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在香港,怎样才能拯救一座历史建筑?

65年历史的旧皇都戏院,扰攘多时才有望成功争取“一级历史建筑”的身份,但依然面临被重建清拆的危机。在今日香港,到底怎样才能保存一座历史建筑?政府的责任又在哪里?

端传媒记者 邓子盈 发自香港

刊登于 2017-01-11

被古物古迹办事处列为一级历史建筑的北角旧皇都戏院。
拟评为一级历史建筑的北角旧皇都戏院。

走进拥有65年历史的旧皇都戏院,仿佛一下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弧形的外墙设计,正门上方外墙刻有浮雕,天台还外露出一个圆拱型混凝土桁架。然而时至今天,戏院结业整整20年后,变成了一个昏暗商场,小商店七零八落,卖的都是廉价日常用品。

这座遗留在香港北角闹市中的历史建筑,就像沧海遗珠,多年乏人照料,亦未被政府加以保育,只待政府评核历史价值。直至2016年年初,保育团体“活现香港”亲自追溯屋宇署文件、翻找旧报章和书籍,撰写评估报告交予政府,寻根索源,经历一年时间,才最终争取令政府将旧皇都戏院评为一级历史建筑。

民间对保育旧皇都的诉求,可算是一呼百应,大概因为戏院是面向公众,真的承载着许多集体回忆。

活现香港创办人陈智远

针对这项评级,政府早前开展公众咨询,咨询期在2017年1月9日完结,旧皇都或有望从此摇身一变,拥有“一级历史建筑”的名份。

“旧皇都的社会和历史价值不容忽视。在过去的香港,鲜有一座集剧院、戏院于一身的建筑。民间对保育旧皇都的诉求,可算是一呼百应,大概因为戏院是面向公众,真的承载着许多集体回忆。”“活现香港”创办人陈智远对端传媒记者说。

近年香港兴起重建发展的浪潮,多区建筑纷纷拆旧迎新。究竟在香港,怎样的历史建筑才能被定义为一级历史建筑?而评级之后,像旧皇都戏院一样的历史建筑又真的能被成功保存吗?在保育工作中,政府和民间又如何分配责任?

旧皇都戏院建于1952年,前身为璇宫戏院,至1959年易手成皇都戏院。
旧皇都戏院建于1952年,前身为璇宫戏院,至1959年易手成皇都戏院。

香港保育政策停留在1930年代

追溯历史,旧皇都戏院建于1952年,前身为璇宫戏院,至1959年易手成皇都戏院。时值战后歌剧与电影业全面复苏,皇都戏院适逢其时,成为世界各地艺术表演的汇聚之处。它的舞台,连知名歌手邓丽君也曾踏上,风光一时,直至1997年才结业。许多香港市民至今存有去旧皇都看戏看表演的美好回忆。

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建筑的价值未被政府肯定。直至2015年,有地产商开始收购旧皇都戏院,民间才开始醒觉,希望保育旧皇都。

根据康文署辖下的古物古迹办事处(简称“古迹办”),香港历史建筑分为三个级别:最高级别的是一级历史建筑,具特别重要价值,“须尽一切努力予以保存”;二级历史建筑,具特别价值,“须有选择地予以保存”;三级历史建筑具若干价值,“宜以某种形式予以保存,若保存不可行,则可以考虑其他方法”。

往往认为只有古迹、庙宇、精英权贵的建筑物才值得保留,战前旧楼等实用性建筑,反而不值一提。

香港大学建筑文物保护课程主任李浩然

不过,怎么衡量一座建筑的“价值”?由专家组成的古物咨询委员会(简称“古咨会”)有份就古物古迹事宜提供意见,香港大学建筑文物保护课程主任李浩然曾经担任委员,他指出,香港保育标准往往只着重建筑物独立的建筑和历史价值,而未有宏观地以整个社区来审视。

“整个评审都是自上而下的,忽视市民跟建筑物的情感关连,落后于国际标准。”李浩然批评说:“建筑物的社会价值,早被国际保育界纳入准则,不是由专家来判断,而是由公众来评定。政府要将公众回响量化,公众觉得有价值、有集体回忆的,若达到一定指标,政府就应该支持。”

