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38岁的范杰臣告别妻子和两个孩子，只身来到上海，为台资企业在大陆的房产项目做“社区营造”。
“社区营造”对大陆人来说是个陌生的词，却是台湾公民社会养成中最重要的一环。它萌芽于1960年代，到90年代蓬勃发展，其理念是倡导同一个地理区域的居民，以持续的集体行动，参与和处理共同面对的生活及其它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紧密的社区联系。
社区营造的政治本质是个人的公共参与、集体行动与社区组织的形成。在日常生活中，它可以是解决乱停车、商讨垃圾箱摆放位置等等非常具体的问题。不过，发展到今天，它更多成为商业公司的地产规划中，提升服务质素，建立社区公共关系的一环。
范杰臣曾在台湾主持过多个社区营造项目与大型场馆、园区经营，包括台北小巨蛋和松山文创园区。当他所在的地产公司，想要把这一概念放在中国大陆时，他的挑战来了。
怎样让业主们明白“社造”（即社区营造，下同）是要做什么？怎么和原本在中国社区扮演主导角色的政府部门乃至党组织打理好关系？台湾人的身份带给他什么？
以下是范杰臣自述自己这一年半来，逐渐“大陆化”的心路历程。
“有些政府领导说‘你开始会忽悠了’”
我到上海来是专心做社造的。
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2014年有一个政策出台──“加强社会创新治理，鼓励社区基层建设”。这个政策，可以让居民想一点小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我跟这里的居委主任互动时，他们提到大部分居民还是想著靠政府来解决所有事情。而有了这个文件的支持，我们推动社区营造变得比较顺利。
政府不允许的事情我们必定不谈，可是政府已经开放某些政策，在居委会和党的支持下，我们可以鼓励居民在社区事务上做某些调整。
当“在党跟政府的领导之下”从我嘴里讲出来时，台下人都笑了，有些政府领导说“你开始会忽悠了”，我说“我怎么忽悠，我都是谈政府出台文件上的东西”。
台湾的社区营造，我笑称是因为居民对政府公共工程品质的不信任，而产生的自发、互助、由下而上的行为，而在大陆则要在党与政府的引导下，开展相关工作。
跟政府部门互动就要知道政府部门谈的是什么，当“在党跟政府的领导之下”从我嘴里讲出来时，台下人都笑了，有些政府领导说“你开始会忽悠了”，我说“我怎么忽悠，我都是谈政府出台文件上的东西”。
“你一定要知道怎么谈才不会触及红线”
我们可以私下咨询哪些是禁忌哪些是红线，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比如“公民”两个字不能谈，“社区居民自主管理”不能谈，所有的管理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哪有自己管理自己的道理？大帽子先扣上，下面框框不超出才能谈，这是在这边做事的哲学。台湾社会开放一点，不会有大帽子，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帽子在哪里，怎么谈才不会触及红线。
台湾政府比较能被民意监督。大陆地区没有这样的机制，反而要在短时间内达到某些成效。
大陆地区常常为了短时间的成效，大规模铺开做事情，你会看到很多人穿志愿者马甲在马路上做交通指挥，而且这一片区都在做， 三个月之后可能没有了。但是在大陆，这是一个习惯路径，往往需要先满足绩效，这样领导才有比较多的时间跟你聊满足居民需求的部分，你要传达的理念也就能被听进去。如果居委会想要短时间大规模看到成效，我可以做，但我会明确告知这没办法持久。
你看我从一个自由度一百分的地方，到一个自由度只有三四十分的地方，我当然要学在这种状态下，做他们可以理解的东西，一步一步让他们往一百分的地方走。但绝对不是通过我，而是通过他们自觉，这才是重要的。
大帽子先扣上，下面框框不超出才能谈，这是在这边做事的哲学。
刚开始我讲台湾社造的经验，很多人听完之后，都会说：这个理念很好，但在这边恐怕做不起来，台湾人民素质已经到一个程度了，我们这边每个人素质都不一样。
后来我想大陆还是希望讲接地气的东西。我不谈台湾了，就谈北京的老街区胡同改造，太仓市的农村改造，广州的城市文化创新，你都有听过，那些就是社造。说了这些案例，听众愿意听了，也开始相信他们也有机会参与社区工作、改善社区的状况，让居住品质变得更好。
我发现现在大家没入住，对未来的事情不会多想，80%的居民都是这样的心态──早想了会增加麻烦。这也没有关系，我们找关心社区事务的核心业主们来讨论，为将来的社区管理群作准备。
与大陆同胞谈社造，第一步是重新建立信任关系。由于大陆对于人际关系的不信任已经很久了，要拾回不容易。我们就定一个基础目标，今天跟80个人谈社造，有1%的人观念转变，我们就成功了。
我尽量让自己用接地气的词汇。比如台湾讲“透过”，我尽量讲“通过”，为的就是不让大家有隔阂。
我有同事说：“你哪是什么台湾人，你是新上海人。”我觉得这是表扬。
难免人家还是觉得你是台湾人，是不是有什么政治企图？甚至遇过听众直接问我是蓝是绿，会问台湾人是不是都想要独立？我说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台湾独不独立和我们的社区会不会变好没有关系，若能把这些力气拿来关注自己的小区，让它变好，你为什么不做？我这么说，就化解了一场尴尬与冲突。
