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七月初惊闻伊朗大师级导演基阿鲁斯达米（Abbas Kiarostami）去世的消息。他在告别人间之前，已传出患癌须动手术，没料到病情恶化，更没料到2012年的《东京出租少女》（Like Someone in Love）就成为他的遗作了。这阵子，不只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在放映他的多部电影作为悼念，“香港夏日国际电影节”亦增设特备节目，放映《似是有缘人》（Certified Copy）及举办座谈会。
还记得2011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曾办过他的电影回顾展，重温了他由首部长片《小旅人》（The Traveller）到《似是有缘人》的创作历程，可算是在香港至今对他的作品最全面的一次回顾。而在2013年，他甚至到过香港，参与亚洲艺术文献库（Asia Art Archive）在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举办的研讨会，还在黄竹坑的艺廊举行了个人摄影展，并出席香港国际电影节Cine Fan及百老汇电影中心的映后座谈。
虚实交错，探问生死
基阿鲁斯达米是姓氏，阿巴斯是名字，笔者习惯以姓氏称呼，然而华语地区原来也有不少影迷昵称他名字。基阿鲁斯达米以《樱桃的滋味》（Taste of Cherry）夺得康城影展金棕榈奖。那绝对不只是一个孤独男子求死的故事，也不是叫人重拾生命价值的劝世寓言，而是以洞悉人情的目光，在探问生存与死亡的意义。结尾更是神来之笔，当主角在地上挖了个洞，躺在里面静待死亡，在雷雨声中，画面全黑，然后就接上摄制队拍片过程的录像。
最显浅的理解是生生不息的循环，主角选择了掌握自己的死亡，而在镜头后面，摄制队正在透过创作给故事赋予生命。不过如果了解基阿鲁斯达米常以伪装纪实、虚实交错的手法，对电影形式进行实验，并相信观众不会只是被动接收故事的话，那么这个让导演自己及摄制队入镜的结尾，就是刻意跳出原来的故事层次，刺激观众思考其中意义，邀请观众主动咀嚼个中味道了。
那绝对不只是一个孤独男子求死的故事，也不是叫人重拾生命价值的劝世寓言，而是以洞悉人情的目光，在探问生存与死亡的意义。基阿鲁斯达米常以伪装纪实、虚实交错的手法，对电影形式进行实验，并相信观众不会只是被动接收故事。
早在他的代表作“伊北三部曲”（Koker Trilogy）及《大写特写》（Close-Up），他已经把上述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他的实验性，又总是伴随着诗意与幽默，满满是对人的体察与关怀。“伊北三部曲”由小孩的一趟“历险旅程”开始，《踏破铁鞋无觅处》（Where is the Friend's Home?）的小孩Ahmed拿错了同学Mohamed的作业簿，由于老师声明在先，Mohamed再欠交家课就被赶出校，Ahmed无论困难险阻也要长途跋涉跑到Mohamed居住的村庄归还作业簿。
这样的小故事，就给基阿鲁斯达米拍出了纯真而动人的力量，以周遭漠不关心的成年人对比着急的小孩，安排Ahmed一次又一次在“之”字路上奔跑的画面，到最后作业簿里夹着的小花，不但显出基阿鲁斯达米把简单故事说得引人入胜的功力，也可看到他对事物的观察入微。他的早期作品多以小孩为主角，譬如首次执导的短片《面包与小巷》（Bread and Alley）是小孩与狗的故事，首次执导的长片《小旅人》是顽童不惜一切要到首都看球赛的故事，而从《小旅人》和《踏破铁鞋无觅处》看来，基阿鲁斯达米早已超越了一般儿童电影，为他日后的风格奠下了基础。
三部曲：奇妙结构
“伊北三部曲”最有趣之处，是三部电影的奇妙连系。因为1990年伊朗西北部发生大地震，《踏破铁鞋无觅处》取景的高卡（Koker）成了灾区，片中饰演Ahmed和Mohamed的小演员（现实里是兄弟）生死未卜，基阿鲁斯达米于是拍了《春风吹又生》（And Life Goes On ...），以电影展开寻人之旅，由Farhad饰演一名导演，带着戏中的儿子Puya走进灾区。地震灾区都是真的，寻人旅程拍得像纪录片一样，过程却是虚构的，或看来像是以戏剧重演真实（由Farhad饰演基阿鲁斯达米本人）。
主角在路上遇见在《踏破铁鞋无觅处》饰演老木匠的演员Ruhi，言谈间，Ruhi就拆穿了电影的虚构本质，指出《踏破铁鞋无觅处》虽然写实，很多细节仍是创作上的设计。到最后，纵使没找到那对兄弟小演员（但暗示他们无恙），电影呈现了劫后的顽强生命力，人们照样进行嫁娶（Farhad遇上了一对年轻新婚夫妇），照样追看世界杯球赛。
于是整个“伊北三部曲”就是一部衍生另一部，一层套着另一层。影史上大概没有哪个三部曲是如此结构的，更难得是每一部都真摰动人。
