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

《不即不离》:马来亚共产党已被遗忘在上世纪的南洋丛林?

在当今的马来西亚国境之内,“马共”仍是一个艰难的论题。迄今早已被绝大多数马来西亚人所遗忘。

特约撰稿人 言叔夏

刊登于 2016-12-02

廖克发的电影《不即不离》。
廖克发的电影《不即不离》。

一些人从合影中被擦拭抹去。一些名字成为消音的字词。在当今的马来西亚国境之内,“马共”仍是一个艰难的论题。

2013年,马来亚共产党的最后一任总书记陈平(1924-2013)逝世于泰国曼谷。作为二十世纪马来西亚黑暗丛林里最为长期的“在场”──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建国以来境内最为长期的“不在”──在某种意义上,“马共”这个迄今早已被绝大多数马来西亚人所遗忘的词汇,俨然已随着这个时间点成为上一世纪的历史。但它所遗留下来的历史余震及其后遗,却仍以这种缺席的“不在”,渗透着马来西亚绝大多数华人的“此时此刻”。

在马来西亚,“马共”是不能被提及、或极需被小心谈论的一个话题。于是多有父兄长者参与过马共活动的家庭,家族史里总免不了有这样一块难以言述的阴翳。它是历史深渊的尽处偷偷漂来的一片乌云,蒙上了家族照片的一角。一些人从合影中被擦拭抹去。一些名字成为消音的字词。在当今的马来西亚国境之内,“马共”仍是一个艰难的论题。

“不在家”的父亲

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实兆远的导演廖克发(1979),和大多数的“留台人”一样,马来西亚复杂的种族政治让他和这个名为“家乡”的国家抱持着疏离的观看姿态。2006年他来到台湾,进入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就读。透过赛璐璐的胶卷光影,曾自言来台之际“不曾爱过马来西亚”的廖克发仿佛找到了一条通往故乡的曲折甬道。今年他完成他的第一部纪录长片《不即不离》。这部原以家庭影片作为规模的纪录片,从自身出发,对象原是廖克发那自小即生疏、远去新加坡工作的父亲。

这部片却提供了这样一种近乎旁观者的交谈形式,让作为“当事者”之一的导演,对他的对象物“父亲”提出一些他亟欲知道、却无法在日常中横跨父子长年以来的关系、而前去探问的问题。

廖爬梳家族的历史,沿着那“不在家的父亲”往上寻找,发现自己的父亲原来也有一个和自己相似的“不在家的父亲”,因而意外地发现那连父亲也未曾谋面的祖父,竟是当年曾加入马来亚共产党的恐怖分子。家庭纪录片的规模陡然有了向外辐射的向度。从一张合影的照片开始,廖克发带领他的观众进入那照片中的空位,进而来到了马来西亚建国过程中那从未被指认的空位。

电影的内容其实保留了家庭纪录片的一种素朴的形式。由本身也是这家庭照片之一员的导演,发声向父亲提问。这个设定是非常有意思的。电影取名为《不即不离》,事实上,廖克发曾不只一次在影片中提及他与父亲的关系十分疏离。可是这部片却提供了这样一种近乎旁观者的交谈形式,让作为“当事者”之一的导演,对他的对象物“父亲”提出一些他亟欲知道、却无法在日常中横跨父子长年以来的关系、而前去探问的问题──比如“没有爸爸是什么感觉?”(这个问题显然让廖克发的父亲在镜头前感到赧然,一时之间找不到可以表述的话语,只能反复地回应:“就没有爸爸了!”)

片中绝大部分关于父亲的访谈,都是侧身拍入父亲的影像的。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的父亲极少正面面对镜头。他总是斜着身体面向那不在镜头之内的提问者。在镜头的语言里,这个面对人物的方法,毋宁是经过一重转折的。对身为马共遗族第三代的廖克发而言,那会不会也是一个艰难的提问呢?我们可以想像一对平常并不交谈、几乎不了解彼此的父子,是如何尴尬地在镜头前正襟危坐地对谈,煞有介事地触碰着彼此从未托出的部分。回溯家庭历史的回路,想必“纪录片”本身或许就提供了这样一种“不即不离”的距离,给“持摄影机”的儿子一个眺望的姿态。透过电影,廖克发用一种既靠近、同时却又保持着观察者姿态的微妙距离,介入了这个他早已被介入的历史。

他的镜头并不对准那已知的、早已铭刻在国家历史上的事件,在叙事的铺陈上,也没有建构一个明确的“马共史”的企图。

《不即不离》导演廖克发。
《不即不离》导演廖克发。

怎样做个马来西亚人?

