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产家庭美国人，可能穿着东南亚制造的衬衫，用中国制造的iPhone，每天吃一个墨西哥产的牛油果，出行驾驶由十个国家生产的零件组装成的日系轿车，偶尔尝试用别国语言跟他的新移民同事打招呼，投资组合里配置了20％的国际股票——如果你在一年半前采访，他可能会同意全球自由市场对美国利大于弊。但如果今天你再问他相同问题，他很可能对全球化的益处有所保留。
里根-撒切尔时代至今三十余年，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一路高歌猛进，全球经济高速增长，国际贸易比重日益上升，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的联姻日渐牢固，历史被认为走到尽头。
然而在过去短短一年半内，历史轮回似乎又开始转动。英国在反移民和反欧盟情绪影响下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在欧盟内部，主张排外主义的右翼政党不仅在数个外围国家成为主流，也在核心国家不断扩大影响力。以反自由贸易和“美国优先”为核心立场的特朗普，一举拿下了崇尚自由市场的共和党提名，并在大选中惊人地逆转数个往届倾向民主党的“锈带”（rust belt）州，成功入主白宫。
全球化的历史上并不缺乏反对力量。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曾有保护本国农产品的《谷物法》。而当时的新兴工业国，如美国和德国内部，也有自由贸易支持者，和主张限制贸易维护本国新兴产业的保护主义者的长期角力。当下反全球化浪潮的吊诡之处在于：浪潮汹涌的，反而是曾经主动推进全球化的国家。
许多尝试解释的研究者，都找到了如下所示的“大象图”，清晰告诉读者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在1988-2008 新一轮快速推进的全球化中，全球中等收入群体（A点）是最大受益者，这里面大多数人来自中国、印度，和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南亚国家。但全球中高等收入群体（B点）的实际收入增长则远远落后，几乎陷入停滞。这个群体，四分之三来自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家庭，往往从事制造业或中低端服务业。与此同时，全球高收入群体（C点）也是全球化的赢家，他们之中有一半来自美国的前12％收入群体，接受过高等教育，从事高收入工作，其余顶尖的部分则来自全球富豪阶层。
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愿景，自由市场、开放贸易、人口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理应使全球资源配置更有效率，带来生产力增长和社会收入提高。上世纪八十年代至金融危机前，全球经济的确经历了快速增长──全球生产总值增长了五倍，全球贸易量是初值的十倍。但自由市场的果实，却并没有均匀分配给所有参与者。不少分析人士都认为，全球化进程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是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感到愤怒，支持反贸易和反移民的本土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
自由贸易的代价
为什么自由贸易没能带来普遍繁荣？
从亚当斯密开始的贸易理论，很多都认同自由贸易能提高贸易参与国的整体福利。每个国家出口生产要素相对丰盛的产品，进口生产要素相对稀少的产品，例如美国进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以最大化其资本丰盛的优势。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被进口替代的产业工人，短期内会遭受降薪或失业打击。但经济重新达到均衡后，廉价的进口消费品、出口产业的生产扩张和收入增长，以及国民收入增长带来的非进口产品（如服务业）的需求增长，会让被替代的工人获得补偿乃至增益。
确实有证据支持这个逻辑。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Census Bureau）的统计，2000至2014年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增长超过600％。2014年，中国已成为美国39个州的前三大出口目的地之一。而中美贸易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大量开销。
但发达国家蓝领的困顿和愤怒，表明自由贸易的经济逻辑可能存在不小的漏洞。劳动经济学家Autor，Dorn和Hanson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中国进口的冲击集中在部分制造业，而这些行业又集中在中西部和南部，如这张地图所示（颜色越深表示冲击越大）。
按照先前的贸易理论，这些制造业工人在受冲击后会转移到其他行业，缓解冲击对他们收入的影响。但研究也发现：这些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在冲击后，人口并未显著减少，这意味着许多蓝领工人即便失业，也没有迁离衰落的工业城。这导致大量失业蓝领在竞争仅剩的少数职位，使该区失业率维持在高位，居民收入减少。
现实突出了传统贸易理论的缺陷——工人转换行业和迁移居所的成本，可能比预想高出不少，现实劳动力市场中的摩擦非常大，而贸易带来的社会福利增长，可能只有在这个转移完成后才能完全实现。
美国的经济和社会不断进步，但在制造业区域居住的中下层白人，却失去了自身经济利益的代表，收入增长陷入停滞，向上流动性不断减弱。过往一家之主有份得体的蓝领工作就可以养家糊口，送子女上大学；但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他们的前途却充满了不确定性。
社会不满的政治转化
