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

你能想像,一个南亚裔人在香港开店有多难吗?

“家在香港”?他们的创业故事让你知道,香港未必是一个友善的营商环境。

端传媒记者 谢采善 发自香港

刊登于 2017-01-19

走在路上,不难看到我们的城市空间夹杂南亚风情的各式商店、食肆。价廉物美又多元的商品、说着一口流利广东话的南亚裔老板,早已生根在社区之中,与区内居民和睦共处。然而,顺利走到开业与稳定经营,他们经历的比一般店家多很多。面对着被同业华商的联手欺负、银行融资的僵化和政策说明的语言障碍,实难以想像,南亚裔人在香港开店经营,原来如斯困难。

只是香港政府对他们的认识仍停留在社会弱势社群、不擅中文,一如昨日梁振英特首发布2017年的《施政报告》的理解。报告提到“少数族裔要融入社会,首要是学好中文”,故将会增拨资源资助给录取非华语学生的合资格幼稚园,协助他们打好中文基础。学习中文固然是好事,但仅仅学好中文绝不足以解决南亚裔人开业维生之难。阅毕《施政报告》,更见郭俭与罗金义所写的《狮子山下的南亚小企业》(下称《狮》),用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南亚裔人士的可贵,更是正视他们的营商自立之苦的第一步。

《狮子山下的南亚小企业》

出版时间:2016年11月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者:郭俭、罗金义

《狮》收录郭俭与罗金义访谈南亚裔商户的故事与社会分析,让他们的创业营商故事被看见。南亚裔人在香港辛劳工作、储钱开设自己的小商店,求的都是能自给自足,立足香港。尼泊尔杂货店的两个店主,Babu 和 Maya,说他们开店够吃够用不需要申请福利金;跨国二手手机商人 KK 凭自身眼光与族人支持,把手机卖到国,但仍认为家在香港;葵涌巴基斯坦外卖店老板兼厨师 Farid,宁愿自己和孩子辛劳工作也不愿成为政府的负担......

读到书中他们的种种故事,不禁让人想到七、八十年代时香港人的“狮子山精神”,这也一直被认为是香港人的独有特色。但两位作者却不这样认为,在访问的过程中,郭罗二人都反复地提到“这种香港精神并不只限于华人拥有。像这次幸福伤风素(的广告)会讲菲律宾的女孩、足球队教练的韩国人,他们不是华人都可以有这种精神。”

中华书局近年推出多本与香港相关的专题出版物,《狮子山下的南亚小企业》便是属于一个命名为“新世纪香港社会研究系列”的作品。过去专门研究海外华人经济活动的郭俭博士,在这次研究联同政经社会学背景的罗金义博士,一同了解香港非华裔的经济活动情况。“我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当我回来香港的时候,有一大班非华裔的朋友居住在香港,但他们的经济活动完全没有人会去留意、完全没有人觉得值得去了解。”

每当我们提及南亚裔人士与他们的需求,不论是政府的政策文件也好,社福机构的社区服务也好,都是把他们置放在“弱势社群”的标签之下。让他们通过语言(广东话)学习、教育和就业等辅助,仿佛只要处理好语言问题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便能融入香港社会。郭表示这是他过去五、六年来最常听到对南亚裔的论述和理解,但在《狮》一书所收录的个案,却带出另一个解读视角——他们与香港华裔别无二致,同样为生活拼搏,为什么不能共融地生活呢?

认同带来安全感,也带来文化资本

“如果他们能够自力更生地工作维生,其实都是一种途径,令他们更接近主流社会。当眼下的劳动市场无法找到工作机会,他们自然要另辟蹊径去维生。其实很多时候这个 alternative 就是自雇,成为一个小企业家。”书中收录22个由郭、罗的研究团队去访问的个案,对象大多是来港后工作储钱、或是向同乡亲戚借钱成为自雇人士。综观多个个案后,郭俭博士指“族群”能是一种资源。他们会在自己族群聚居的地方开店,主要的顾客群也是自己的族群。

