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致力推广香港研究的香港学者方志恒在网上分享了黄鹤回、马岳和林蔚文三位政治学者的一篇学术论文，谈到新移民的政治态度，在社会上出现了颇大的回响。
该篇论文其实不太复杂。它先提出实证数据，指非本地出生的香港市民，比在香港出生的市民在政治和社会态度上较为保守。而靠社教化（socialization）来消除这些差异，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所以，文章结论是有意无意也好，“输出移民”是中国对邻近国家产生影响的方式之一，各国需考虑如何应对。
概括如上，分析涉及的不外乎三个问题：
第一，从内地来港定居者的政治和社会态度，是否真的比本地出生的居民保守？
第二，若有此现象，社教化是否真的不能在较短时间内消除这些差异？
第三，面对数据显示出来的客观现象，大众应该如何应对？
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另一批研究数据，先把头两个问题再分析一次。社会科学中，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即结果能否被重复地展现，是很重要的。与其只集中讨论黄鹤回等三位作者的数据分析是否可以商榷，不如试试能否在其他调查研究中找到什么。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再讨论第三个问题。
几年前，中文大学同事马杰伟开展了一个香港文化指标研究计划，笔者负责其中一个部分，在2012、2014和2016年分别进行了三次电话调查。虽然问卷内容并不包括受访者对政府、政策或政治组织的态度，但一些关于受访者对社会认知和基本价值取向的问题，跟本文的主旨也有重要关系。
在问卷题目中，笔者建构了六个变项作分析。它们分别是：
- 人们是否认为香港社会公平开放；
- 是否认为香港社会的财富分配严重不平等；
- 对前景是否悲观；
- 社会包容度；
- 政治包容度；
- 后物质价值取向。
前三者是对社会的认知。一个对社会和政府持批判态度的市民，通常倾向不认为香港社会公平开放，但会认为香港贫富悬殊，而且对前景悲观。后三个变项则是价值取向。包容（tolerance）是民主社会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的组成部分。民主社会中的理想公民，应该愿意接纳不同类别人士到自己生活的世界之中（社会包容），以及愿意尊重不同类别人士的公民权利（政治包容）。至于后物质取向，则是指人们会否重视如自我表达等非物质理念，多于经济发展或治安等物质价值。后物质取向，也跟人们对自由民主等理念的重视程度相关。
篇幅所限，而且是媒体文章的关系，笔者不详细解释调查的抽样方法和以上变项的测量方式，有兴趣的读者可在两篇学术论文中找到相关资料。（注一）
新移民与一般港人的差异
表一比较了新移民跟其他被访者在六个变项上的差异。新移民是指不在香港出生，而在香港居住了不超过十年、能操粤语的人。他们只占所有被访者的3.8%，但由于我们将三年的调查合并起来，样本总数为2407，所以新移民数量虽然不多，但在样本中也有92人。
如果只看新移民与一般港人两个组别的平均值，新移民比一般港人对香港社会的公平和开放程度，持较正面的观感，对社会不平等的感觉没那么强烈，对未来较不悲观。价值观上，新移民的社会和政治包容度较低，同时较少倾向后物质价值。若论差异的方向，六个变项的结果是一致的：新移民对香港社会的认知比一般港人正面，价值取向则没有那么贴近民主社会所崇尚的一些公民文化价值。换句话说，虽然这些变项不直接指向人们对政府和政策的态度，但它们跟“新移民比一般港人在社会政治问题上较保守及较少支持民主”这说法是一致的。
不过，我们也要留意两点。第一，在六个变项上，两组的差异都不大。严格来说，两个组别只在对社会公平开放程度的认知，以及对未来是否悲观两个变项上，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第二，由于两组差别不大，新移民和一般港人在六个变项上的整体倾向，大部分都是一样的。例如新移民在社会财富分配是否不平等的变项上，平均值较低一点，但他们的平均值（3.56）仍然高于量表的中间点（3.00），这代表在整体上，新移民也认为香港社会贫富不均。同样，新移民在后物质价值取向上的平均数是负数，即是他们整体上倾向物质价值稍多于非物质价值，但一般港人在后物质价值取向上的平均数也是负数，与新移民一样。