这部拍摄于2014年的电影,有一个围绕着家庭叙事的早期版本。2016年上映的八十分钟版本,则纳入了许多新增的材料。廖克发实地走访了中国广州、香港等地,拜访了被流放或遣送回中国的马共份子。也跟随父亲回到昔日与祖母窝居的胶园,寻找祖父可能的踪迹。这些材料的引入,有助于观众理解马共在马来西亚建国前复杂而错综的历史位置: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援助下,由越共的领导人胡志明促其成立。当时马共所欲反抗的对象,是其时殖民马来半岛的大英帝国;1941年,日军侵入南洋,马共遂与英国政府联合抗日。当时马共的组成份子除了华人,还有印度人、马来人、原住民等等。而1945年日本投降后,马共转为反殖民立场,和英国殖民政府之间形成紧张对峙的关系。其后马共的攻击活动愈趋剧烈,终于使英政府在1948年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949年马共解放军成立,开始进入丛林进行游击活动,一直持续至60年代。其中,1955年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马来亚首次普选出联合邦政府,与马共进行史上著名的“华玲谈判”。在谈判中,联合邦政府确立了“二者不能并容”的方向,自此马共成为丛林里隐没的恐怖份子,直至1989年,才在马哈迪领导的马来西亚政府下被和平解放。

廖克发显然刻意回避了这些线状的历史叙事。他的镜头并不对准那已知的、早已铭刻在国家历史上的事件,在叙事的铺陈上,也没有建构一个明确的“马共史”的企图。取而代之的是抒情的基调,穿插在人物访谈与历史材料间的空镜头。这些空镜都指向每一个此时此刻的马来西亚,无声的风景。一如他访问人物的镜头也总是保持着一种平视的距离,一个擅长等待的位置。如同历史的应答与回响。

这首歌曲在马来西亚建国历史的几次转换与变奏,正如同马来西亚复杂的种族境况。讽刺的是,在1940年代的对日抗战中,马共正以其结合了境内印尼、中国、英国、马来人等各方势力,共同抗日,其中有着马来西亚历史中昙花一现的多种族共同对坐、目视同一理想或信念之契机。

片中借由一名被马共政府囚禁二十年、1963年出狱后被遣返回中国的老马共之口,廖克发问:“牺牲生命的人,无法成为马来西亚人;和平抗争的人,无法成为马来西亚人;甚至在你被杀死的时候,你都还不是一个马来西亚人。”那么,究竟怎样才叫做马来西亚人呢?这个沿着纪录片的结构盘旋而上、借由“父不在”的缺席而抵达的终极探问,或许也正是作为离散之一代的廖克发,对自己的探问。这也是我认为此片除去了父系的追寻之外,更深刻的一个提问,是对那些当年在丛林中生子、最终被迫抛弃孩子的马共,与那些被丢弃的孩子们。这些“被抛弃的”孩子们,如今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成为为数甚多的无根的一代。理所当然地没有父母,甚至不能提生父生母的名字。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一代是廖克发及其父亲一代人的一个缩影。他们是精神与心灵上漂流的一代。不知自己为何在此?不知自己从何而来。

廖克发的电影《不即不离》。
廖克发的电影《不即不离》。

歌的祝愿

电影里刻意以马来西亚的国歌〈Negaraku〉(〈我的祖国〉)作为轴线。而这首歌曲在片中的刻用显然也别具意义。它的起源来自印尼民谣,是一首情歌。据说在日治时期还有日语版本。《不即不离》的预告片中,廖克发说,这首歌曲在马来西亚建国历史的几次转换与变奏,正如同马来西亚复杂的种族境况。讽刺的是,在1940年代的对日抗战中,马共正以其结合了境内印尼、中国、英国、马来人等各方势力,共同抗日,其中有着马来西亚历史中昙花一现的多种族共同对坐、目视同一理想或信念之契机。

因此,电影的最后,那欢宴般的老马共的聚会,跳舞哼唱民谣的场景,与其说是一种历史幽灵的重返,倒不如更像是廖克发赋予此片的一个祝愿:那是来自1930年代起即在丛林深处、真实地生活在“马来亚”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发出的祝愿,包括爱,自由,与快乐。那亦是跨越当今马来西亚政治所划分开来的种族界线,而终于抵达的、一座乌托邦般的“南洋人民共和国”(借用黄锦树的书名);毕竟对台湾的观众与读者而言,丛林里的马共是一个太过遥远的存在。对马来西亚的年轻一代而言,马共又何尝不早已是上个世纪被胶林与野兽吞噬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不即不离》不啻是一部微小而发出低鸣的备忘录。在下一轮太平盛世(如果可能的话)的到来之际,它不即不离地跟在时代的脚步底下,为上一个世纪丛林里的人做出树梢上指路与活过的标记。

(言叔夏,政治大学台湾文学博士。曾获花莲文学奖、台北文学奖、全国学生文学奖、林荣三文学奖。著有散文集《白马走过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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