几位经济学家还发现，受到较大冲击的地区，选民更倾向在国会选举中，选出激进的共和党，如茶党候选人。这些受冲击的蓝领更的是白人，最高只接受过高中教育，年龄大于50岁，当前收入在贫困线的1.5倍以下。在这次大选中，特朗普最终得以逆转，全靠他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星，北卡罗来纳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群体的超水平发挥。如果读者对比受贸易冲击较大的区域，会发现有很大的重叠，可见蓝领工人的困顿与特朗普的意外胜选，很可能相关。
但支持特朗普的，不仅是中低收入的白人蓝领。大选出口民调显示，特朗普从中等收入人群获得的支持多于民主党。这些人的收入比一般蓝领高，也更少受到贸易和移民的冲击，那还有什么因素驱使了他们？
一份研究可能为上述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见解。研究者发现，虽然特朗普的白人蓝领支持者更多属于中产而不是底层，但其居住的，往往是多数居民没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社区，居民健康条件较差，向上流动性更弱，依赖福利的人更多。也就是说，特朗普的支持者尽管较少直接受到经济冲击，但所在社区的向上流动性缺乏，让他们对自身和家人的未来感到焦虑。另外，他们跟移民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接触更少，可能促使了这些人形成内向的身份认同，并对接纳移民产生怀疑。
叠加在此上的，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失声。七十年代以来，共和党逐渐完成了社会保守主义和经济保守主义的联姻，并用“狗哨政治”维系中下层白人。民主党在福利与工会政策上节节败退，转而建立起“专业阶层、少数族裔，和特殊群体”的联盟；他们在经济和福利政策上接受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在社会议题上推行进步主义。虽然全球化中，美国人口和文化都变得更多元，进步主义呼唤更多包容。但中下层白人感到自身的身份群体受到挑战，在社会的“零和游戏”中占了下风。
城市精英阶层对保守文化持有偏见，多元文化主义演变成了身份政治，都加剧了群体间的矛盾。这时候，主张本土主义，反对全球化，反对“政治正确”，把矛头直指政治建制派的特朗普，就成为他们打破政治僵局换取改变的机会──即便他们很可能不同意特朗普的某些激进观点。
逆转全球化能够解决困境吗？
要逆转全球化解决困境，大多是不能的。比如美国和中国、墨西哥的交易额度巨大，大幅提升关税会直接导至更高的进口价格，消费者和企业都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再加之单方面提高关税，很可能会引起报复性关税，即便美国能够通过贸易战争将工作转移回国内，其代价也需要全体民众和出口优势产业承担。
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和工作外包并不是挤压蓝领阶层的唯一作用力。纽约时报曾详细报导，纺织行业因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回迁至美国，但创造的新职位却远少于以往美国纺织厂或者中国的纺织厂。这是因为，自动化技术大大减少了对纺织厂对人力的需求。
Autor和Dorn在2013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指出，从1985至2005年，美国的技术进步虽然没有使得职位的总量减少，但现存的职位不断向技能的两极分化。以重复性工作为主的蓝领和文书工作，不断被自动化技术替代；新的职位大多出现在需要人类灵活性的低端服务业，和需要高教育程度和认知能力的高技能职位。这也成为了促使个人收入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无论是全球化的推进还是自动化的进步，其收入分配都日益倾向了资本。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都为资本提供了优化配置机会，又寄希望于经济产值的绝对增长能弥补与之共生的分配问题。二战之后——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不断下滑，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资本收入的不断上升。
反全球化的势力，从来都是跟着经济周期而动，在经济低迷时被民粹者祭出；但逆全球化的努力，往往收益不确定而代价高昂。更何况，无论全球化还是产业自动化带来的威胁，都是经济发展时共生的分配问题。未来的出路只有创造更多经济增长，实现更公平的分配。当今全球生产率增长缓慢，人口逐渐老化，周期性的有效需求仍未完全恢复，货币政策可能已近强弩之末。美国既亟需解决方案，寻找的过程又十分困难。
赢得中下层白人信任的特朗普，给出的经济配方，目前只有“逆转美国的国际贸易成果”和“基建投资”，这都参杂在迎合白人身份焦虑的排外政策中，其核心是回到过去安稳的生活。如上文所述，这不仅经济成本巨大，而且并不一定能把工作带回美国，无异于饮鸠止渴。
基建投资在短期能创造就业机会，也是众多民主党和共和党温和派支持的政策。但共和派保守派的反对也不无道理，因为基建投资的效率和提供的长期增长潜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投资效率和执行能力，国际经验中也有不少失败案例。除此之外，政策界关注的许多问题——包括协助工人应对行业结构和技术变迁，投资科技和教育发展，促进公平分配等等——至今仍然没有出现在特朗普的政策平台。
特朗普团队的种种新动向，更令人难以乐观。但至少，这次大选所揭示的问题，足以供建制派和知识界反思长久忽视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用另外的方式继续书写自由主义的故事。
（梓林：居于纽约，从事宏观经济研究，本文不代表作者所属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