另外，在一个技术问题上需补充一点：表一的分析没有考虑新移民和一般港人在人口特征上可能有差异，若果在多变项分析中把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的影响排除掉后，新移民和一般港人在六个变项上的差异，都会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程度。不过，两组之间的实质差异仍不算大。
社会科学分析的基本常识之一，是“统计上显著”不等于“现实上显著”。所谓统计学上显著，只是指我们有信心认为那些差异真的存在而已，不等于那些差异一定很大和很重要。我们可从上面的分析看到，新移民的确一致地对社会较少批判和抱持著较保守的价值理念。我们不能抺杀这一点，但亦毋须有意或无意地夸大新移民和一般港人的差异。
社教化的力量有多大？
既然新移民和一般港人还是会有一些差异，那么我们仍然要尝试探讨第二个问题，即社教化的力量。
首先需要指出，在理论上，社教化这概念多少有点缺乏批判性。它让我们聚焦于外来者能否融入本地文化，而不是去问到底外来者是否也可对本地文化带来正面冲击，亦不是去留意外来者能否令社会更多元化。
当然，任何社会都希望外来者至少在某些方面融入到本地社会中。姑且放开社教化这概念的保守性不谈，假设我们希望新移民在表一的题目上能更贴近一般港人，那么，回到实证层面，我们可以怎样审视社教化的影响？
在黄鹤回等三位的论文中，社教化的影响由居港年期来代表，若居港年期的效应和作为移民本身的效应相反，就代表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差异会随时间减弱，亦即是说移民能慢慢融入香港社会的主流价值理念之中。三位学者的分析结果是，居港年期的效应的确存在，但非常弱，移民和非移民之间的差异，要约四十年才能消除。
不过，用居港年期来代表社教化，虽不能说完全不合理，但也有很大局限。其实，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得久了，就一定很自然地获取及认同该地方的价值观或生活方式。社教化有其过程及动因（agents），即实际上带来社教化效果的人、机构或制度。例如谈论小孩的社教化时，学校、家庭和媒体是最重要的动因。
如果我们看重社教化动因的功能，分析方法就会不一样。在以上分析中所用的香港社会与文化转变研究的调查，问到被访者平日花多少时间看电视新闻和读报。我们可以问，新移民能否通过关心香港社会和通过媒体吸收时事资讯，从而在社会认知及价值观上变得更贴近一般港人？
要回答这问题，在技术上，就是于一个多变项回归分析中，除“新移民 vs. 一般港人”外，加上新闻媒体使用，以及一个新闻媒体使用和新移民价值观的交互作用变项。分析结果显示，交互作用变项对人们是否认为社会公平开放、是否认为社会中财富分配很不平等，和政治包容度，均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影响。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可以计算完全不看新闻的新移民和一般港人，以及花很多时间看新闻的新移民和一般港人，在该些变项上的平均值。图一就显示，完全不看新闻的新移民，的确比完全不看新闻的一般港人更倾向认为香港社会公平开放。但花很多时间看新闻的新移民，和花很多时间看新闻的一般港人，看法却接近毫无差异。
图二显示同样情况，完全不看新闻的新移民，的确比完全不看新闻的一般港人更倾向不认为香港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但花很多时间看新闻的新移民，和花很多时间看新闻的一般港人，对财富不平等的认知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图一和图二显示，关注时事，可以收窄新移民和一般港人在社会认知上的距离。
不过，世界很复杂，也不一定多看传媒就能收窄双方价值观距离。图三就显示，完全不看新闻的新移民，在政治包容度上不低于一般港人。反而是最常看新闻的新移民，政治包容度较低。进一步分析显示，经常看新闻的新移民，特别容易对性工作者和同性恋者公开争取权益感到反感。
所以，整体而言，我们不能说，鼓励新移民多关心本地社会和新闻，他们就一定会在所有问题上变得跟一般港人无异。在这里也要指出，无论是黄鹤回等三位的论文所用到的 Asian Barometer Survey，抑或这里所用的香港社会与文化转变调查，都不是专为分析新移民社教化问题而设计的。所以，两个分析都难免有其局限：新移民样本数较少，使一些研究结果不一定很稳定，另外一些跟社教化相关的变项亦不存在。
