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相日1999年即已推出了自己的首部剧情长片《青》，稳扎稳打，慢慢凭藉《Border Line》《69 Sixty Nine》等吸引关注。等到《天堂失格》和《Hula Girl》时，日本《电影旬报》已经十分重视他，《Hula Girl》更获选为旬报年度推荐首位。2010年《恶人》再度获此殊荣，兼为李相日拿下旬报年度最佳导演奖，或可正式肯定他日本一线导演地位。
新作《怒》与《恶人》（2010）皆改编自吉田修一小说，前者以警察追踪疑犯为线，串起三个犯罪嫌疑人的遭遇，围绕一种“无法言说的压抑”，深刻描绘出日本当代社会群像。李相日获香港亚洲电影节邀请访港时，该片已先拿下山路文子映画赏，在日本电影年度颁奖季先下一城，相信之后奖项陆续有来。端传媒借此机会，专访导演李相日，谈他的电影探索之路。
李相日向前倾了倾身子：“你觉得呢？”
他瘦高的身形，即便坐着也笔直。说话声响不大，似乎努力想要把这句话传递过来。我们隔着盘面丰盛的小茶几：上面放着室内原本就有的相集，我们零星的记事簿和茶杯。
那神情真应了传闻，就算带着微笑，也算很严正地反馈。可能他的情绪藏在眼睛后面，微笑和皱眉仿佛都只是语气，不是悲喜。在对话过程中，他时不时会认真反问，让人有点紧张。我不由得相信，拍摄《怒》时，广濑铃害怕他的严厉不是趣闻，或许是真的。
所以他从不直接跟演员讲这样的话：我这一个角色想要表达这样那样的情绪，或我需要这个角色做什么。他会和演员一起去理解这个角色，希望大家可以放下演技，用自我来表达。
后来谈到这个话题，李相日解释说，他不接受演员去“演”，希望每一个演员都用真实的自我去理解角色，感受角色，从内到外地呈现在大银幕上。所以他也从不直接跟演员讲这样的话：我这一个角色想要表达这样那样的情绪，或我需要这个角色做什么。他会和演员一起去理解这个角色，希望大家可以放下演技，用自我来表达，由内而外，甚至从皮肤来完成每一个人接到的角色。他不断如此要求之下，行内逐渐传开了：李相日非常严格。说到这里，他自己也不由得笑了起来。只是依然节制又客气。
他对每一个问题都很在意，所以每一个反问真的让对话停止下来，要摸清双方的思绪之后，才继续向前。我们谈到他早年的作品《Border Line》也是三条剧情线索，他很认真地将两者拿来一起谈：“它们的相似之处多吗，你觉得呢？”
《Border Line》于2002年上映，当时李相日的理念是，即便三条无交集的剧情线，也可以从侧面反映相同的主题。这一部电影就用三条线来展示当时的日本家庭裂痕。到了《怒》，同样三条线索，最终交汇到一起又分开，却意在表达每个人心底都压抑着的愤怒，潜藏在身体里最终不得不发出的声音。两部电影之间十几年的时间，在年龄上似乎没有太大的分别。他经历了一些人生，和很多人接触后，想法上有些改变。《怒》的层次和内容因而更加复杂，的确很难逐一对比。
他将镜头对准了三类人：同性恋者、曾经的性工作者和被性侵害的少女。这三种人背负着不可言说的过去。他觉得这种人其实是所谓的“弱者”或“无力的人”。在有权势的人眼中，他们会觉得同性恋者、性工作者、被性侵的少女是弱者，觉得他们没有力量。李相日却觉得，这些有权势的人并未去了解，或不想了解他们眼中的“弱者”。经过不同的艰难人生之后，这些所谓的弱者，如何避免被社会蚕食，如何继续自己的人生？
这些人在李相日心目中是有趣的人。比起一些不断奋斗不断努力也争取不到什么的人，他更想关心那些曾被放在很低位置的人。在挫折过后，他们仍然会面对接下来的人生，这才是他更想要拍摄的对象。
电影的“成长”与“发现”
我问李相日，《怒》这部电影在表达什么呢？那好像并不只是愤怒，并不只是冲绳自觉，也并不只是同志的身分认同问题，似乎在说人怎样去面对自己的历史。他也同意很难只用一个词、一句话去表达电影所有的内容。他在创作的时候希望每一个演员可以带动电影的含义出来。他也试着，让自己保持一些距离地来看这部电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型态。不过在日子里，总有一些事发生，那些糟糕的遭遇让人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当这些事情给你带来痛苦的时候，你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呢？或许这会是《怒》将给他带来的收获。
很难用一个词，一句话去表达电影所有的内容。他在创作的时候希望每一个演员可以带动电影的含义出来。他也试着，让自己保持一些距离地来看自己的电影。
