因此，这些受害者若找不到愿意为他们辩护的专业律师协助，基本上就无从捍卫公平的审讯权利。他又指，梅莉曾经在警方问讯时就被毒打，而当时她的辩护律师亦与警方相熟，其专业公正性成疑，或许是梅莉被草草判刑的原因。
维罗素的故事，与她在菲律宾死于“反毒战”的同胞一样，都在诘问部份发展中的亚洲国家严刑治毒、甚至妄顾人权与司法公正于不惜的社会代价。而印尼强硬的反毒的作风，跟杜特尔特的言论不遑多让。外媒报导指，印尼缉毒局局长布迪（Budi Waseso）曾公开表示有意仿效杜特尔特扫毒，更宣布为局方增设更多武器与资源。
外国毒品除罪化经验彰显亚洲刑法过时
事实上，国际社会早有呼声指出这种针对贩毒的铁腕严刑难见实效，倡议国家研究效法葡萄牙为毒品除罪化的政策，将重点从执法转移到公共卫生管理，协助低阶毒犯或吸毒者离开毒网、寻求体制支援，重投社会。
数据显示，自葡萄牙于2001年正式实施毒品除罪化政策后，艾滋病病毒感染个案由1016宗跌至2012年的56宗，过量吸毒致死的案例并从80宗减至16宗，该国的涉毒死亡率为每一百万人有三宗，比欧盟17.3的平均数字低五倍。
去年十一月，“毒品政策全球专责委员会”（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y）发表报告，呼吁各国政府废除针对贩毒的死刑、研究为毒品除罪化或实施替代监管模式，并批评现存联合国毒品政策的条文促使部份国家实施违背《联合国人权公约》精神的法规，非但无力遏制毒品滥用，更令部份人无法取得所需药物。该研究指出，全球使用非法毒品的个案数字有增无减，在2003至2014年间增至近2.5亿，增长率高约33%，这明显与各国针对毒品加强执法的趋势成反比。
经验虽证明强硬反毒能轻易赚取民望，却不会解决现实问题，“反毒战本质上是一场针对平民的战争（“The war on drugs is essentially a war on people”）”
委员会成员之一、哥伦比亚前总统加维里亚（César Gaviria）更在本月7日向《纽约时报》投书，指杜特尔特在“重犯他昔日的错误”，经验虽证明强硬反毒能轻易赚取民望，却不会解决现实问题，“反毒战本质上是一场针对平民的战争（“The war on drugs is essentially a war on people”）”。过去，哥伦比亚国内的武装冲突延续逾五十年，非法毒品的生产与出口贸易，成为助燃冲突、深化社会矛盾的源头。由美国支持的“反毒战”也许为政府与武装组织的和谈造就了筹码，但它造成的平民死伤与社会撕裂，代价之深远，当叫世人警惕。
“我们反对死刑，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更关注杜特尔特以反毒之名杀害平民。在印尼，很多被捕的‘毒犯’都是受害者而非主谋，如果印尼政府真的要扫毒，他们应该去抓那些幕后主脑、策划贩毒的主事者。”Iweng认为，在另一方面，维罗素的遭遇，更加揭露了政府在保障海外佣工的不足。“印尼是联合国《保护所有移工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但没有人有真正落实过公约订下的原则。”
直至今天，维罗素还在等待她的国家替她寻求公义。“我们的支援运动仍在继续。但我们无法跟她连系，也无法前往探望，现在只能靠菲律宾的当地组织在推动，”Iweng说。
阿古斯向端传媒表示，已系狱七年的维罗索现在已能操一口流利的印尼语，甚至还会说当地方言爪哇语。维罗素在狱中不忘远在菲律宾的家人，平常会帮狱友洗衣服或缝制衣服赚取零钱寄回家乡，闲余时间则以打排球作消遣。上月中，他更成功安排维罗素的家人在她32岁生辰之际前来探望。阿古斯并说，狱中的她未有绝望，始终相信司法能还给她公道。
但杜特尔特的“反毒战”仍在继续，没有丝亳退守软化的迹象。他在日前更如此公开反驳菲律宾天主教教区对他的谴责：“如果你相信你的神父与主教，尽管去吧，如果你想上天堂，就跟随他们吧。但如果你想结束毒品问题…我会下地狱，来跟随我吧。”
维罗素即使能获释回国，恐怕面对的只会是另一个更加无情的战场，一个没有铁窗与牢笼的旷野。不知道还要死多少人，这些东南亚政治领袖才会像加维里亚一样深切地明白到，铁腕扫毒并不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