李浩然更进一步指出,现时香港保育政策概念非常落后,停留在1930年代:“1930年代,保育论述未成为独立学问和专业,唯有建基于考古学、博物馆学的论述建立。往往认为只有古迹、庙宇、精英权贵的建筑物才值得保留,战前旧楼等实用性建筑,反而不值一提。”

换言之,一座建筑的“价值”,都由政府及古咨会委员来衡量。虽然古迹办订明评级的考量因素,包括建筑价值、罕有程度、保持原貌程度等,但李浩然坦言,标准不清晰,专家也有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有时候也解释不了,为什么这幢是二级历史建筑、那幢却是三级?”

评了一级历史建筑,逃不过清拆命运

不过,即使获得评级肯定,历史建筑的命运却不一定能够改写。

评为一级历史建筑,政府会有较大空间介入,例如发现有人改动或破坏建筑物时,可以先争取定为暂定古迹,有了缓冲时间,再商讨保育及补偿方案。

活现香港创办人陈智远

现时香港只有法定古迹才享有法定保护,不能清拆。至于历史建筑评级制度,其实只属行政性质——根据法例,如果要拆卸或重建历史建筑,私人业主只需通知政府。换言之,即使争取到较高级别评级,历史建筑的去留,最终只能交由业主决定。

根据古咨会截至2016年12月8日的资料,香港有1030幢历史建筑,包括172幢一级历史建筑、363幢二级历史建筑和495幢三级历史建筑。当中至少657幢、即6成半的历史建筑,属私人物业。

它们的保存情况如何?假如公众只翻查古咨会的公开资料,当中纪录历史建筑的清拆数字并不齐全,甚至未有更新,较审计署三年前披露的纪录更为少。端传媒遂向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查询清拆数字,确认至今有1幢一级历史建筑、 6幢二级或拟议二级历史建筑,以及20幢三级或拟议三级历史建筑,总共27幢历史建筑已被清拆。

既然升级也没有法定保护,为何仍要争取旧皇都戏院评级为一级历史建筑呢?

陈智远指出,现时旧皇都商场和住宅的6至7成的业权,已集中到5间公司手上,相信若不能评为古迹的话,以旧皇都处于的黄金地段,其高度也远远未用尽地积比率,一旦业主集齐业权后,必定会拆卸重建为商厦。“重建的商业价值非常高,如果不是古迹,发展商根本不可能保育!”

陈智远续解释,一级历史建筑或能进一步争取成为古迹:“评为一级历史建筑,政府会有较大空间介入,例如发现有人改动或破坏建筑物时,可以先争取定为暂定古迹,有了缓冲时间,再商讨保育及补偿方案。评为二级或三级,虽然理论上还是可以升级为古迹,但难度就高得多了。”

建于一九三三年被列为三级历史建筑的大坑第二巷四号唐楼,地舖外墙被漆上粉红色。
建于一九三三年被列为三级历史建筑的大坑第二巷四号唐楼,地舖外墙被漆上粉红色。

政府无指引,保育全凭业主意愿

相较皇都戏院的破落,隐藏在港岛大坑的一幢战前旧楼,却显得相当亮眼——近日,租户为地下一层的外墙,漆上鲜艳的粉红色。建筑物粉红外墙的照片早前在网上传开,网民大肆批评现时租户将建筑物外墙漆成粉红色,“对历史建筑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这幢“大坑第二巷4号”,建于1930年代,至今逾80年历史,现任业主周胜记置业有限公司在2010年8月购入,大厦在同年12月被评为三级历史建筑,目前租户为一间美容公司。

美容公司市场主管卢晓莲接受端传媒专访时表示,事件并不如外界所想:原来大厦早年为车行,将地下一层改成卷闸设计,根本没有外墙。“如今看到的砖墙,是上手租客自行砌出来,并不是原有的,因此已经不存在保育与否的问题。”

