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在各种占领行动宣告“失败”之后，在梦里，我们终于成功占领了一个美术馆。我们搬出废弃的车胎、美术馆里价值高昂的定制展柜和厚实的大型装置艺术品将大门口堵上。无论胡椒喷雾还是高压水枪都无法再伤害我们，爱尔尼奥柱前的狮子就如门神一般。可能忌惮于馆内价值连城的艺术品，馆外的防暴队开始撤离，无人再能阻止我们。
在这里，决定“什么值得收藏”、“什么值得被观看”的人是“社会群众”——无论是在馆内抑或是馆外的人——总之就是那些公立美术馆声称的服务对象。当然，这些人理应拥有更多权力参与并决定美术馆空间的展示内容，甚至他们也应该要求放置服务于他们生活经验与认同的艺术作品。就这样，很多占领的同伴开始进行艺术生产，无论是创作物质化的实体展品，还是行为、概念……有摊档小贩围坐讨论， 年轻的茶餐厅老板娘在这里组 band，独立媒体人坐在一块看似价值不菲的土耳其挂毯上按下快门。
直到今年十月底，我才明白这可能不是一个梦，而是触手可及的、不折不扣的现实。
攻占进行时
今年上海 PSA“青策计划2016”为双年展打头阵，已开幕近半个月。近年的观展者若以青年策展人计划为镜头，就可以观察到某种时代共性的议题。无论是 PSA 去年最终入选的《展览的噩梦（下）：双向剧场》还是首届青策的《定海桥：对历史的艺术实践》，都在“展览如何进行社会介入并参与当地的艺术生产”、“田野记录与反建制”、“体制内批判”几个大议题里辗转。联想起中国美院教授高士明对青年策展人提的建议（一不要迷信体制批判，二不要迷信社会运动，三不要构造话语奇观），不禁令人有些啼笑皆非。当然，这些方案里绝大部分作品的现场都发生于展厅及工作室之外，最终在展馆内的呈现更像是某种“回顾”、“总结”或是“归档”。
这难道又是一次艺术家利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对美术馆进行的大型承包？还是说这又是一场体制内批判，在 Andrea Fraser 认为的这种批判、这些展品早已被体制化的今天？
今年入围展览《连结者峰会》开幕时，我以为那又是一个场外艺术（Off-site art）的遗产——先“出走”，在亚洲各地建立了在地艺术创作和展示的据点，再“回归”，在美术馆里以“归档”的形式将创作成果一次呈现。再看前言和展文：《连结者峰会》站在二十年亚洲的重要经验之上，探访当今中国自身的田野。这个展览其实是“诸众之貌”——由关注亚洲内各种艺术与社会的实践计划，来一次现阶段成果汇报 。我基本肯定了自己的猜测，甚至开始有些许失望，这难道又是一次艺术家利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对美术馆进行的大型承包？还是说这又是一场体制内批判，在 Andrea Fraser 认为的这种批判、这些展品早已被体制化的今天？
整个展览由6个“摊档”组成，以松垮的彩色麻绳互相连接，乍一看上去满目皆是招贴、红字横幅和大字报。一进入展馆就可以看见左侧高悬着破漏的帐篷，它与右侧的“街坊布告栏”（或者说电线杆上的招贴）风格奇异相融。大概没有招贴上会写“一切归于所有人”抑或是“艺术成为一个生产体系”，街坊里无人问津的一隅在展馆中居然有了戏剧性的视觉张力。仔细阅览这名为“替代空间”的展区里张贴和播放的内容，香港的城西关注组、土家故事馆、上海定海桥互助社、台湾高雄共艺术合作社⋯⋯确实不难发现整个展区和各地艺术合作社及社区互助组相连的血脉，观其内容，这其实更像一场占领中各合作社的投名状。
我按捺着好奇，走向几米外如同被大字报笼罩的“媒体站：Don't hate Media, to be it”。刹时的主题切换显得跳脱，但数个电子相框内播放的田野访问片段无一不提醒着观者这和先前的展区仍围绕相似的主题：记录行动，寻求碰撞。这个版块联合了香港独立媒体、台湾的《破报》和北京破土编辑部。红色大字上有手写的横幅“媒体吐槽主义”、“媒体表演主义”和“陈可乐细数主流媒体罪状”之类有内容冲击力的标题。虽说意图是使两岸三地在这样一截电光火石的区域相遇，相比在大陆文广局大幅度审查后残喘坚持的横幅和大字，关于媒体战略的访谈在小尺寸的屏幕上滚动却显出虚弱无力。毕竟是一场连结——又是连结，在PSA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里。我嗅着这股不寻常的气息，随着涌动的人群继续进行“艺术朝圣”。