“族群经济”于社会学是一个研究命题,但对在港的南亚裔来说,“族群”是一种资源,更是一种因身份认同而带来的文化熟悉感,是他们的安全地带。“一跳便跳到主流社会去面对香港顾客,他(南亚裔人士)会觉得很难做到。他们透过运用族群资源来参与主流社会,立足于香港社会。”他们会在自己族群聚居的地方开店,主要的顾客群也是自己的族群,更因工作伦理和语言沟通而优先考虑同鄕。

“族群经济”于社会学是一个研究命题,但对在港的南亚裔来说,“族群”是一种资源,更是一种因身份认同而带来的文化熟悉感,是他们的安全地带。

但这种身份认同并不排他。在老一辈的南亚裔人口述香港历史中,香港华人与南亚裔人相处十分融洽。“其实我们最大的族群认同是‘我系潮州人’、‘我系上海人’、‘我系广东人’”罗如是说,“它(身份认同)不一定很排他,它可以是一种共存。可能会有小小嘲讽的称谓,如‘阿叉’(编注︰词源为“摩罗差”,19世纪香港华人对印度籍警察的常见称呼。因印度人自称“婆罗多”时被误听误译,加上多称警察为“差人”,便约定俗成地变为对印度人的指称。),但这不代表我们讨厌他们。”罗表示身份认同并非一种很静态固定的概念,早期的香港人不会去想“香港人就是这样的”,也不会有“南亚人不是香港人”的想法。

《狮子山下的南亚小企业》作者、明爱专上学院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郭俭。
《狮子山下的南亚小企业》作者、明爱专上学院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郭俭。

立足香港,族群化为经济资源

问及对“族群经济”的理解与相关文化作为资源的应用情况,郭指族裔文化可就使用者的资本与能力可以变成一种的工具,当需要时拿出来修理一下,就可以配合所要的情境去运用。“有些人拥抱(族群文化)、有些人淡化,在实际的情况中,就是当他要拥抱的时候便是他没有能力的时候,或是他能力比较低,不能在完全不用族群资源的情况下立足于香港商业社会。”郭坦言,能否使用自己身上的文化符号,也要端看自己的能力和背后的族裔社会资源,才能转化为文化资本来营商。“当他(南亚人士)可以完全淡化族群文化符号的时候,也即是说他可以不用族群的资源,也能够好好地生存。”

在香港的巴基斯坦和尼泊尔族裔经济的“小天地”当中,个人资源愈少的就愈需要动员集体族裔资源;个人阶级资源(个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积累较多的,对集体资源的倚赖就相对地减少。例如一些属于成功型的商户就不用戚藉集体文化产品,他们有较高的意愿和机会从事跨族裔和突破性业务,这往往有助于扩大客户群至自己族群以外的人,增加收入来源和减低外在因素所带来的经济风险。相反,个人资源少的幸存型商户就缺乏能力应对各方面的局限,语言、租金和社会歧视等等对他们所造成的冲击最大。

摘录自《狮子山下的南亚企业》

“谋生,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罗说上一代香港经济也是仗赖文化资源创造出来。“香港人懂英文又会中文,处在中间当两边的买办。用今日梁振英的话,这叫‘超级联系人’。我们有这种文化优势,既有中国人的资本,又有英国人的商机,当然会卖这种文化产品服务。”但他又提出香港营商环境对非华裔人士并不友善,很多政策计划介绍文件都只有中文说明,英文版本不是从缺便是只有一页的摘要,更不用说不擅英语的南亚裔市民根本无法获得相关资讯。

“那些(借贷融资)计划并不是要你给什么特惠,只希望他们可以做得再sophisticated 一些,譬如申请的金额可否弹性一点?不要限制他们借十万百万。他要开一位‘士多仔’(编注︰小型杂货店),可能申请几万元便足够了。”罗认为香港自称为一个多元社会、国际城市,是需要做得更多。

