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特朗普压倒共和党建制领袖的抵制，成为该党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但其提出的反自由贸易、反移民纲领，与共和党一直支持自由贸易的立场相左。特朗普很多主张，例如联邦政府应监视每家清真寺，看看里面有无恐怖分子、政府大规模搜查和驱逐非法居留拉美移民、政府严惩将工作外移的公司等，都预示著庞大的政府干预。
特朗普的纲领，与几十年来共和党主张将所有事情交给市场无形的手处理的“小政府”右翼保守主义相左。怪不得不少人讥笑特朗普的真正主张，其实不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而是“make government huge again”。亦有学者指出，右翼离弃小政府大市场原则扩大国家干预，其实在小布什时代已经以只做不说的方式展开，因此有美国已出现“隐蔽发展型国家”（hidden developmental state）的说法。
在欧洲，我们也看到类似趋势。英国脱欧公投时，右翼脱欧派提出脱欧的一个好处，是英国可以将每年输往欧洲的补贴调回英国本土，扩大本土社会福利，而他们支持贸易壁垒的倾向就更不用说。结果这种大政府反市场的右翼，赢了留欧派卡梅伦代表的小政府自由市场右翼。这代表了由1980年代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夫人卷起、以推动国家退出人民生活为核心的新右旋风，正在步入尾声。
从哲学变成科学的小政府右翼思潮
要理解小政府右翼思潮怎样没落，我们便要回顾它是如何诞生的。这个思潮源自1930年代一群奥地利背景的经济学者。他们反对正在崛起、主张用扩大政府开支对抗经济危机和带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学派，当中的代表人物，当然是哈耶克（Friedrick Hayek）。
哈耶克在其名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对大政府的攻击，主要基于道德的和政治哲学的判断。他认为自由市场有自我调节功能，就算遇到经济衰退，大家等一下经济就会自动恢复活力。他攻击战后欧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积极刺激经济，只会带来政府官僚的权力膨胀，最后步向极权，让人人失去自由。
但哈耶克并无尝试科学地证明自由市场比国家介入优胜，他有关国家干预最后会导致极权的论断，也只是一个还未有实例支持的预测。在1930和1940年代，大家目睹德国纳粹和其他国家的法西斯专制，怎样从大衰退中崩塌的市场经济中冒起，大都认为凯恩斯派更为正确，同意若政府不在自由市场失效时积极救亡，持久的失业和贫穷一定会带来专制与战乱。哈耶克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因此在二战时和战后被打入冷宫。
在美国学术界，跟随哈耶克主张反对凯恩斯大政府的经济学家，就只有在地理上与东岸建制隔绝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当中最著名的就是2006去世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在1951年一篇名为《新自由主义及其前景》（Neo-liberalism and Its Prospects）的文章指出，现代新自由主义与19世纪英式自由主义相似之处，在于它们同样信赖自由竞争与个人权利，反对大政府干预。而两者相异之处，在于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在确保自由市场有效运作有重要角色。政府其中一个重要角色，便是为经济提供稳定和适合的货币供应。
弗在随后二十年的研究中，声称证实了政府通过赤字开支，以及中央银行通过调控利率等方式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有巨大影响。他指出货币供应增长过慢或出现收缩，可以引发经济衰退。美国在1929年出现经济小危机时，联储局反应过度通过加息实行货币紧缩，乃是美国和全世界陷入大衰退的罪魁祸首。
弗里德曼也提出，若政府通过扩大开支和维持低息来增加货币供应，只能带来一时的经济刺激。长远来说，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将会抹杀货币供应增长的短期刺激经济效果，却无法消除货币快速增长带来的物价上胀。久而久之，政府扩张的效果便只剩下失控的高通胀。
通胀恐惧令大政府主张破产
在1950和1960年代，欧美先进国主流学者深信凯恩斯主张，认为通过增加政府开支与央行放水可以带来长远高增长。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只是无伤大雅的小小副作用。当时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和由此引申的大减政府开支、紧缩银根等主张，一般被视为极右的异端邪说。