接下来仿似打游击般突然出现的《劳动者战歌》音乐 show 佐证了我的猜测。“全国的劳动者啊/ 勇敢地站出来/为了我们的权利/不怕任何牺牲 …” 台湾的工人乐队黑手那卡西年初解散后仍在互访互唱，勾连不同群体的意识，这次开幕式本来也应该是他们高声呼唱，号召反抗的一起特别行动。由于严厉的审查，黑手那卡西难以前往展览，最后只有策展人三两抱团。在观者左顾右盼、目露尴尬的情境里仍然可以感受到策展团队希望将抗争音乐转变为行动方案的迫切。人群惊奇的望着歌声传出的方向，以为是某些真人 show 或者是即兴互联网直播，围观了一阵后百无聊赖的散去。或许这本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与观者建立话语连结的契机，可是在艺术博物馆内，Live music 只能坦诚地体现任何批判性内容的历史特定性——它的效果将永远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之中。
所有看起来“不精致”“不艺术”的展陈都透露着这必将是一场粗暴而赤裸的占领：一场社会的空间实践对体制内纯艺术场域的占领，一场以连结对抗封锁的占领，一场拒绝了所有好奇眼光的占领，一场悄声无息的占领。
亲民与否、时间和空间有什么局限或许对于策展团队已不再重要，无论是装置上“一切归于所有人”的招贴，是大字报上鲜红的字句，是纪录片中的讨伐还是场内流动的《劳动者战歌》⋯⋯所有看起来“不精致”“不艺术”的展陈都透露着这必将是一场粗暴而赤裸的占领：一场社会的空间实践对体制内纯艺术场域的占领，一场以连结对抗封锁的占领，一场拒绝了所有好奇眼光的占领，一场悄声无息的占领。
想象的共同体
“这可能是一个没有艺术的社会空间实践。”策展人 A 如是说。
“——等等，你是说在这个艺术空间里没有你们定义的艺术品？”我单刀直入。
“我们其实不太关心艺术呈现——”策展人B眨了眨眼，嗔怪地望了同伴一眼，转换了语气。“——我们在概念上把艺术家定义为『艺行者』，所以也就没有作品概念（没有完整的作品），呈现出来的无非是正在进行中的实践切面。”
恍然大悟的我兴致就此被点燃。此刻我们如同分享了一个秘密，一个就算再深刻的“体制内批判”都无法参透的秘密——一个足以撼动这壁垒分明、高耸庄严的艺术圣殿的秘密。
难怪《连结者峰会》从展文、展品到展陈设计都如此粗糙直接，令参观者的凝视无处安放。回望展示现场，确实在没有讲解和互动的情况下，整个展区更像一个集合式大型艺术装置，静默着，在 PSA“当代艺术”的光晕笼罩下散发着“一个朴素的他者”的光。它被中产阶级好奇的探视，却被摸不着头脑的人们以一张自拍作为结束。方案下的6个展区虽然以不同媒介展示亚洲各地文化经验下的社会行动，实则更像几个互不相连的独立作品，视觉上没有完整自洽的逻辑阐释彼此的关联，每一份却都有自我发挥的余地，这样集合到一起反倒像强行做媒，令人迷惑。
这种“排外”并不是没有因由，恰恰好因为这个有关“占领”的秘密，观者也被高效的筛选了。
策展人在文化生产里是一个语境开拓者，重新定义了艺术如何被谈论和被观看，而在 PSA 这个艺术空间内搭建的“连结者”讨论平台，其实就是一种结盟方式。他们直接绕过这个早已被放弃的艺术体制，冒着令观者集体失语的风险去布展，从而形成一种临时性的机制对抗这个空间，最终巧妙的占领它。
从未有展览拒绝观众。就如同一场大型串联现场，《连结者峰会》甚至不再考虑具有闲情逸致的中产文青，它的聚光灯只为“连结者”投射，身作“连结者”们占领的航标，于是就算这一刻的所谓“非连结者”被忽视也变得顺利成章起来。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连结者”是谁？
“连结者”（Articulator）即是在地行动者：在策展人的虚衔下，他们是走街串巷的社会行动者， 以肉身的行动构成社会集合的现实网络。与“连结者”并行的新身份还有“艺行者”，即艺术行动者（Artivist：Artist+Activist）。这些新颖的概念是展览团队在当代艺术范式里一个狡猾的突破，他们将“艺术家”的原有身份解构并重构成“艺行者”和“连结者”。而正是这两种崭新的身份将策展的文化论述和作品的主体性从以往美术馆的论述策略里解放出来了——他们必须既是艺术家，又是行动者。
