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Ｗorld Economic Forum, WEF）刚刚于瑞士闭幕，本次的主题在汉语被定义为“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最受瞩目的莫过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莅临。他在主题演讲中，大力批评了贸易保护主义，并强调“贸易战中没有人会是赢家”，显是针对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来。此举获得论坛主席施瓦布（Klaus Martin Schwab）推崇，比喻为“照耀在达沃斯论坛的阳光”。
习近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姿，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获得掌声，不可不谓是世界政治奇迹；借此，中国更展现对全球领导力的强烈企图。但中国领导人大谈自由贸易，并暗示全球化的自由贸易潮流莫之能御，就显得有些突兀，不禁让人想问：这样的发言反映什么背景？中国经济又是否真的自由？
全球贸易保护的暗战
首先，综观特朗普就任之前的世界贸易情势，IMF 2016年的 World Economic Outlook 指出，从1985到2007年间，全球贸易平均成长率为 GDP 成长率的两倍，分别是均值 5% 对 2.5%；再依照 WTO 2016年的资料观之，近五年来全球贸易以约莫平均2.6%的比例小幅成长，同一时期，全球 GDP 平均成长约为2.3%。
乍看似乎没什么不对，但若仔细思考，就会发现一个趋势：相对于持稳的全球 GDP 成长率，跨国贸易的长期成长趋势却下滑近半，其对经济成长的贡献也下降。理论上，全球贸易往来和经济成长互为因果——贸易越热络、经济越昌盛；经济更昌盛、贸易也更热络。可是近五年全球的经济发展，似乎不再完全符合这种观点；申言之，就近年来的趋势来看，贸易，包括货物与服务，至2008年达到世界GDP的最高峰，约占31%，金融海啸之后旋即下滑，大约到2014年才回到30%，但世界GDP的成长已经不再那样倚仗贸易，其也暗示著，全球贸易的经济相互依赖或许正在下降。
目前欧美与日本经济欲振乏力、中国迈入新常态，都是导致全球总需求不足的部分原因。当经济成长乏力，先进国家人民信心不足导致消费减弱，将改变传统以内需消费与举债促进经济成长的方式。换言之，通货紧缩的幽魂正在笼罩全球。
受此影响，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刚好”也面临再平衡的需求，习政权全力把中国经济转向内需消费导向，许多中国制造的商品被国内市场吸纳，减缓了出口疲弱带来的影响。
此外，许多数据都显示，贸易保护已是各国政府心照不宣的暗战，特别是先进国家。如WTO的G20贸易措施报告指出，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G20在贸易往来上非但没有更加平顺，反倒增加更多障碍。2010年各国约有324项贸易限制措施，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1196；相对的贸易促进措施只从57件上升到387件，明显不成比例。
这当中设限最多的是哪个国家？根据欧盟执委会2016年关于贸易限制的分析，自2008到2015年，总共设限最多的是阿根廷，超过160项；高举贸易自由大旗的中国超过80项，而美国只有超过20项。
中国经济自由吗？
林林总总证据都显示，中国经济尚未达到高度自由。对于领导全球经济而言，即使美国缺位，中国也难取而代之。
2016 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的国家/经济体排名上，美国排行第11名，被列为“大部分自由”国家；中国排名第144，被列为“大部分不自由”国家。
不过，此种指数包含了十种面向，像是免于贪腐、劳工自由、智慧财产这些中国本就稀缺的概念，比较起来可能不尽公平。我们把焦点聚集，只比较几个与开放市场有关的关键面向——如贸易自由、财政自由和投资自由：
在贸易自由方面，中国的表现较佳，被列为“大部分自由”国家；而美国则是属于完全自由国家。然而需注意的是，现在除了有 WTO，全球还充斥着各种区域、双边贸易协定，基本上贸易自由可以说是稀松平常，中国在这方面也并未显得突出。另外从平均关税来观察，中国是3.6%，台湾是1.8%、美国是1.5%、新加坡是0%。中国贸易障蔽相对不低。
在财政自由与投资自由方面，中国的表现就差距更远。中国政府以财政补助大量僵尸国企，扭曲了自由市场的淘汰机制。这也造成部分国企大量过剩产能，如钢材只能向世界倾销——而这亦是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抨击中国的理由之一。
中国的投资环境更是让外资爱恨交织，既想进占中国的消费市场，却又难以适应中国的商业规则。例如最近中国严格管制资本，原意是为了防止中国国内资本外逃，但实际上也干扰了外商的资金往来。又如根据 OECD 资料，中国对大多数行业，特别是属于美国强项的服务业，都有高于平均值的限制。中国政府借此保护正在茁壮中的服务业；而根据汇丰银行预测，中国服务业出口到2030年将跃升为全球第三。
林林总总证据都显示，中国经济尚未达到高度自由。对于领导全球经济而言，即使美国缺位，中国也难取而代之。
中美角色互换，却都回避真实问题
全球化贸易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刻——例如以公平透明的途径，将大型贸易协定的利弊摊开来讨论，化解群众对于此类协定受商业利益把持的疑虑。
但达沃斯的状况显示了双重讽刺。
一方面，习近平以“人类共同体”为名，获得这些着眼于全球商业版图、相对不拘泥于特定国家认同的达沃斯人（Davos Man）的热烈赞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全球化的获利者，似乎要在习主席的号召下结成同盟，力抗保护主义的民粹分子。这对过去领导自由世界的美国，是何等讽刺？
另一边，被学者戏喻为以“推特宣传、阶级斗争、蔑视官僚”等特色，传袭毛主义正统的特朗普，即将肩负着普罗大众与某些中产阶级的期待，以夺回工作、重返荣耀为名，向全球化发动逆袭。这又对于中国是何等讽刺？
但巧的是，两人都对财富重分配的问题避重就轻，仅以持续推动脱贫当作借口，却刻意忽略收入不均的不公平本质，才是全球化下真正麻烦的所在。
一些精英，例如甫卸任的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用“科技与自动化取代劳工”，作为先进国家（如美国）中下阶级劳工失业、或薪水停滞的理由。这种刀切豆腐的说法，固然符合部份现状；但更多民众看到的是：透过全球化的贸易，身旁涌入著来自于中国、墨西哥等地的廉价商品，也让那些让开发中国家人民越来越有富有。简单说，工作与财富被海外劳工抢走了。
直到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或反抗“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的思潮越来越明显，精英们开始主张“为所有人贸易”（Trade for All，欧盟为泛大西洋贸易与投资 TTIP 关系协定的口号），提倡“贸易包容性”（inclusive trade，WTO 2016年公共论坛的口号），企图唤回普罗大众对贸易协定的热情，恐怕已无济于事。
现实的困境，多数的达沃斯人应该心里明白，却讳莫如深。全球化贸易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刻——例如以公平透明的途径，将大型贸易协定的利弊摊开来讨论，化解群众对于此类协定受商业利益把持的疑虑。尽管这种方式旷日废时，可能是阻止群众走向极端的最适解。
更重要的是，想抵御特朗普民粹主义式的煽动，必须有更强大的论理说服力，而那绝不是中国民主集中式的治理风格。
（徐子轩，LUCIO策略顾问总监，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