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群外媒的同事们小聚，大家一边吃着新鲜出炉的土耳其烤肉，一边聊起最近各自手头的报导话题。被问到最近德国媒体在关心什么时，我这个效命于堂堂德国中央级媒体的老员工，一时有些不知所措，随便搪塞：“哦，我们最近报导做得不多，都是些没什么重要性的社会新闻。”
最近我们发回的报导中，最受德国听众欢迎的是：“上海宜家徐汇店清理老年相亲团体”，“中国女性为何不愿意使用卫生棉条？”和“成都一家创业团队发明可以帮助年轻妈妈们的iDiaper”。
千万别以为我们是一家不严肃不正规、只追求娱乐性的德国街头小报。ARD德国广播协会可是德国历史最长、受众最广、在整个德语世界里面名气最响的广播电视媒体，堪比中国的央视，英国的BBC和日本的NHK。中国2016年第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神舟飞船发射…这样的大新闻我们也不是没有报导，但我只能遗憾地表示，这个年头在德国，认真报导中国国情和大事件是叫好不叫座。
虽然德国人普遍受教育水平很高，媒体产业发达而且以相对中立严谨著称，但是如果在德国随机采访路人，可能十个里面只有一个人知道中国四年前换了政府，新的国家领导人姓习。至于习什么? 那就是为难德国群众了。至今我碰到的德国人中，能准确说出“习近平”这三个字的，基本都是媒体人，或是来往于中德之间的商人或学生。
相较之下，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中国知名度有多高？估计朝阳大妈们都知道。别说是默克尔，我妈到今天还在惦记已经告别总理府九年的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而德国大妈对中国领导人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毛”的阶段。
热烈的好奇：中国为什么成功，将如何失败？
大约十多年前，德国媒体对中国的关注近乎狂热。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从国外留学回到上海，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德媒。
当时的中国顶着每年两位数GDP增长率的光环和加入WTO后出口制造业井涌式爆发的彪悍，引起了德国人的高度关注和浓厚的兴趣。德国人急切地想理解这个共产党国家是怎样把资本主义制度如此成功的复制到一个中央集权、人口贫困的国度。德国人更想知道的是，这个越来越开放、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的共产党国家，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这种已经被20世纪的历史证明是过时的社会制度。会以东欧苏联的方式，在人民革命的浪潮中分崩离析呢？还是以社会改良的模式，在中国领导人意识到顺应时代潮流的必要性后，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一个西方民主体制大家庭中的新成员呢？
大大小小的德国媒体纷纷踏至中国，给中国报导投入很大的资源。以我所在的ADR为例，在北京上海有两处记者站，总共有十多个人，规模仅次于驻美记者站，报导涉及中国的所有领域，从宏观经济，到劳工权益、计划生育、能源环保……一直到文化体育、郎朗、刘翔。
有段时间，我感觉工作特别幸福，不用为报导是否太偏太长而担忧，不管报导什么中国的题材，只要有趣有立意，正面反面的都受欢迎。我曾经在山西呆了十天，走遍了国有大煤矿和非法小煤窑，报导当时每年致死6000人的煤矿事故。还有一年，我在内蒙驱车四天，从呼和浩特一直到呼伦贝尔，为德国听众介绍中国蒙古族牧民面临的生态问题和文化挑战。那时候的中国对德国人来说就是一个充满活力、异域、悖谬，却又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第三世界国家，德国人对中国的求知欲是全方位的，而且心态开放。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第一个拐点到来了。
越宣传越反感：价值观与经济力的冲突
为了举办奥运盛事，中国倾举国之力，启动“大外宣”战略，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官方主导的宣传攻势，试图树立正面形象，包括在世界各地开设了440家孔子学院和号称高达45亿人民币的国际媒体宣传投资。但也是在2008年，西藏发生“3.14”拉萨骚乱，德国公众向来是达赖喇嘛在欧洲第一票仓，事件让他们对中国的好感跌到了谷底；“5.12”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不到10天，中国近年最大的食品安全丑闻——三聚氰胺奶粉导致婴儿肾结石事件爆发，与大地震和毒奶粉事件相关的社会活动人士，比如艺术家艾未未、维权律师赵连海，则遭到了当局打压。
上海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教授朱大可认为，无论是2008北京奥运会还是2010上海世博会，靠国家宣传和投资体现的都是国家价值观，看似气势磅礴，但是和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价值观和人文关怀，文化是一样空洞的东西。中国的问题在于它只知道国家价值，而不懂得个人价值。”德国在哲学上和宗教上都极其崇尚个人主义和精神自由，在历史上深受专制体制祸害，二战后不断反思、不断警惕历史重演，尤其反感中国所倡导的这种国家价值观。在德国人看来，国家强大不是靠金钱堆积出来的，如果连让一个人表达意见都不容，足见一个国家的内心有多弱小。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艾未未就可以让德国民众对本国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产生负面印象。
恰逢此时，中国取代了德国成为了全球头号贸易大国。德国媒体纷纷打出标题：“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吗？”“为什么我们还给中国发展援助？”德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不再是个第三世界国家了，中国越来越有钱，而且和德国发生了竞争。以《明镜》周刊为代表的德国主流媒体，从知识产权保护到贸易摩擦到人权，在各个争议话题上，对中国开始了一轮批评性的报导。
