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讲架，唔讲点得？（我们会谈的，不谈怎么行）”王佩一脸鬼马，大笑，再偷看一下身旁的女儿。
女儿相视而笑，点点头。今年52岁的林芳华，患有唐氏综合症，健全人士的智商一般在90-110之间，芳华是52，属中度智障人士。而母亲说两人会大胆谈及的，是性。
即便对于健全人士来说，性教育也是让人脸红耳赤的尴尬话题。王佩说，在有智障人士的家庭中，性更是一个常常被忽略、低估、甚至故意逃避的领域。“他们识吗？他们不懂这些吧？不用教啦。”这个妈妈不时听到别的家长这样说。于是有关性的难题扑面而来时，大家措手不及。
近来，香港私营残疾人士院舍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健华涉嫌多年来非礼、性侵犯智障女院友的案件极大地震撼公众。除了揭露政府监管不力，调查前院长及私营院舍的问题之外，我们也希望从另一个面向，了解智障人士本身——
他们所接受的性教育是怎样的？恋爱、婚姻的现况如何？在长期与社会隔离的处境下，性需要如何被满足？又如何保护自己？
而在照顾了女儿50多年的王佩看来，讨论一切的前提是：不能回避，不要把性当成禁忌。
什么是性？什么叫侵犯？遇到怎么办？
林芳华出生于1964年，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她的哥哥和姐姐都是健全人士。王佩记得，那时身边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唐氏综合症”，也没有针对特殊儿童的社会服务。芳华出生后好几天不开眼，她带孩子去看医生，医生仅仅开出一瓶眼药水。
于是养育的重担，完全落在父母身上。父亲做打面师傅，王佩则辞掉工作，留在家里。“她什么都比较慢，我就跟着她一起慢咯。”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吞咽和发音都困难，手指关节不灵活，王佩就自己摸索着，长期喂孩子吃流质，买乐器给她练习手关节，每天和她对话练发音，等芳华到了青春期，这个母亲又摸索着对她进行性教育。
“她还没有来经期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女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男生和女生的身体有什么不同，什么部位不能给别人碰。”王佩说，她已经记不清具体年份，但很早就开始和女儿解释：“什么是性？什么叫侵犯？遇到怎么办？”那个年代没什么性教育教材，王佩就利用电视，经常和芳华一起看电视剧，分析其中的男女关系。
王佩回忆说，在女儿成长的年代，智障人士，特别是女性，遭受骚扰和侵犯的情况很普遍，而当时的社会对这个问题非常轻视：“一些家长怀疑个女被侵犯，去报警，都没什么人理，不了了之。”
于是，王佩常常教育女儿，“遇到陌生人骚扰，要紧紧搂住自己，清晰地拒绝对方，然后还要认清楚对方的样子。”女儿接收新事物比较迟缓，同样的道理，王佩习惯不厌其烦地重复说，加深女儿印象。芳华后来从特殊学校毕业，开始进入社会工作，不幸先后两次遭遇性骚扰。
“我将你的经历分享出来，可以吗？”我们坐在位于葵兴的公屋里，王佩轻声问女儿，芳华点点头。
不论男女，都要性教育，才能保护自己的子女。
第一次，是芳华在城市大学做清洁工时，连续两天发现被一个男人跟踪，第三天早晨，这个男人跟着芳华进了电梯，突然拿出三张一百元港币，叫芳华跟他出去玩。芳华抱住自己，电梯一停下，她就冲出去，对男人说：“我在这里工作，你跟我来吧。”男人落荒而逃。
第二次，是女儿在庇护工场工作时，工场所在大厦的一名管理员在她上班前拦住她，带她去了停车场的一个暗角，诈称因为她身上有违禁品，要搜身。芳华同样抱住自己，不断大声说“没有没有”，后来有路人经过停车场，管理员知难而退。
“她真的保护了自己，而且好清楚记住对方的样子。”王佩自豪地说，两次事件，她都鼓励女儿大胆向社工和警方说出真相，最终，前者无法查明，而后者的管理员，则被大厦解雇了：“我经常鼓励其他家长，不论男女，都要性教育，才能保护自己的子女。”
智障人士的性：限制或是权利？
作为一位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女性，王佩称得上前卫妈妈。
什么是人权？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生活中，你什么都跟孩子交流，平等对话。
“什么是人权？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生活中，你什么都跟孩子交流，平等对话，不要成日觉得他们是智障的，就什么都不懂。”林智芬这样认为。
即使走到今天，许多家长、学校和院舍面对智障人士的性教育时仍大多采取回避态度。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多年来一直关注残疾人士的恋爱、婚姻和性权利，在2015年出版《有爱无陷——残障者的情与性》一书，采访了多个残障者的故事。
该书的责任编辑易颕华对端传媒表示，编采团队曾经和一位先天兔唇、没有耳朵的男孩的妈妈聊天，妈妈说自己害怕让孩子接触性场面，每次和孩子一起看电视，碰到男女热吻或拥抱的场面，就伸手遮住孩子眼睛。小学三年级，男孩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带了胸围的女生，学校老师马上投诉母亲，让母亲以后在家里把刚洗湿的胸围收起来。
家长永远当残障家人是小孩，好像不让他们接触就不会惹来麻烦，许多残障人士甚至一直都是被‘去性别化’地抚养的。
“这个男孩后来20多岁了，有一次看电视，他忍不住跟妈妈说：‘妈妈，我长大了，你不用遮，让我看。’其实他们都懂，但家长永远当残障家人是小孩，好像不让他们接触就不会惹来麻烦，许多残障人士甚至一直都是被‘去性别化’地抚养的。”易颕华说。
