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经济利益而快速遗忘的⋯⋯
今年八月，我才第一次踏上柬埔寨的土地。从曼谷出发，长途巴士过了泰国边界、进入柬埔寨之后，窗外的景观也产生了些变化。传统房舍虽有味道，但乡间村镇的经济条件似乎比泰国乡村再差一截。这条路线上的地形地貌平坦，景观上也稍嫌乏味。缺乏公共投资的公路品质不佳，尘土飞扬的道路两旁，常有瘦骨嶙峋的白牛，纹风不动的或坐或立，有如雕塑或某种静物，时间似乎在此静止。但那是乡间景观。当我随各国的背包客青年抵达被外来观光人口占据的暹粒市（Siem Reap）后，无论白天在附近吴哥各寺庙穿梭寻找自拍背景的游人，或者晚上在暹粒市中心觅食饮酒的各国观光客，市场店家的噪音，取代了安静与缓慢，虽然柬埔寨人的生活节奏，大抵还是舒缓从容的。
进入金边，景观与经验又不一样。这个首都城市，现代和传统杂陈，发展与原状并置。混乱中自成章法的交通，与严重欠缺公共建设的市容，反映着多数东南亚国家某种类似的历史进程与当代情境。当然，每一个东南亚国家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经验。12世纪前后臻于顶峰的高棉帝国，于逐渐衰落之时先后被暹罗与越南侵入版图，在十九世纪又被法国殖民近百年，于二战期间再被日本占领三年。独立建国为柬埔寨之后，这个不幸的国家在1970年代初，因美国发动的越战而遭池鱼之殃，被美军轰炸到人无立锥之地，为柬埔寨共产党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遭到“赤柬”（又称“红色高棉”，Khmer Rouge）在1970年代后期对国内人民的疯狂残害，屠杀总人数达两百万，占当时柬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柬国人民已经在经济诱因下，重新学习中文与英文，以迎接更多的观光经济收益。被法国殖民的记忆已远，而美国为现代柬埔寨带来的巨大灾难与噩梦，似乎也因经济利益而快速遗忘。
进入21世纪的柬埔寨，政局与社会渐趋稳定；尽管贫富差距、贪腐问题和卫生水平等诸多问题严重，这个国家靠着旅游业与其他传统产业，也让经济逐渐成长起来。金边市里，来自中、台、日、韩的建设投资项目，随处都是。在满地灰沙、处处成堆垃圾的街道巷弄里，小资品味的精致餐馆、咖啡店、法式糕点店、服饰精品店，纷纷在观光客聚集的地区冒出。在当年赤柬集中执行酷刑的地点之一“S-21集中营”，金边将它保留为大屠杀博物馆，让国人与世人不忘历史；同时，柬国人民已经在经济诱因下，重新学习中文与英文，以迎接更多的观光经济收益。被法国殖民的记忆已远，而美国为现代柬埔寨带来的巨大灾难与噩梦，似乎也因经济利益而快速遗忘。美金是与柬币共用的货币，且更受欢迎。
贩卖亚洲视觉情调
即使作为一个短暂停留的观光客，在接触了一点柬埔寨的历史与今日之后，我对第二届“当代叙事影展”里几部柬埔寨影片的内容，就更加感同身受；同时，这让我也想起一部令我反感的法国影片《多古拉之歌》（Dogora）。这部在2004年被选为“金马影展”开幕片的创作型纪录片，从一出管弦乐加上合唱的大部头音乐作品出发，以金边、暹粒和一些乡村为猎取影像的场景，没有旁白或任何文字，甚至没有现实环境里的声音；少部分的现场声音，以压低的音量混杂在既有的音乐作曲中，配置成一种气氛或情调。导演勒贡（Patrice Leconte）将所有搜集到的柬埔寨城乡影像，编辑、镶嵌在先谱好的音乐旋律、节奏或氛围中，制作成一部对柬埔寨／东南亚之东方主义想像与异国情调消费的西洋古典音乐大MV。
来自柬埔寨现实处境或街头景观的《多古拉之歌》，一切材料都被去脉络的、支离破碎的转为视觉化、美感化、趣味化、奇观化、神秘化的影像拼贴：水稻田、贫民窟，五彩气球、废弃轮胎，传统舞者、工厂女工，柔焦处理的黄衣和尚、静坐发呆的三轮车夫、各种萌态的街头儿童…。影片一开场，就花好几分钟的连续篇幅，以舞曲风格的音乐，或气势旁薄的合唱与管弦乐，不厌其烦的拼贴都市里的混乱交通，与多人搭乘或满载各类货物的机车骑士，好像这些机车骑士都不顾危险、喜欢表演特技。但许多必须仍依赖机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台湾人都知道，机车充斥这些开发中国家的街道、无所不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政府长期不建设或规划公共运输系统，而不得不然的生存之道。对于勒贡这类法国导演，显然毫无兴趣了解或反映这些政治社会历史脉络，今天机车满街的金边，只是他贩卖亚洲视觉情调给欧洲观众的材料。
