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最杰出的人类学华人学者之一，67岁的耶鲁大学教授萧凤霞，乐意形容自己“离经叛道”“不安本分”。
她生在英殖时代的香港，从父亲那里学来一口自豪的“西关广府话”，十来岁便到美国去做“番书女”，普通话是在斯坦福大学学的。政治经济学无法满足她对人类生活的好奇心，便一头扎进了人类学的海洋，但又不满于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僵化，于是“跟历史、跟文学一同跳舞”，从华南地区开始，打破“中国作为一个固定对象”的惯性视角，研究“中国作为一个过程”（process），拆解镇压者与反抗者二元对抗之外的“共谋”（complicity），反思地方在中心强权下被抽空独特历史文化的“细胞化”（cellularization），批评知识分子在内化国家权力结构的“国家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中批判性不足而为权力机器所操弄……
这场溯洄古今、往返中外的田野调查，一跑至今40年，仍未止息，被她写成新书《踏迹寻中：四十年华南田野之旅》（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萧凤霞1月5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介绍道，书名原本是China As Process（中国作为过程），但两名评议人都反对，认为太抽象，最终用了Tracing China（踏迹寻中），“怎么把政治的东西变成过程？用历史学家给我的功夫才做得到。”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中文译名：《踏迹寻中：四十年华南田野之旅》
作者：萧凤霞（Helen Siu）
出版：2016年8月
萧凤霞不仅不用传统主流的方法观察中国，她也不是站在中国的中心观察中国，华南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空间中，长期被视为边陲和具有颠覆性。萧凤霞曾写过，她自己就是一个在边缘的他者，但她欣赏在边缘，享受做他者，不仅可以漠视周边常规礼数，更容易“越界”，有无限的空间可以悠游、可以发挥创意，想像一切不可能——而且在边缘，无论是地缘上的，历史上的，还是权力上的，更可能找到在帝国式一统话语之外的想像，找到对既有观念和权力关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岭南虽然在中国的边缘，但给了中国非常光芒的贡献，也变成了大整体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因为它有背靠中国，放眼世界，”萧凤霞说，“香港也要这样做。”
“‘一国’当然要，但是‘两制’怎么尊重？就是要层层尊重local（本地）、regional（地区）、global（全球）的历史。”
“中国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过程”
“我骗了他，说要去广东农村好好地做些研究，但其实不是啦！我就是要去找革命！”一头清爽短发的萧凤霞说起大学时代的自己施的小诡计，还是笑得得意洋洋。
那是火红的70年代，留著黑色长发、爱弹吉他的萧凤霞在斯坦福大学念人类学，“反越战、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活动我都参与了”，“那时在海外，看到的完全就是‘四人帮’的宣传”。一方面是有几分天真，另一方面也是对正处于十年“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社会主义中国产生了学术上的兴趣——“中国式的革命对那些正在经历后殖民时代发展阵痛的社会来说，说不定会是一服良药”，萧凤霞便向她的老师、人类学家William Skinner撒谎，奔去“找革命”。
但是，在70年代的广东农村，萧凤霞想像中火红的革命“当然找不了，我看到的是贫穷和封闭，全国一片红，可是生活一点颜色都没有。”萧凤霞并没有以这样的广东农村作为自己的研究的起点，她困惑，村子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贫瘠、一无所有的，是什么让它变成这样？在这样的历史视角下，她发现，农村失去色彩的过程，正正是她要研究的对象。变革人类学研究的种子，也从此埋下。
“权力关系是辩证的、互动的，每个人一起做出来的，不是压迫和反抗这么简单。”
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作为桥头堡的广东，成为大批农民工涌向目的地，萧凤霞便跟著他们，一路跑进广东的小城镇，去找“市场新动力、商业复兴”，但是，又没有找到，“看到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太子党’和卖货郎，完全没有商业复兴，也没有私营部门”。