智力健全的残疾人士所面临的情况尚且如此，对于智障人士，性就更是禁忌。东华学院署理院长及教授邱贵生多年来研究“残障与性”，对此深有体会。
“大家会觉得他们蠢到死，根本不懂这些。我们照顾了他们吃、住，不去照顾他们的情感需要。但其实不要忘记，他们中只有极少数是严重智障者，七成多其实是轻中度智障，比较能够自理。”邱贵生对记者说：“而所谓智障，只是他们没有能力快速处理复杂问题，而对朋友和亲密关系的需求，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都会有性的需要，都会因为自己有男朋友、女朋友而骄傲。”
如果说王佩当年对女儿的性教育仍以“保护”为主，到了近年，香港不同力量亦开始探索，协助智障人士认识和满足自己的性需要。2007年，香港社会福利署已经推出名为《性本自然》的智障成人性教育教材，当中就包括透过布偶教导智障人士自慰，满足自身性需要。
而在2011年，家计会也推出相关的性教育教材套及教育网页，除了一贯强调教育智障人士保护自己之外，内容也包括“恋爱的艺术”、“迈向美满婚姻”、“亲亲密密——和谐性生活的准备”等。
这正正是邱贵生希望实践的。数年前，他曾与一些社工机构合作推出性教育工作坊。邱贵生发现，课堂上智障人士很踊跃，有男生忍不住问：什么时候才可以拖女孩的手。
“他们其实很渴望知道恋爱是怎样的，什么时候拖手、亲吻、性关系。不过也要明白，他们和健全人士不一样，不太会举一反三，所以我们要将所有方面都清晰教育、指引他们。”
不过，可以接受这一观念的家长并不多。“有些家长跟我说，邱教授你的观念太前卫了，我们做不到。许多家长仍然认为，只要将子女shelter（庇护）起来就可以了，不要搞这么多。”邱贵生说。
在家长、社会和法律缝隙中的性权利
对许多健全人士而言，恋爱或婚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对智障人士来说，这一切都奢侈而难以接近。
其实健全人士中，目前对于性、恋爱和婚姻也发展出很多种可能性，为什么我们对于智障人士，就一定要这么苛刻呢？
一大原因是监护人的忧虑。对家长进行性教育工作坊时，邱贵生总尝试让家长们介绍智障子女认识。“但家长们脑中有很多等号，拍拖不是要结婚吗，结婚不是要生子女吗，生子女他们不懂带，不是更麻烦吗？”邱贵生鼓励大家不要画等号，例如结婚不一定等于生育：“其实健全人士中，目前对于性、恋爱和婚姻也发展出很多种可能性，为什么我们对于智障人士，就一定要这么苛刻呢？”
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目前香港的残疾人士院舍，无论津贴抑或私营，都采取男女区隔的管理模式，并没有针对结婚夫妇而设的院舍。
2003年，基督教怀智服务处曾希望填补这一空缺，创新地开创“有情天地”小型家舍服务，为智障人士服务提供至少三年的家庭式的住宿院舍。然而，由于未有收到足够的住宿申请，这个计划于2005年就中止了。
另一服务残疾人士的机构扶康会的服务总监麦润芸介绍说，在扶康会辖下的院舍中，也有智障人士在院舍内表示互相“喜欢”。“我们的男女睡房是分开的，但活动区域共用，他们会约一起看电视，一起去庇护工场。”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麦润芸说：“我们会和他们辅导，解释‘喜欢’不一定等于恋爱或结婚，也要说明亲密关系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麦润芸说，至今院舍内没有院友因结婚而搬离。
在香港，结婚的智障人士确实寥寥可数。根据政府统计处资料，居于院舍的智障人士中，95.2%从未结婚，而居住社区的智障人士中，这一比例更达至95.7%。
在难以拥有亲密关系的情况下，性需要如何被满足？
《有爱无陷——残障者的情与性》一书中，化名阿强的舍监就表示，他曾目睹院友外出找性工作者而被警察带走，有同性院友在院舍内发生性行为而差点被带去医院急症室。他也曾听说，邻近的院舍内，有男女院友意外怀孕，最终被带往医院做人工流产。
性只能偷偷摸摸，冒着风险而进行，而这一切，还很可能导致违法行为。
为保护精神无行为能力的智障人士，《刑事罪行条例》对于这一群体的性行为，有多项明确规定，例如：任何男子与一名属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女子非法性交，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10年；任何男子如不知道亦无理由怀疑一名女子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则不会因与该女子非法性交而犯本条所订罪行。
家计会教育主任陈洁凌表示，按照对法律条文的最严谨的理解，智障人士只有结婚后才能进行合法的性行为。但吊诡的是，他们要结婚，障碍重重。
在台湾，首个倡议残障者与性权的自发组织“手天使”试图为残疾人士带来另类服务。这个组织为重度肢体障碍者和视障者提供义务自慰服务，试图唤起政府对残疾人士性需要的关注。易颕华也是“手天使”的义工，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香港推广残障者性权的支援服务。
但由于法律问题，这一服务无论在台湾还是香港，都没法提供予智障人士。在保护他们免受侵害之余，如何正视智障人士的性需要，协助他们找到出路，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王佩和林芳华均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 党元悦 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