从看见开始,走出族群共融新思维

近年香港特区政府要配合中国发展“一带一路”,罗笑称政府应该找南亚裔商人来做顾问,“伊斯兰社区,他们不就是了吗?你说他们展现自己的文化,在语言和宗教文化理解上,他们比香港人厉害十倍!”正如《狮》里其中一个访问对象,巴基斯坦移民二代的跨国手机销售商 KK,说着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把一些“很落后的牌子”手机销售到英国、中东、非洲等地,经营着全球化市场。但奈何,依旧被香港华人商户所排挤、欺负。

不少南亚裔人长年生活在香港,更有许多土生土长的移民第二代,撇除血源的牵绊,他们的归属感早已植根香港,但香港华人却依旧视他们为外来者,抗拒他们。“只要没了这些歧视,一视同仁,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改善了。”罗慨叹道,同样郭也认同地说︰“只要大家不视之为特别的存在,顺其自然,他们的生活便会过得很舒服。”

现在 Kim 写的南亚裔朋友,你会发现与我们上一代华人有八成以上的相似,除了宗教文化的强势程度。为什么我们上一代的人可以包容性这么强?面对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时不会那么排斥,放下排他性呢?

“第一本讲族裔经济的书,就是希望让大家认识到这是一种全世界古往今来都恒之有效的方法,甚至也是上一代香港华人用来安身立命的方法,造就经济奇迹。现在Kim(郭俭博士的英文名字)写的南亚裔朋友,你会发现与我们上一代华人有八成以上的相似,除了宗教文化的强势程度。为什么我们上一代的人可以包容性这么强?面对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时不会那么排斥,放下排他性呢?”让读者、政府、香港华人看到南亚裔人的经济活动和处境,是郭、罗二人研究和书写的目的,也是希望能走出不同族裔能共融生活的出路。

南亚裔要的不是帮忙,而是同舟共济的环境

“我们不要用‘帮’这个字,或觉得在给予什么福利他们。一路以来,我们都觉得自己在施舍弱势社群。但对一个做生意的商人来说,他是在找一处立足地,到这个地方生活。你可以拥有你的政治权利,你可以去投票,但同时你也有你的经济权利,在一个比较恰当的营商环境去‘揾食’。”郭道香港现今并不是一个适合营商的环境,店铺租金几个月就升近一倍,根本难以好好地做生意。

《狮》纪录着南亚裔商人的故事,也许仍有些悲情,但更多的是体现出他们与香港华人一样,有能力作为一名能动者(agent)在社会中生活。以“狮子山下”为书取名,除了指族群经济的营商模式,郭更想带的是南亚裔人与我们拥有一样的心态。“书中的故事其实都很悲情,这个是事实,但香港人也有不少悲情的故事,我不想刻意回避他们的悲情。即使是悲情,其实他们的心态与许多香港人一模一样,已经难以维生都不想申请‘综援’(编注︰全名“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香港政府为低收入人士所提供的补助,让他们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

以“狮子山下”为书取名,除了指族群经济的营商模式,郭更想带的是南亚裔人与我们拥有一样的心态。

郭罗二人在研究计划中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南亚裔人士,男女老幼都有他们在香港生活的独特故事。罗自问曾经历过香港的“狮子山下”七十年代,但在现今中年和年轻一代的香港华人身上已再寻不到这种拼劲,反倒在与南亚裔人士的访谈中重新感受到。“我觉得狮子山下的精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应该给机会南亚裔人士重新发展出来。”这是他做了这么多访谈后最大的感触。

罗说他特别喜欢书中一个巴基斯坦籍厨师 Farid 的故事。Farid 以“前铺后居”的方法开设一间小外卖快餐店,但面对租金高涨和区内工业转型而陷入经营困境,却不曾轻言放弃。“如果从经济角度看,他绝对是最凄凉的,是香港人里最底层的人。但你看着他这么‘硬净’,就会想到其实我们的上一代都一样。‘狮子山精神’不单只属华人拥有,南亚裔都有,他也是香港人,只不过差一张香港身份证而已。”

“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罗文主唱的〈狮子山下〉,唱的便是无分华人与南亚裔人,在“在狮子山下相遇上”后,便要“携手踏平崎岖”,一起无畏、无惧地写下不朽香江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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