到了《橄榄树下的情人》（Through the Olive Trees），就更进一步模糊了纪实与虚构的界线。影片大量采用非职业演员，并以演员的名字作为角色的名字，增强纪实的感觉。故事表面似是《春风吹又生》的幕后花絮，讲述一名导演在拍摄《春风吹又生》Farhad遇上新婚夫妇的那场戏，原来戏中饰演新婚夫妇的演员，男方（Hossein）真的对女方（Tahereh）有意，但奈何出身阶级有别，遭女方拒绝，却因为地震，有人来拍电影，有机会接近女方，并且合演夫妻。
影片彻底揭穿《春风吹又生》的虚构成份，Farhad不过是演员，他跟新婚丈夫谈话的那场戏，都是根据剧本演出来的。而更妙的一着，是开宗明义告诉观众，《橄榄树下的情人》本身也是虚构的，戏中现身的导演，也是演员，一出场就说：“我叫Mohamed Ali Keshavarz，是饰演导演的演员。”
于是整个“伊北三部曲”就是一部衍生另一部，一层套着另一层。首先是基阿鲁斯达米拍了《踏破铁鞋无觅处》。然后在《春风吹又生》里，让Farhad饰演《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导演，去寻找杳无音讯的小演员。再于《橄榄树下的情人》里，让Mohamed Ali Keshavarz饰演《春风吹又生》的导演，讲述他拍摄Farhad遇上Hossein的一幕。三部电影互相呼应，“之”字路一再出现，而《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那对兄弟小演员，最终就在《橄榄树下的情人》露面。 影史上大概没有哪个三部曲是如此结构的，更难得是每一部都真摰动人。
在缺乏自由的国度坚持创新
《大写特写》是基阿鲁斯达米另一个有趣的实验，虚构与纪实的边界更显模糊。故事本身是真人真事，有个叫Sabzian的无业男子，被人认错了，以为他是著名导演麦马巴夫（Mohsen Makhmalbaf），而他本身是麦马巴夫的影迷，竟决定将错就错，冒充起导演来，说要借屋拍戏，还向对方借钱，事败被告上法庭。基阿鲁斯达米就把Sabzian的故事拍成电影，并由这位当事人演回自己，重演案情。而冒充及角色扮演的主题，由《小旅人》的顽童为骗取旅费假装替同学拍照开始，到《大写特写》的Sabzian，直到遗作《东京出租少女》的教授与援交少女伪装祖孙，都是一以贯之。
《大写特写》也并非硬绷绷的实验，当中对Sabzian的观察和理解，让观众寄予同情，强调他并非存心做坏事，只因为发现被误认可获得前所未有的尊严，才一时糊涂。片末更让真假麦马巴夫碰面，由真麦马巴夫开着电单车，带冒牌的去给受骗家庭道歉，完成最后的宽恕与接纳。而这部电影，由现实衍生戏剧，又以戏剧影响现实，再换个角度看，也是给Sabzian圆了他的电影梦。
而基阿鲁斯达米的诗意，不只是在电影里念诗，更是画面与叙事中的诗意。还有那些余音袅袅的结尾，都叫人回味。
虽然来自缺乏创作自由的国度，基阿鲁斯达米却一次又一次突破限制，敢于创新。《10》在汽车内安装两部数码摄录机，纪录行车中的十段对话，导演完全放手让演员根据现实生活自然发挥，去年获柏林影展金熊奖的《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 Teheran）也采用了相近的形式，《10》无疑出现得更早，也去得更尽。
献给小津的《伍》（Five）索性只有五个长镜头，让大自然景致成为主角。《雪馨》（Shirin）更是前所未见，把摄影机反转过来，镜头瞄准戏院观众席上一百多位女性的面孔，用画外音讲故事，画面是每个人看戏的反应。即使后来基阿鲁斯达米的电影离开了伊朗背景，在《似是有缘人》和《东京出租少女》仍可看到他的一贯主题。据说他离世前正在筹备到杭州拍片，可惜已没法完成。
诗意的实现
谈基阿鲁斯达米的电影，当然不能只谈实验性，而忽略当中的诗意。《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原名来自伊朗诗人Sohrab Sepehri的诗作，《风再起时》（The Wind Will Carry Us）的片名则来自另一位诗人Forough Farrokhzad。
而基阿鲁斯达米的诗意，不只是在电影里念诗，更是画面与叙事中的诗意。还有那些余音袅袅的结尾，都叫人回味，像《橄榄树下的情人》的最后长镜，Hossein追求Tahereh，结局未明，只见Tahereh愈走愈远，Hossein从后赶上，两人变成画面上两个小小的白点，观众不知道他们最终的对话是什么，只见Hossein突然往回跑，音乐也转为轻快，猜想是好消息吧，却是尽在不言中。《春风吹又生》的结尾也是异曲同工，当主角驾车来到“之”字路，汽车上不了斜坡，俯视的长镜看着他得到路人协助，最终成功驶上斜路，并邀请拔刀相助的路人搭上顺风车，而音乐亦由抒情转为轻快，当中对生命与人性的盼望，毋须对白，已不言而喻了。
（注：标题为编辑所拟，原文标题为“橄榄树下尝樱桃滋味──悼基阿鲁斯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