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德国驻台代表、德国在台协会处长欧博哲（Martin Eberts）日前赴台南神学院，主讲德国转型正义经验，分享德国如何在一个世纪之内，面对两段黑暗历史——二战后的纳粹罪行追查，以及东德共产党垮台后的威权余毒与罪行处理。
欧博哲在会后接受了端传媒专访，从个人经验、家庭教育，谈转型正义在德国公民社会与生活中的落实。稍后在发生新竹光复中学学生在校内变装游行中扮演纳粹军人的风波后，他再度接受端传媒的访问，回应了这起事件。
“当得知这起事件时，我感到无法置信以及愤怒，”欧博哲认为，在这个事件中，光复中学学生以一种最冒犯的方式展现纳粹符号、纳粹制服。
“对于纳粹政权及大屠杀的受害者来说，这形同侮辱；此举对今天的德国和我的同胞而言，也是一种侮辱——我们痛恨被嘲讽为纳粹罪犯。”欧博哲表示，明白校庆活动背后并没有政治驱动的恶意，校方也做出道歉；但校方应该要认知到，他们有责任教育学生纳粹政权的可怖之处，藉此提醒学生该如何面对历史的过去，并让学生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每个世代的德国人都要克服过去
纳粹势力起于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对其罪行的反省和究责，至今仍然是国际政治的重要课题。欧博哲在近期几场演说中，皆引用天主教前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06年访问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后的一句话：
“过去不只是过去。过去的事让我们看见未来不能走哪一条路，以及未来必须走哪一条路。”
欧博哲说：“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更适合讲这段话了；因为奥斯维辛是人类历史上最能代表恐怖行为的地方。”他提及，2016年1月27日，台湾首度参与响应全球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纪念这个全人类悲剧，对台湾别具意义。”
欧博哲指出，对于德国社会来说，要集体面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这段历史，既长远又复杂。德语称这个过程为“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altigung）。这个概念的正面意义在于，这不只是“直接参与战争与屠杀的那一个世代”的任务，而是其后每个世代的德国人都必须面对这过去，进而找到当代的方式，克服德国人共同的过去。
但使用“克服过去”这个字眼，乍听之下会有些问题。因为如果只从字面看上去，“克服过去”似乎只是个人心理层面的事，容易被误解为“简单的心理过程”；但欧博哲说，当德国人用“克服过去”来谈屠杀犹太人的史实，要克服的不只是简单的记忆或经历，而是一桩重大的历史事件。
“对于1949年刚成立的新的、自由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来说，如果真的要成为一个被国际社会所尊重的国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跟这些打仗时的欧洲国家和好——特别是跟犹太人和好。”
德国第一次走过转型正义之路，是发生在二次大战之后。欧博哲形容那时在国际社会上，德国形同“贱民、流浪汉”，想重返国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德国如果想要真的回到国际社会，就必须做到神学概念中的即“回头”或“悔改”。
“对于1949年刚成立的新的、自由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来说，如果真的要成为一个被国际社会所尊重的国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跟这些打仗时的欧洲国家和好——特别是跟犹太人和好。”欧博哲说，直到二战结束后，德国都还没建立一个“正常运作国家”的型态，来处理纳粹遗留的问题。
最初着手处理纳粹罪行的并不是德国政府，而是美、苏、英、法组成的同盟国 集团。最有名的就是1945至1946年的纽伦堡大审。然而，纽伦堡大审其实只是针对纳粹几个头号战犯进行审讯，并非全面性的检讨。
在纽伦堡大审的同时，德国自己也开始了“去纳粹化”的工作。具体来说，在德国当时的行政体系、司法体系以及公共生活领域，除掉纳粹当时留下来的结构和影响力。许多公务体系和公职中，具有纳粹背景的人遭到辞退，就连纳粹时代订定的路名，也一概除去。
欧博哲说，1949年联邦德国建立后，去纳粹化和审判罪行这两个“克服过去”的做法，持续进行至今，过程延续数十年。就在2016年9月，现年95岁的前纳粹军医札夫科（Hubert Zafke）还出庭受审，他被控3681条“谋杀帮助犯”的罪名。
建立与犹太人的友谊
身为德国人，欧博哲也提到自己尝试“和犹太人和好”的经验。1988年，他出任德国驻匈牙利布达佩斯大使馆新闻暨公关事务专员。这一年，欧博哲首度派驻国外，必须接触当地犹太人团体。他花了几个月，尝试融入一个当地犹太人家庭圈子，与一名50多岁的犹太人绅士成为朋友。
“我们交情很好，常聊天、讲很多话，但都没聊到相关议题（指纳粹大屠杀）。”欧博哲回忆，几个月后，他才辗转得知，这名朋友曾经待过恶名昭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所有家人都在奥斯维辛遭到谋杀，除了他，无人幸存。
“我这才知道‘面对过去’的重要性……，即使他和我很要好，我仍感觉非常不舒服，”即使距今已经30年，欧博哲仍忘不了当下的冲击，“就我个人而言，不能为纳粹屠杀悲剧负责任；但身为德国外交事务人员，真的感觉非常糟糕。”
令他惊讶的是，他所认识的犹太人，大多并没有提出尖锐的要求，例如索讨补偿等。几年后，官方对犹太人的赔偿才开始运行，当地重新整建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教堂，这也成为欧洲最大的犹太教堂。