但到了1970年代，欧美经济相继陷入经济无起色、物价却失控狂飙的所谓滞胀（stagflation）危机。在此环境下，越来越多经济学者认为弗的货币理论预测正确，觉得凯恩斯政策乃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弗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即标示他的货币理论和小政府主张，已取代凯恩斯学说成为经济学主流。
在英美先后上台的右翼撒切尔夫人政府与列根政府，于1980年代采取弗主张的政策配方，大幅紧缩政府开支，并支持中央银行剧烈加息，以对抗通胀并恢复市场经济活力。到了1980年代中，英美的高通胀已经结束，经济亦成功反弹。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小政府右翼主张在各国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圈子的霸权地位，也就更稳固了。
在之后几十年，很多经济学家、保守政论家和右翼政客，在面对要增加社福、增加政府职能的主张时，总会以“当心高通胀再临”为挡箭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个“政府干预必带来高通胀”的教条，仍然主导公共讨论。
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场后推出一系列刺激经济方案，联储局长期维持低息环境刺激经济，便受到共和党右翼大老不停攻击，警告这些政策将会把美国经济拖回1970年代的滞胀。哈佛著名经济学家 Niall Ferguson，便在2011年的《新闻周刊》专栏，警告奥巴马政府的政策，将会带来被他称为“2010年代大通胀”的双位通胀灾难。
在这种对通胀的恐惧之下，奥巴马政府很多增加政府职能和开支的方案都被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严重削弱。很多共和党当家的州政府，甚至在经济危机之中大砍预算，令各地公共医疗与公共教育成为重灾区。同时欧洲在欧罗危机全面爆发时，各国政府仍深受小政府教条影响，不但抗拒增加预算刺激经济，更推行激烈的财政紧缩，造成失业严重、民不聊生。
通胀不来，右派转向拥抱大政府
但久而久之，大家看到美国联储局（还有日本央行）的长期货币扩张政策，并无真的带来小政府右翼一直警告的高通胀。欧美日富裕国家，反而陷入长期的通胀过低甚至通缩危机。对通胀的恐惧和对弗里德曼货币理论的崇拜，也就迅速减弱。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 Paul Krugman，近年不断批判小政府右翼在经济危机中推行财政紧缩，乃是毫无益处纯粹以虐待人民为乐的 SM──即“虐待性货币主义”（Sado-monetarism）。
新近不少实证研究，也推翻了弗里德曼有关货币增长带动物价增长的理论。例如我最近跟博士生合著，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的论文，便发现真正导致先进国1970年代高通胀的，不是单纯的货币扩张，而是有组织劳工阶级的强势和由此而来的工资猛胀；1980年代各富裕国右翼政府能成功控制通胀，原因不是其货币与政府开支紧缩，而是这些政府通过打击工会和推动自由贸易工序外移，摧毁了工人运动和成功把工资压下去。通胀的失控与受控，根本与政府的大小无关。
在这些新发展和新研究之下，建基于通胀恐惧的小政府右翼信条，正在溶解。这是近来欧美右翼保守派开始远离小政府主张，转向拥抱大政府的底蕴。现在无论左派和右派，都越来越不避嫌地公开支持扩大政府职能。欧美政治的左右分野，已经超越“大政府 v.s. 小政府”的辩论，并快速转移到有关“我们要怎么样的大政府”的争论。在即将举行的希拉里与特朗普总统辩论，一定能目睹这个新趋势的端倪，我们可拭以目以待了。
（孔诰烽，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伟森费特政治经济学副教授）
伸延阅读
Fred Block. 2008. “Swimming Against the Current: The Rise of a Hidden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36, No. 2.
Milton Friedman. 1951. “Neo-liberalism and Its Prospects” Farmand, 17 February 1951
Ho-fung Hung and Daniel Thompson. 2016. “Money Supply, Class Power, and Inflation: Monetarism Reassess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1(3)
Daniel S. Jones. 2012.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Hayek, Friedman,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