法国殖民者在东南亚地区一个世纪的掠夺、搜刮之后，现在这位法国电影人又以哀伤的腔调，歌咏人类一家式的陈腔滥调。此种名曰悲悯实为恩赐（patronizing）与剥削的影像语言，是非常经典的、一再重复于某些西方影像创作者的极为伪善的“艺术创作”话语。
影片里所有画面的在地意义都被取消，均质化为视觉趣味，与影音剪接的拼贴游戏。在听似庄严浩荡如“史诗”般的合唱与乐曲、实则为一种另类煽情之西洋古典音乐陈腔的催情下，音乐与影像的共构，成为一种悲悯柬国贫穷处境的“人类普遍情感”，一种悲剧式“净化”或“升华”的自我感动的想像。片尾的乐曲里，故意以糊焦影像处理的西方白人儿童合唱者，唱着悲悯动人的曲调，画面叠影着柬埔寨的贫穷儿童脸孔，让1955年纽约现代美术馆“人类一家”（The Family of Man）超大型摄影展的“普世”意义梦魇，于半个世纪后重现。法国殖民者在东南亚地区一个世纪的掠夺、搜刮之后，现在这位法国电影人又以哀伤的腔调，歌咏人类一家式的陈腔滥调。此种名曰悲悯实为恩赐（patronizing）与剥削的影像语言，是非常经典的、一再重复于某些西方影像创作者的极为伪善的“艺术创作”话语。可叹的是，被剥削、或被同样如此凝视的地区或社会，常常毫无自觉，还供奉着这些西方“艺术大师”们，引为上宾。
被蹂躏的历史重述
对照着文化偷窥者的《多古拉之歌》，今年台北的“边界‧世界”影展片单里几部柬埔寨导演的短片，特别值得关注。除了《边界》这部泰国导演关于泰柬边界冲突的作品之外，柬埔寨当代艺术家 Vandy Rattana 的《炸弹池塘》（2009）与《独白》（2015），以及 Neang Kavich 的《何处是我柬埔寨的家》（2013），都涉及这个国家现代历史经验中被赤柬或西方国家蹂躏的历史重述。今年春天，策展人许芳慈将 Vandy 的作品首次介绍到台湾，在台北“立方计划空间”举办个展“透工―万迪拉塔那与他所舍弃的影像”，呈现了这位柬埔寨年轻艺术家对自己国家历史的批判性沉思和艺术表达能力。当美国于越战期间，在柬埔寨11万多个轰炸点扔下的270多万吨的炸弹，今日变成长满了生物的池塘时，《炸弹池塘》引我们注视美国过去与今日在全球各地从未停歇的恶行。《独白》则是艺术家追忆赤柬横行时期，对自己未曾谋面的亲人的亲密呢喃，让历史梦魇成为一种细腻而复杂的视觉和心理再现。
《何处是我柬埔寨的家》是另一位年轻电影导演Neang入选多项国际影展或得奖的纪录短片。此作的制片人是柬埔寨知名导演潘礼德（Panh Rithy），其名作《消失的影像》（The Missing Picture, 2013）获得坎城影展“一种注目”单元的首奖，并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何处是我柬埔寨的家》跟拍一位18岁、皮肤黝黑的柬埔寨青年San Pattica，在流离失所的无家无父状态里，努力抵抗周围对其肤色与贫穷的歧视言行，并希望寻找从未见过的自己的父亲。因为家庭贫穷，Pattica自幼被送进孤儿院，母亲靠捡拾垃圾为生，父亲则是跟随联合国维和部队UNTAC于1992-93到柬埔寨“维稳”的喀麦隆人。Pattica同母异父的妹妹，则是另一个来自迦纳的UNTAC非洲士兵一走了之的产物。他们在柬埔寨随处与当地妇女发生关系，留下一堆后患，包括制造了大量的孤儿、性工作者，并带来了爱滋病，让柬国的爱滋病患暴增。
Pattica 的故事虽然沉重，但同时也让人鼓舞：一位处境如此困难的柬埔寨青年，对自己的尊严与才能仍有坚持，依然努力要做个正直的人。这样的案例，无论是片中的青年，或者这部记录短片本身，对柬埔寨的青年世代，应该都有激励的作用。
新世代的尊严
在影片中，金边的景观与现实，不是支离破碎的视觉观览物，是柬埔寨当代社会具有历史重量的某些真实的缩影。Pattica 的故事虽然沉重，但同时也让人鼓舞：一位处境如此困难的柬埔寨青年，对自己的尊严与才能仍有坚持，依然努力要做个正直的人。这样的案例，无论是片中的青年，或者这部记录短片本身，对柬埔寨的青年世代，应该都有激励的作用。《何处是我柬埔寨的家》由位于金边的Bophana Center制作，潘礼德导演作为创办者之一，希望努力建立起柬埔寨的电影档案资料与本土的制作能力。
对于台湾的观众而言，既不能以任何剥削的、审美的凝视眼光，看待这样的影像作品，也可以在观影之余反思：一个历经巨大内外创伤，曾经灰头土脸、经济困顿至摇摇欲坠的柬埔寨，尚能有影像艺术家奋发勇敢的以影像书写，检视自己国家无可言喻的痛苦历史；已经民主化且经济相对富裕的台湾，有没有足够的影像生产，在深刻地省思着我们自己被殖民的经验、被摧残的身体，与被侮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