“避免台湾人的身份被拿作议题讨论”
我有同事说：“你哪是什么台湾人，你是新上海人。”我觉得这是表扬，他觉得你已经完全融入这个社会，跳出了蓝绿、台湾中国的概念。
我有普世的建议：第一放开心胸去接受所有事情，第二不要戴任何眼镜。不要去到异地还用我们本地的观念和态度看待事情，若总是以自我观点看事情，难免一切的文化批评、文化差异、文化歧视都会出现。我建议首要去学习如何不犯当地禁忌，这是最重要的。
在大陆看到有人乱扔垃圾、乱吐痰、室内抽烟，我不会表现出来（不愉快）。我觉得以我的身份没有资格表现出来，我来这里一直告诉自己，很多话本地人可以讲但是身为台湾人不能说。在这边我的一言一行被人家拿著放大镜在观察。如果我跳出来指责别人说这是公共场所不可以抽烟，有人会想：看，他就是用高人一等的身份在指责中国人。所以我不让自己站在风口浪尖上。
我其实没有背很重的台湾人包袱，但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拿自己的身份被别人做文章。前几次跟政府领导去社区做交流， 领导突然话锋一转，谈自己去台湾，觉得在台湾大陆人是受到歧视的，听完我心里一惊。当下就有居民跳出来说，自己在台湾也有这个感觉。场面就变得很尴尬，因为在现场只有我是台湾人，好像我在歧视他们，那个移情作用是很快的，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当时我立即回应：你们有感觉我歧视你们吗？现场居民不作回应。我就跳过这个话题不谈。这样的事情很少，但是会让我警惕：避免台湾人的身份被拿作议题讨论。
你已经用经济实力和国力向别人证明中国是很强大的国家了，可是中国人民有很强大的心胸吗？
台湾有陆生，陆生在台湾的比例就是把台湾全部人放到大陆的比例。陆生在台湾看起来很可怜，很多条件、优惠都没有，台湾人在大陆也是这样：拼人、经济、国防、外交都拼不过，什么都拼不过又不能走出去，这样的感觉很可悲。
“大陆同胞不需要太玻璃心了”
以前我觉得Facebook是我抒发心情的地方，来此工作后发现不对，它是一个公开的场域，许多大陆人也会翻墙去看，我就要留意自己谈话的身份，在微信朋友圈上就完全不谈自己的心情。谈论太多时事一定会给我带来麻烦，告诫自己能避免发表评论就避免。
问到戴立忍，我必须表态：我觉得大陆同胞不需要太玻璃心了。中国已经是世界强国了，还需要一直挂在嘴边上中国很强吗？中国人已经是全世界的中国人了，还需要走出去吗？你用广大的网路军团让一个明星在全世界公开场合低头，不是你赢得胜利，而是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的心胸。你已经用经济实力和国力向别人证明中国是很强大的国家了，可是中国人民有很强大的心胸吗？
我曾经研究过网路行为，很清楚这背后是怎样的操作模式，网路上的键盘魔人不过就是政府操作的手。当你了解事情的真相你就不会太在意这些新闻。我学会切割，因为我所接触到的居民，大部分在意的是安家乐业过生活，不在乎这些政治事件。
“所有人都问我太太：你敢让他一个人到上海？”
来大陆工作要下非常大的决心，老婆小孩都在台湾。我选择单身赴任。我的小孩已经上小学了，我不希望他中途调整，不希望小孩的成长历程对于某些道德观念会有些落差，我们希望他们的观念是一致的。
不要觉得你来这边没人认识你，如果有人有心要陷害你，主动带你去这种地方你才要提防。
一个好笑的事情是，当一个台湾男人要到大陆来，所有人都问我太太：你敢让他一个人到上海那么热闹的地方？我太太说没有不可以的，我也说我不会做什么逾越道德法治的事，但是他们听过太多早期来这边包二奶三奶四奶的事，所以总对我的行为持保留态度。
台湾的朋友来，难免让我带他们去一些声色场所，这我就真的没办法，一来是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些场所，二来圈子太小被熟人撞见也不好，一传大家就都知道了，洁身自爱最重要。我也提醒他们不要觉得你来这边没人认识你，如果有人有心要陷害你，主动带你去这种地方你才要提防。
我平时吃饭还是和三四个比较好的台湾伙伴，都是公司熟识的同事。如果是假日，我就跑市区找本地的社会工作者交流，或者宅在家里休息。
做社区营造是对人性和社会抱著一定的希望和情怀才坚持下去做，即使微不足道，但能改变社会不好的风气，变成一个正能量社会，何乐而不为？
来一年看到上海不断在改变，速度非常快。去年在市区搭地铁，我发现扶梯上大家都乱走，今年年初我发现大家自主靠右站立，左边让出一条通道。台湾有个习惯是垃圾分类，我们一些台湾同事也在这里自觉做垃圾分类。这一年我观察我的小区也有一两个人在做改变，方便资源回收人员来了整袋拿走。
我来这边做社造的大愿，就是希望大家能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关怀，多一些互动，彼此的隔阂少了，互相体谅就多了。
很庆幸我有机会在这边，让一个台湾人站在讲台上拿著话筒跟大家讲话，讲一个建立信任的方法，讲一个社区营造的理念，讲一个让社会和谐的愿景。
实习生王静仪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