90年代，中国社会整体洋溢著一种“向前看”、充满希望和机会的气氛，萧凤霞又跟著农民工跑道大城市，看看他们是否也分享到了这种“新希望”，如何参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她要找“现代性”。但是，又没有找到，“看到的就是越来越严峻的社会分化，很多针对农民工的障碍，他们的生活是有希望的，但也有很苦的。”
失落、反差和悖谬让萧凤霞看到了中国急速变动的社会中，国家权力和普通个人之间超越二元对立的复杂关系。她在1989年出版的《华南的“能动者”与“受害人”：中国农村革命的共谋》（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一书中，落下这样的结语：“某种意义上，我怀著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来到华南，但离开的时候，我却满怀韦伯（Max Weber）的恐惧。”韦伯的理论强调，作为实施有目的行动的能动主体，人们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的同时，总会有意无意地塑造了社会、历史和他们自身，人们的行动及其出乎意料的结果，让历史变迁显得纷呈、厚重、多向。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中文译名：《华南的“能动者”与“受害人”：中国农村革命的共谋》
作者：萧凤霞（Helen Siu）
出版：1989年
作为70年代最早在中国大陆从事严肃田野研究的学者，萧凤霞开始自我反省——“1989年，是我自己社会科学思考的一个大转变，从70年代非常马克思的观念，变成一个非常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观念，权力关系是辩证的、互动的，每个人一起做出来的，不是压迫和反抗这么简单”。这时候，她也开始与她的“五人帮”伙伴——陈春声、刘志伟、罗一星、科大卫（David Faure）一同，一边在华南的田野里行走，一边开始思考跨学科人类学研究的实验和理论提炼，去“追寻富有意义的生活宝藏，而非受限于非常僵化、桎梏的社会学理论和概念”。
萧凤霞在《反思历史人类学》和《廿载华南研究》中如此总结这种“人类学的韦伯式转向”：文化不再是静态的、可量化的、摆在那儿的，而是人们创造的、赋予意义的，历史亦然，要研究的不是历史的内容、文化的分类，而是内容的构建、分类的变异和具体化——文化、社会、族群、宗教、国家、民族等名词，也不再是不证自明的研究起点，而恰恰是研究的对象；权力不只运行于政治机器及其制度体系中，也可以内化到我们每个人的知识、语言和行为之中，要研究的不仅是权力制度，更是权力作为一套语言如何实现渗透，并被普通人内化之后，在他们的日常言行中重现；就连时空，也是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用不同方式想像、构建和磨合的结果。
“中国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过程，最有意思、最激动人心的，我就去，还是去研究中国。”
由此，意义、过程、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批判性阐释，逐渐成为人类学分析的核心。具体到萧凤霞最感兴趣的“中国”，就不应被单纯视为“一个政体、一个经济实体、一个人口大国、一片有疆有界的疆域、一个脱离时间而存在的文化”或“一个固定不变的单元（bounded unit）”，更重要的是，了解“中国作为过程”在历史上、文化上是如何形成的，有关中国的概念分类，暗含了怎样的叙事策略和论述意涵，在这些建构和分类的过程中，中国的“人”不应是“群众”“农民”“革命主体”等抽象概念，而应被视为活生生的、有利害关系的、懂得运用文化策略的、具有历史经验、有矛盾心理和情绪的人——比如在萧凤霞研究的中国农村革命中，农民“既是变化的主体，也是其中的受害人，一同创造他们所说的那个革命”。
后来，人们把萧凤霞他们称为“华南学派”，但她对此并不认可，一方面因为他们重新思考的问题不限于华南地区，而是人类学研究中比较抽象、高层次的学术概念，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的世界是比较大的”。
大到哪儿去？
“很快中国就要走出世界，我也跟著很多非常成功、非常有朝气、非常努力的企业家，跑到中东，跑到非洲。人家会说，为什么你做中国研究这么多年，现在跑到非洲去了？我说，不是啊，中国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过程，最有意思、最激动人心的，我就去，还是去研究中国。走出世界，很多人带著他们的希望和努力跑出去了，所以我就跟他们去看了嘛！”
这次看到了什么？
“2007年开始，我就一直去跑迪拜。看到的最后现代的（建筑），很多都是中国的工程师、建筑师、公司去建的——这不止是在迪拜。实际上，（当地）很多地产实在就是被温州的商人买走了，所以很多物业的主人是中国人。在迪拜的机场，2007年你能看到英国人、美国人、欧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北非人，到了2009、2010年，金融危机之后，剩下的就是中国人了。”