不过，以上分析至少表明，看社教化有没有效果，我们需要关注社教化动因的作用。进一步说，新移民会否在认知和价值上融入香港社会，重点很可能不在他们来了多久，而是在于社会上有什么社教化动因在运作，社会为他们提供了什么融入机会，以及他们自己在来港后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如何应对新移民
这里，我们也可以转入第三个问题：我们如何应对新移民。
笔者上个月在 Facebook 简单回应相关讨论时，已经写过：“移民较本地出生的人在社会和政治态度上保守，这是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只是，你要赶走他们，限制他们的数量，还是尽力争取他们的支持，希望改变他们的态度？”后来有些朋友回答：“赶走他们，不合情理；限制他们的数量，可以争取，但目前做不到；尽力争取他们的支持，是唯一选择。”
上面的分析提到，其实毋须夸大新移民和一般市民之间的鸿沟。新移民中很多人在政治上很保守，正如香港人本来就有很多很保守的人。在大学教了十几年书，笔者身边不少从国内来港，读本科也好，研究院也好，最后定居香港的同学。而至少在笔者个人圈子中，这些“新移民”或“港漂”，政治取态为非建制甚至反建制的比例，肯定比一般香港市民还要高。其中几位刚在立法会选举中成为“首投族”，投的都是非建制派候选人。当然，这是因为这批新移民教育程度较高，而且笔者任教的院系，向来强调言论和新闻自由这些价值。在研究院，就算不直接谈政治，大家仍然会强调思想自由、批判精神、尊重知识和事实这些最基本的理念。
这又回到社教化的过程和动因那一点。我们要问的，是公民社会有没有为新移民提供什么社教化的动因。进一步问，我们对不同类别的“新移民”的日常生活，其实有多少认识。
例如两年前一位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就让我感到很有趣。她分析港漂的居住环境和媒体使用的关系。研究发现，很多年轻单身港漂，会几人合租一个公寓。而为了省钱，他们会把客厅也当成睡房，可让多一个人合租。加上合租者中随时有人离开香港，他们不会把公寓当成稳定的家。结果，他们屋里不会有电视，每个人都只用电脑接触媒体资讯。而用电脑的话，看香港媒体的内容，不比看国内或欧美媒体内容方便，所以整体效果是他们其实较少接触香港媒体。
该论文是一个质化研究，不能说明那种生活形态有多普遍，但它能够显示，新移民跟香港社会的关系，扎根于不同类别的新移民的具体生活形态。而我们也许要先多了解他们的生活形态，才能更有效地讨论社教化问题。
是游说，不是“帮助”新移民
最后，也要澄清一点东西。在如何看待新移民的问题上，有一种说法是，香港一日未能夺回单程证审批权、未能限制新移民数量，以及在谁可以来港这问题上有基本话事权，帮助新移民，客观上是帮助了大陆的“殖民政策”。这想法一方面建基于某种关乎政治效果的计算，同时亦建基于一种价值取舍，即本土或“香港民族”的利益，置于平等博爱包容等“普世价值”之上。
笔者无意纠缠于抽象的价值取舍问题中。顺著本文的讨论，笔者要指出的是，对新来港人士进行社教化，让他们了解并接纳香港的文化和价值，其实并不是基于一种博爱包容精神来“帮助”他们在香港定居（settle down），而是指游说（persuasion）新来港人士，使他们明白自己身处的社会现状，懂得用我们的眼光看问题，以我们的价值理念来思考。而要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最起码的，就是不可能一开始就把新来港人士当做敌人看待。
（李立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注一：有关社会及政治包容度的测量方式和2012年调查研究的方法，可见Lee, Francis L. F. (2014). “Tolerated one way but not the other”: Levels and determinan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olerance in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8, 711-727。2014年和2016年调查研究的方法基本上跟2012年一样。有关社会认知和后物质价值倾向的测量方式，则可见《再看世代差异和香港青年人的后物质主义》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