我发现，从那时开始，德国媒体越来越倾向于报导中国的负面新闻。除了传统的“中国网络审查”，“中国企业偷窃德国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以及“中国的空气污染和食品安全”等话题，还经常有一些充满主观判断、不怀好意的报导题材，譬如有一年中国购买德国巧克力和牛奶的数量大增，我们就得着手准备“德国人因为中国人将要喝不到牛奶吃不到巧克力了”；中国成为了德国大众汽车在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我们又得做“德国车企对中国市场依赖太深，未来将不能保持自身独立。”
中国企业去德国收购工厂，德国媒体就会给当地政府施压，提出对中国新老板解雇德国员工，把生产线搬到中国去等顾虑。我采访过的一位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州投资生产包装材料的上海企业家就曾不断的抱怨：“德国人来中国卖车赚的满地流油。我们去德国投资他们签证都不给！”我一个在德国读历史博士后的东北哥们调侃说：“德国那是老寡妇守业见不得穷人家放炮仗。”话糙理不糙。
失去兴趣：德国自顾不暇，中国缺乏变革
北京奥运后两年，第二个拐点倏然而至，德国人对中国的观感，从好奇开放到批判负面，慢慢回到无知年代。
2010年开始，德国周边大事不断：欧洲次贷危机，中东茉莉花革命，希腊危机，土耳其动荡，叙利亚内战，乌克兰冲突，难民危机，欧洲系列恐怖袭击，英国脱欧……每一件都地动山摇余震不断，而且每一件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安全上与德国息息相关。德国人自然更关注一系列不以中国为主角，但非常现实又严峻的问题，诸如欧元汇率，英国脱欧后的欧盟前景，怎么面对突然涌入的一百万难民等。
很多欧洲媒体的同行也渐渐感觉到：中国报导越来越不受关注了。这既体现在报导篇幅缩水上，也体现在报导题材日益狭窄上。一方面，因为西方自身发生了重大的经济危机和各种安全事件，自顾无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近几年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固化，经济改革没有突破，政治改革越来越没有盼头，甚至在很多方面，譬如媒体、网络等，越发收紧。以“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年轻人，丝毫没有要撼动既有中国社会体制的意思，反而越来越欣然地接受一个西方人看来是金钱至上、没有信仰和公平的文化。德国人没有等来他们期待的人民运动，更没有看到中国社会自上而下改良的希望，便自然对一个缺乏变革的中国失去了兴趣。
2014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做了个全球范围内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中国人对德国持中立或正面的看法。令人吃惊的是，在这同一个调查中，德国公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人占到76%，持正面看法的只有区区10%，德国是该调查中对中国看法最负面的国家，比日本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率还高三个百分点。如此看来，中国对德国是名符其实的热脸贴冷屁股。
媒体人的纠结：受众无知与报导无聊的恶性循环
“德国之声”中文部一位资深编辑说，以北京奥运会为标志的2008年是中国真正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的一年，但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完全没做好准备。
那时候，德国媒体第一次有机会也有兴趣认真深入看看中国，但知识储备不足，如坠五里雾中，想深度而不得，中国作为焦点，基本上只是体现在报导的数量上。这位资深编辑认为，2009年之后，中国在德国媒体报导所占比重减少，重要性也明显降低。一个例子是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虽然对于中国未来政治尤为重要，“习核心”的提出也足够重磅，但德语媒体对此极少评论。这位在“德国之声”已经工作了十几年的编辑很无奈：“中国太复杂，要想弄懂，谈何容易。如何向对中国基本知识相当缺乏的德国受众传递这些复杂的讯息，就更是难题。于是，一般德国媒体报导中国话题的时候就只能浮于表面。”
为了给日益疲软的中国报导注入一剂强心针，我供职的德国央媒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上海市中心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和由此引发的剩女问题”，“微信是什么？支付宝是什么？”“玉林狗肉节又来了！中国人为什么还在吃狗肉？”“二胎放开啦！中国人是不是会争先恐后的生孩子？”“风水，中国是不是会用阴阳来预测天气？”……马上“双十一”就要来了，我们又可以报导“中国的光棍节”了，又可以给德国听众一年一度的科普：淘宝是什么？中国的eBay。阿里巴巴是什么公司？比Facebook更大的公司。马云是谁？中国的乔布斯——不过还活着。诸如此类的话题我们每年做一次，甚至两次，都没有问题，它们深受德国听众长期喜爱，而每年德国听众都已经把之前的报导忘得差不多了。
我和我的德国上司聊到，德国人对中国目前的了解，还停留在民工一个月工资800元、中国物价超低、中国企业都是山寨和中国人只买苹果手机的阶段。现实中，中国一线城市最低工资已经开始接近德国，房价房租远超德国任何一座大城市，中国企业华为已经在欧洲市场取得大量份额，中国人在手机支付、分享经济各方面早已走在了对智能手机还抱着怀疑态度的德国人前面。
德国上司认为，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与时代脱节，一方面是中国发展太快，德国人实在跟不上，另一方面是因为德国人普遍不愿意面对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现实，宁可选择无视也不愿意选择去面对。而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们能重新回到新闻质量高产量高的年代？但看着现在一切信息都在肤浅化碎片化的趋势中，也许再也不会了。
钱锋，笔名何塞，上海人，加拿大蒙特利尔康考迪亚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自2005年起担任ARD德国广播协会上海记者站制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