记者走进这幢历史建筑,发现建筑物原本的地砖、古木窗框、木门等都有更改或破损,例如窗户,一边已遭过往租户改成玻璃窗,另一边则保留了原有的木窗框。卢晓莲忆述:“这些木窗户渗水透风,我们曾经考虑在内部装玻璃,希望解决渗水问题,又不会破坏木窗框,但经设计顾问评估后,认为安装玻璃反而会更容易积水,才没有实行方案。”

保得住窗户,店内一扇木门却因为过于残旧,无可奈可下唯有移除:“拆下来的木门不会丢掉,但又没法继续使用,如今只好先放在天台。”

被外界斥责不尊重历史建筑,卢晓莲却说,公司创办人已尽力保育,更不惜聘请设计顾问,花180万元装潢:“我们明白要保育,就要花一点成本吧。但要如何保育历史建筑,政府没有指引或规例,哪些部分不可改动、哪些部分不可损毁,都是遵照业主意愿。”

大坑第二巷四号唐楼地铺由车房及后改建为怀旧家私店与咖啡店。
大坑第二巷四号唐楼地铺由车房及后改建为怀旧家私店与咖啡店。

保育历史建筑,最终是谁的责任?

“在政策缺憾下,也许业主没有清拆,建筑物还健在,就已经值得高兴了。”看着眼前被漆成粉红色的战前旧楼,长春社文化古迹资源中心执行总监刘国伟灰暗地说。

刘国伟多年来致力提倡保育,他指出,政策一直未能有效保障私人历史建筑,能否保育得宜,甚至能否保存下来,往往取决于业主态度。

在政策缺憾下,也许业主没有清拆,建筑物还健在,就已经值得高兴了。

长春社文化古迹资源中心执行总监刘国伟

刘国伟认为,政府也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古咨会才会于两年前提出多项建议,鼓励私人业主保留、活化和保养历史建筑。他形容古咨会目前“来势汹汹”,最终改革的最大成果,是政府在2016年成立5亿元的保育历史建筑基金,基金用作公众教育、社区参与用途。政府也优化维修资助计划,将每次申请上限提高至200万元,开放予私人业主申请。但他表示,保育的成本往往较一般维修成本更为高,基金可支持的保育工作有限,质疑计划诱因不足。

同时,近年香港亦越来越多民间团体投入保育。刘国伟认为,他们跟政府周旋间,依然感到疲惫。他举例说,中环阁麟街“背对背平房”是否应该保育,早前引起争议,保育人士为了说服政府,独力侦查旧文件,查证大厦结构和用料,对照当时建筑法例,甚至追查涉事人士的背景,以作历史考证。

长春社文化古迹资源中心总监刘国伟。
长春社文化古迹资源中心执行总监刘国伟。

“对于保育,民间固然有责,但责任的程度是否这样大?甚至有如角色对调,要一名市民去考证,来说服政府?”刘国伟质疑说。

花了超过一年时间,陈智远争取旧皇都戏院列为一级历史建筑,即将走到终点。他无奈地说:“你要go through all the hard work(经历所有难关),做资料搜集、找专业咨询、找出历史建筑跟社区的联系,甚至政府本来being paid(付了薪水)的部分,你也要做,这样你才稍有机会争取得到。”

他坦言在争取的过程中,感到政府一方表现“非常arrogant(傲慢)”,不愿聆听民间意见。但他认为,即使当刻难以期望政策有重大改革,民间仍有许多事可以做,例如成立民间智库或专家小组等,“全天候去监察古迹办的工作”。

做资料搜集、找专业咨询、找出历史建筑跟社区的联系,甚至政府本来being paid(付了薪水)的部分,你也要做,这样你才稍有机会争取得到。

活现香港创办人陈智远

刘国伟也认同,民间可以投入更多。他说长春社现时举办工作坊和导赏团等,正正是为保育“播种”:“如果我们不熟识社区或认知历史,没有跟历史建筑建立感情,即使留得下硬件,没有软件,也是没用的。”

“作为一个市民,有义务去为自己心里有价值的事情而战斗(fight)。”刘国伟说,在保育的路上,他会坚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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