《连结者峰会》的背后本就是一个新的大型社会运动团体，以“艺行者”和“连结者”为名，在不经意间筹谋一场“占领”。在共同行动中，各展区的连结者和艺行者俨然一体，形成诸众。策展人在文化生产里是一个语境开拓者，重新定义了艺术如何被谈论和被观看，而在 PSA 这个艺术空间内搭建的“连结者”讨论平台，其实就是一种结盟方式。他们直接绕过这个早已被放弃的艺术体制，冒着令观者集体失语的风险去布展，从而形成一种临时性的机制对抗这个空间，最终巧妙的占领它。感觉上这已经超越了一种工作坊或者是 Grant Kester 热衷的“艺术性对话”（这甚至不是一种对话！），这种展览内核在大陆当下的艺术环境中独树一帜。它为脱下新衣的艺术家，为行动者，为看懂这些记录的人，为一切想要连结的人占领并且创造了一个集体舆论的空间——一个新的想象，一个脱离了民族主义语境的“想象的共同体”。
我们可以预测，Robert Smithson 曾写道的“一件艺术作品拜倒画廊之后就丧失了它的动力，它变成了一件可移动的物品，而与外界的失去关联”（注：源自“cultural confinement”-1972，selected writings）会在这个新型结盟下将彻底无效，因为他批评的如坟场般的美术馆，将会变成了诸众的游乐场。失去了光环的艺术场域将无法再中和艺术的力量，或者切断艺术品与社会的关系并冠之以“实验性”，因为陈设的内容本来就是社会场域中的实践。甚至可说在这个新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解下，展出的作品可能根本不是艺术。
若 Micheal Asher 的论调在此时复活，那么我们会坚信，艺术只有存在于将它视为艺术、评价为艺术并当作艺术来消费的语境和行为中时，它才是艺术。 从某个层面来说，《连结者峰会》所呈现的“诸众之貌”不再是艺术体制内批判，它早已超越了既有体制——或者说，他们企图绕开这个体制探索更大的世界——所以他们“占领”，并以此为实验。任何一个被“占领”的艺术场域都只是他们远征路途的一个微缩路标，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借此联结——然后行动。
在刻意模糊的艺术生产下，《连结者峰会》展览解放了自身，不再被美学或者是艺术本身所规训，它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一个美术馆以外的世界。
新的武器
但美术馆内的世界该如何？
从某个层面来说，《连结者峰会》所呈现的“诸众之貌”不再是艺术体制内批判，它早已超越了既有体制——或者说，他们企图绕开这个体制探索更大的世界——所以他们“占领”，并以此为实验。
Tony Bennett 曾基于福柯的观点将博物馆看作与监狱、诊所、军营等机制类似的权利装置。博物馆同博览会一起，在拥有创造主体的权力技术后，批量生产奇观，提供一种权力-知识体系的永久展示。尽管博物馆内部机制曾数次革新，却没有使其脱离 Duncan 的仪式性分析，它仍然像一座神圣的庙宇，让参观者期待着“瞬间即逝的文化显灵”。吊诡的是，如今博物馆又被视为全球化之下的地方魅力生产者，有地方观光甚至招商募款的新任务。艺术博物馆亦是其中一员。它的机制逐渐摇摆于国家主义与新自由经济的市场的操控中，在常规馆藏之外，征集有着体制批判性的特展方案显得迫在眉睫。
如何抵抗，如何批判？
批判已然作古。Andrea Fraser 曾在 From The Critique of Institution to An Institution of Critique 里尖锐指出“我们即体制”。她说体制内批判早已成为一个伪命题，那些批判体制的作品早已被体制化，本身就已被体制收编。如果观众想要革新而不是一个陈腐的权力机构，那么就要重新审视整个机制，寻找突破口。
如果不再是艺术作品呢？如果不再涉及艺术场域呢？我认为《连结者峰会》在回应这个文化生产的问题上无疑提供了一次突破性线索——我们占领。与其纵情于“艺术”，不如投身于“行动”。不过，“行动”是什么？是建立“与社会交往的艺术吗”？这次《连结者峰会》的策展人黄孙权老师不这么认为。他曾指出因为艺术从未脱离社会，所以与社会交往并不是他们的核心目的——如何翻转社会交往的权力运作才是。他们需要召集更多的“连结者”，需要这些“连结者”互相凝望并产生化学反应，需要他们努力营造阶级的共感而非国族的共感，然后携手。
在艺术馆、博物馆里不断上演仪式的参观者们或许终其一生都只能对着钦定的收藏品露出信徒的狂热。或许不妨拥有这样的期待：从这一次“占领”开始，这样的收藏圣殿总有一天会归于诸众，归于每一位“连结者”。而就像黄孙权说的那样，“诸众之貌是我们给自己的谜题，我们先得对世俗世界张开双臂，才知道什么样的世界即将被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