欧博哲育有四个孩子，最小的儿子今年22岁，曾在中学时代参加德国学校与以色列学校进行的交换学生计划。
当时，一群耶路撒冷的中学学生前往柏林，停留期间长达三周，他们一起上课、游戏，甚至一同前往柏林的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交换生不住宿舍，住在德国同学家中，欧博哲家当时就接待一名犹太学生。
几周后，轮到欧博哲的儿子前往耶路撒冷，在当地民众家住了三周，带回的最大收获就是友谊。“我亲眼见证他们一起玩、一起念书，最后变成好友。我们不需要感觉羞愧或笨拙，我们只是一起在面对共同的历史。和解，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他说。
“这些受害者声音应该被社会听见。很多受害者至今不敢讲出自己的话，内心还处在重大创伤当中。”欧博哲指出，所谓的纪念文化，不是立个纪念碑、博物馆就算数，而是必须真正重视、关怀受害者，传达出他们的声音，甚至传给下一代。
“要处理过去的历史，为什么那么困难？为什么被一再拖延？”欧博哲抛出这个议题。他的答案是，这除了与人类逃避心理有关，还有另一个棘手的事实：整个社会绝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归零的时间”。 他解释，纳粹政权倒台，在当时看似是一种“归零”。然而，即使当时德国做了很多“去纳粹化”及审判罪犯的工作，整套社会运作系统，仍不可能被完全更新。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诸多矛盾。当时德国百废待举，在司法界、行政单位、经济部门，需要同一批专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很多社会冲突。尤其，当受害者看见曾迫害他们的特务人员或国安份子，高枕无忧、毫无羞愧的积极活动，不但被社会接纳，还领有高额退休金，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欧博哲说：“问题核心是在于，并不是所有的不公义都是可以被司法处理的。很多案子也不是即时被处理的，处理的时间也不是很适当。所以这时候，去建立一个有价值的‘纪念文化’，就非常重要。”
“这些受害者声音应该被社会听见。很多受害者至今不敢讲出自己的话，内心还处在重大创伤当中。”欧博哲指出，所谓的纪念文化，不是立个纪念碑、博物馆就算数，而是必须真正重视、关怀受害者，传达出他们的声音，甚至传给下一代。
成功转型正义案例：史塔西档案局
德国的第二次转型正义经验，发生在1989年东德共产政权倒台后。两德统一后，德国必须对东德政权的受害者进行赔偿和和好，例如对东德政权罪刑进行审理等。于是，转型正义工程又重新浮上台面。
具体而言，这些工程包括针对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恐怖统治进行司法调查，以及调查柏林围墙的东德民众被射杀案件。此外，针对东德时期的贿赂和作票行为，官方也展开清查。
但欧博哲指出，即使已经有这么多司法调查，至今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
“这些伤口，到现在还留着，”他举例，社会上常有这样的讨论：前东德的退休高官，有没有领取高额退休金的合理性？东德政府当初将异议份子家庭的儿童强迫出养、强行夺走异议人士的小孩，甚至有许多政治犯的孩子甚至无法进入大学就读，一生遭到歧视——这些伤害，应该如何被补偿？
欧博哲认为，处理东德时期的转型正义，在校园中仍然做得不够。社会上公认较为成功的转型正义案例，是对民众开放前东德国家安全档案局“史塔西”（Stasi）。
东德解体前，史塔西曾是全球最有效率的秘密警察机构之一。如今，这些档案不但被完整保留，且开放民众查阅。
“不只开放给研究历史的人，而是所有受害者，你想去查，就能去查！”欧博哲指出，许多遭东德政府迫害的受害者，在史塔西找到自己的档案，包括当时是哪些“抓耙子（编按：台语，指告密者）”去告状、国安机构所撰写的所有报告，乃至于哪位间谍做了对被害人不利的供词，都能在史塔西找到。
大部分被压迫的被害人，在档案里面发现，密告者是亲戚、朋友、同学、邻居等周遭的人。“但我们认为，公布这些事情，总比掩盖实情来得好，”他（欧博哲）说。
“史塔西的成立，对于社会的和平与和好是功不可没的。其实，光是机构的设立，就已是公义的符号，让每个受害者都知道：无时无刻都有管道去了解自己那段伤痛的过去。”他观察，这些档案其实被运用得非常频繁；值得注意的是，公开加害者与受害者档案，并没有造成恐惧或是彼此猜疑的社会氛围，也没有看到报复的行动。相反的，真相得以自由传播后，带给社会的是一种澄清、解放的效果。
不过，当然档案刚刚公布的时候，某些政治人物曾替秘密警察工作等“抓耙子”的档案曝光，政治生命就结束了。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仍然存在。少数的人因情节不重大，得以留在公务系统之中，但“活得非常丢脸”。
较多的案例是，大部分被压迫的被害人，在档案里面发现，密告者是亲戚、朋友、同学、邻居等周遭的人。“但我们认为，公布这些事情，总比掩盖实情来得好，”他说。
常有人问欧博哲，如何检视“克服过去”是否成功？他答，不妨观察社会上的怨忿、敌视是否有减少？倘若一段时间过去，敌对情绪减少了，转型正义才能算是成功。反之，若社会裂痕或仇视加深，就能知道当下的方法是行不通的。这也是南非真相委员会的精神所在——该检视的关键问题在于，社会是否真的变得和谐了？
“作为一个德国人，我并不是要来教导大家什么。我很乐于跟大家分享，但我必须带着谦卑的心情，”欧博哲说，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绝对不能建构在谎言或逃避之上；转型正义在德国，其实还有很多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我们不能说是完全‘做好了’、‘做完了’。”
但至少，史塔西的成立，让他和周遭的社会意识到：面对巨大的历史创伤和社会撕裂，和好与和解，并非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