“在广州……（能买到）非洲的土布。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可能不是完全是最好的。什么人没有工作？现在这个布，就是完全在中国做。”“我们在坦桑尼亚北部，看到地标，当地人跟我们说，连绵无尽的农地都被他们（中国公司）买了，旁边就建了路，旁边是输电线和铁路。要问的是，中国的投资是为了什么？”
“我以为看到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新秩序，可是看到的当然也有很多不择手段的力量，非常根深蒂固的国家空间，跟我在耶鲁很多同事看到的新自由主义市场不同的世界，”萧凤霞说。在萧凤霞展示的一张在非洲拍摄的照片里，一个中非合作项目的大门口招牌上，被人用红色油漆，打了个叉。
“在野”40年，萧凤霞说，自己仍然好奇，仍然有非常开放的心态和消耗不尽的热情，她还在寻找关于“中国过程”的新问题的答案：“21世纪，我们怎么跟著那些（历史）轨迹，重新寻找interregional connections（跨地区连结）？”
中央要给地方空间，香港要避免细胞化
对和她一样位于“边缘”、充满“他者”特征的故乡香港，萧凤霞也是用这种“跨地区连结”的框架来看。
她说自己根本就不是一个研究香港的学者，在德国汉堡的法学院邀她去谈一国两制、谈2014年的雨伞运动，她便给人播起梅艳芳、Beyond、何韵诗的歌，竟把那些德国大状听哭了，听她讲了两个小时还不愿放她走。
萧凤霞给德国律师们播放了一段何韵诗2016年Dear Friend演唱会的片段。“你们知道Dear Friend是什么吗？”她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厅问台下的观众，“Dear Friend是1942年，甘地写给希特勒的一封信的address（抬头），就是我们可以完全不同，但我们可以共存，尊重你，也尊重我自己，你不要go into war（发动战争）。”
对于近年每况愈下的中港关系，萧凤霞坦言感觉“不舒服”（uncomfortable）。她当然认为香港是独特的。早在回归前夕的1997年6月29日，她就公开发表过这样的文字：
我们必须认清一点，“主权”可以恢复，历史却不能“回归”;“认祖归宗”应该立足现在，“民族感情”务必首先尊重自己。只有承认这些事实，“一国两制”中的“两制”部份才有可能得到体现。 毕竟，“一国”牵涉到的是主权问题，而主权问题相对容易地在外 交和政治层面上得到解决；“两制”则拖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缠绕 着复杂矛盾的情感,要得到充分的尊重与落实，实有待时间的考验。 经过了多年的历史发展，香港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 “香港人”的身份已变得多元庞杂，不是简单地用“西方”或者 “殖民地”等语词可以涵盖。抽象一点说，“香港人”所依存的这片土地已经再没有清楚的界线，她装载了多层次的社会意涵、经济 利益和政治取向；她能够放眼国际，同时又心怀中国、立足本土。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香港也好，华南什么地方也好，一层又一层的资源，或者是它的机制，慢慢被削减为两点，一点叫‘中央’，一点叫‘地方’。”
回归将满20年，萧凤霞仍然相信，香港之所以是香港、香港的“两制”，在于“立足香港、背靠中国、放眼世界”的辩证关系，“只有本土的boundedness（界定）的话，这三方的辩证断了的话，可能是有问题的”。
她认为，香港要避免“细胞化”——避免变成70年代她在广东看到的农村，“什么都没有了，只是一个细胞化的单位”。如她在《华南的“能动者”与“受害人”》一书中写到，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渗透乡村社区，沉重的政治行政及其逐渐取代了层层叠叠的“民间”社会，原本繁复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乡村共同体，被压缩为单一的官僚细胞，日常生活的定义也被阶级和革命的语言所主导。
“80年代在（广东的）小城镇还可以看到很多古老的大房子，还能找到石碑，（上面写著）规定谁不可以在这里建祠堂什么的，这是权力的语言、谱系的语言，”萧凤霞说起田野调查的例子，“45岁以下的人，我问他们，这个祠堂是什么，没有人可以给我讲，最后有人说，‘你说的是个什么什么工厂吗？’这就是毛时代革命造成的文化真空，两代人之间，有意义的生活宝藏都没有了。”
萧凤霞的学生、香港城市大学中文与历史系教授程美宝在与萧对谈中说：“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香港也好，华南什么地方也好，一层又一层的资源，或者是它的机制，慢慢被削减为两点，一点叫‘中央’，一点叫‘地方’，现在不是这样吗？动不动就问那里什么看法，怎么做”——程一手向上指了指，“动不动就说该怎么做。我们之间本来有很多层的，这一层层可以是乡下，可以是地区，可以是世界，现在实际上也有的，但我们的言词，我们的言说，慢慢没有了这一层一层，这一点是让我比较心惊胆跳的。”