这种成长，得到，和改变，几乎也一直贯穿在李相日的电影创作之中。拍电影是李相日的生活，他以此维生。他坚信每一次认真拍摄的作品，从中自己都有所得。每一部戏都会令一些不一样的事出现。上一部电影带来的冲击，自己的追求是否得到满足，也许都会影响下一部电影的诞生。灵感和素材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平时他所积累的很多想法，但需要时间配合，突然就会想到怎样的故事，或者用怎样的演员来配合。
每一次挑选题材和故事，都有很多选择。李相日在事前做大量功课，深入了解故事将要进入的领域。有时候他对自己要拍摄的题材不那么清晰，反而也某程度上吸引了他更要拍摄这个故事。李相日希望借着拍摄的过程，自己去寻找。
在寻找的过程中如果还找不到答案，这疑问就会形成下一个作品的契机：“大部分的事，人都不知其原因，所以要继续去找。”他的每一部电影，大约都是这样开始。同时，导演也不想我们简单地理解他拍电影的动机，他否决拍电影是一种追求知识的过程。在他口中，拍电影这件事，更像是探求真伪。所有人类放在口头上的话是否真的正确呢？他探索这些疑问的方法，就是拍电影。
“我不喜欢掩盖过去”
由《69 Sixty Nine》到《怒》，李相日时不时在电影里加入一些突变情形下人的反应。有人说那是他在回应日本所遭遇的某些不幸。李相日并没有提及太多这方面的想法，反而说自己希望借助电影来发现一些什么。生活之中有很多东西无意之间就会过去。“人往往对很多东西有偏见，或者对很多事情不甚了解，这些事物一闪即过。”
电影给了他机会。平时身边发生过很细微的事，他将其放入个人的电影语言之中。观众曾经没有察觉的事，电影重新拿出来让大家再留意。电影也就变成了某种“发现”。有的人健忘，有的人不提，很多事就这么过去了。李相日觉得不应如此。
他说日本五六年前的地震核能事件曾经引起很大讨论，如今人们好像渐渐将这件事遗忘了。他反对掩盖过去，藏起前事，更反对用“向前看”或“向前走”来美化那样的遗忘。
“我不喜欢将曾经发生的事掩盖过去，当没发生一样。”他说日本五六年前的地震核能事件曾经引起很大讨论，如今人们好像渐渐将这件事遗忘了。他反对掩盖过去，藏起前事，更反对用“向前看”或“向前走”来美化那样的遗忘。“前进和掩盖是两种不同的说法。”他不动声色，但语气却不容辩驳。
“可是，如果其他人不想回忆，不想记得，你一定要提醒这些人的话，他们就会觉得是你的错嘛。”我发现这其中还真存在所谓“人类共性”。李相日在日本也见过类似的场景，有的日本人会说这是无事找事，也有人让他停下，不要做了。“这样讲的人，他们想法比较自私。”李相日还是没有生气。
他同样也不是抱定反叛心态的人。这些反对遗忘的电影，不是别人不想提，他偏要去拍出来。李相日不是抱着找碴心态出发。有的事虽然过去了，他的电影是为了提醒人们，这样的事真的发生。希望人们可以醒悟到，世界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世界上真的存在这样的人。观众可以将这些人的感受放在自己身上，去体验他们经历的事。
他不想说“我爱妳”
所以他的电影里，总离不开日本独有的社会背景、事件或争议，大约也可看出李相日对日本身份的认同，他的创作也总是以日本为依归。说到这里，我很八卦地问他和美国华纳兄弟合作拍片的感受如何。“哦，你以为我要进军海外市场吗？”他弄清我的用意之后，笑着否定了。
李相日的上一部电影翻拍旧片，老版本的版权归属在华纳，他的前期制作团队基本还是日籍专业人士，后期和一些美国行家打了交道。整个过程基本愉快，细节上文化差异却让李相日有点介意。“西方人说太多『我爱你』”他笑着摇了摇头。也对，日本人很难说出口的“爱してる”，在西方人嘴里会有成千上万的“I Love You”。李相日不能无视东西方在细节上的差异，这些无法言传的细节让他决定还是继续和日本本国的电影公司合作。不用去外国市场，不用说“爱してる”，李相日说这是他专注在日本的原因。这当然是一句善意的谦逊。
真正的原因，大概是他太爱电影，又太在意日本。李相日的生活里只有电影。大量阅读是为了电影，海外奔波也是为了电影。我问他在业余生活中有什么嗜好和兴趣，他数来数去：“好像全和电影有关。”为此，李相日的太太说他完全不懂享受人生。“你呀，”他想了半天，对着我说，“要不你介绍一些有趣的嗜好给我吧？”
场地提供：登台 Hotel S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