怎么办？
萧凤霞想，香港与北京，要解决的是边缘与中心如何获得积极的互动能量——她曾在《廿载华南研究》中写过，香港人在“边缘”处观看著政权和民族尊严此起彼落，处境和其他“少数民族”不相上下，都是在运用权威（帝国）的隐喻，在时刻变动的政治环境中定位自己。
她曾与刘志伟合作，研究帝国时代的中央与华南地方的关系，从中可以对中港关系观照一二：“明清时候，政治中心不是太明确的时候……当中央给了地方很多空间，很多的文化、社会、精英，可以用他们不同的资源跟中央站在一起，变成中央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这样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可以互补，（形成）有建设性的互动过程。当中央没给地方空间的时候，紧张就出现了……没机会他们就要走了，走不了就转过身来反你了。”如她在回归前夕所写：“只要中央给予地方足够的空间，容许并尊重‘两制’甚至‘多制’并存，‘一国’便越能够得到落实与巩固。”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中文译名：《帝国之于边缘：近代中国文化、族群性与边界》
编者：Pamela Kyle Crossley（柯娇燕）, Helen F. Siu（萧凤霞）, Donald S. Sutton（苏堂棣）
出版：2006年
如今香港，“最好多一点跟省港澳一层层历史文化，再重新看看有没有互动。这样才是背靠中国。在文化上是可以这样做的。英国的殖民地经验带来香港的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网络，完全不是‘英国和中国的矛盾’这样的东西。一层层的文化资源，（让）我们可以立足香港、背靠中国——背靠岭南，尤其是岭南——尽量利用以前的历史性全球性，香港一方面可能可以找回自己的定位，在世界，在中国，也可以并存。”
但问题是，“以前的国家机器和现在的有什么分别，”萧凤霞说，“还是我很想找到答案的一个题目。”
知识分子，胸前戴三个毛章的上访者是你吗？
无论是农民与国家，还是地方与中央，萧凤霞一直在注视著人与权力的关系，对于参与权力“共谋”而不自知的知识分子同侪，更是毫不客气。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之后三个星期，萧凤霞将《犁沟：农民、知识份子与国家》（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的书稿交给斯坦福大学，准备出版，书中附录只放了一张照片，是萧凤霞的一位摄影师朋友在1976年在北京拍摄的。
照片中是一名上访老人，衣衫褴褛，风霜憔悴，但他的胸前挂著三个夺人眼球的毛泽东大像章——让老人感到自豪、给他庇佑的东西，恰恰是将他至于如此惨境的缘由——“那个震撼是我很难用社会科学讲出来的，可是我的知识分子朋友，说的是农民，我问他一句，这个形象就不是你吗？”萧凤霞说。她曾经这样总结：“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好像中国的农民一样……既是自己的理想和世界观的创造者，也是自己的理想和世界观的受害者”。
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中文译名：《犁沟：农民、知识分子与国家》
编者：萧凤霞（Helen Siu）
出版：1990年
“你可以知道我（交书稿时）的心情是什么，”现在说来，萧凤霞神色尤肃然而隐隐有愤慨，“我实在就是批判我的知识分子朋友的，你们没做过文化批判，（没）把自己跟历代政权……好好想一想自己的定位，很多时候，很多不同的政权用了你们的热情，用了你们的理想，然后搞到这样，不是什么人的错。”
“这个照片是我对我的知识分子朋友那个时候做的比较强的批评，之后5年，被他们骂到要死，‘天安门已经搞成这样，妳还在骂我们’。可是这本书已经出版了20多年，还在卖，这本书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因为它问的问题，是一个已经超越了历史时空的东西。”
“很多时候，很多不同的政权用了你们的热情，用了你们的理想，然后搞到这样，不是什么人的错。”
“要好好地自我反省自我定位”，不仅对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如此，萧凤霞对学术研究亦是如此，“我们老了，很快走不动了怎么办，我们的想像、我们的热情还可以去（田野），但跑田野的是靠你们两代（年轻）人。”她鼓励年轻的人类学者不必再走他们走过的华南老路，而应该走出华南，到别的地方去闯一闯，只要装备好理论和方法工具，到哪儿都可以，“所以我就跑到非洲了嘛！”
萧凤霞在中大的演讲现场又播了一首何韵诗的歌：“脱下透明的盔甲，你说什么都不怕，对著北风呼喊，你说胜过装聋扮哑，原来我已爱上属于你的一种傻，你说西伯利亚有你的腊梅花……”
“我为什么要播何韵诗的这首歌？你们不怕冷的话，还是要到西伯利亚去找你的腊梅花，”著一件草绿旧毛衣的萧凤霞笑著，如田野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