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球、假球在香港当然不是新奇事。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有关引申出来的足球假球传闻已是满天飞。当时舆论甚至认为，太多假球是50年代末本地球赛入场人数不如50年代初的主因之一。为了消灭歪风，香港足球总会（足总）曾尝试治乱世用重典，在1961年时仅凭球员在场上的表现和态度，就判罚几位球员长期停赛。
足总采取这样的铁腕政策是否有效不得而知，但据名宿黄文伟在其自传《黄金岁月》里忆述，赌球风气之所以后来减退，主是因为1963年澳门复办赛狗，给予球员轻易赢钱的渠道。然而，赌球风气减退不代表赌球假球并不存在。就算是一代球王胡国雄，在1970年代都曾经被老板黄创山怀疑有问题而被短暂雪藏。执著胜利的班主觉得旗下的猛将未必可信，正好反映了假球的阴霾没有离开过香港足球。1980年代初那出叫《波牛》的港产片，电影中“波王金”与庄家勾结企图刻意落败的情节，显然不是完全无中生有。
虽然赌球假球存在可说是公开的秘密，但在香港足球仍算是兴盛的时期，有关传闻始终未被证实，无人遭到检控。到1990年代末，廉政公署才首次将涉及假球案的球员送上法庭，案件更涉及香港作客泰国的一场世界杯外围赛。陈子江、陈志强、陆嘉荣、韦君龙和刘志远五人，由球星沦为阶下囚，相信今天年过三十的香港球迷都曾经为这消息感到难过，和特别为当年崭露头角不久的韦君龙足球生命因而终结而感到惋惜。
班主蚀本、球员回报差的困局
职业球员踢假球的主要动机，当然是为了物质上的回报。西方知名记者希尔（Declan Hill）数年前就以假球为题目完成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其论文后来演变成一本叫 The Insider's Guide to Match-Fixing in Football 的书。在书中，希尔强调足球员踢假球其实是理性选择结果：球员在决定踢假球前，是会衡量诚实争胜的机会和回报、造假成功的回报、被揭发的风险及代价等。换句话说，要减少球员打假球的动机，就要提高诚实作赛的回报和被揭发的代价。香港足总一向对涉及假球案被定罪的球员处以终身停赛的处分，所以已几无再加强罚则的空间。既然足总如此重手再加上牢狱之灾的风险，却始终未能肃清假球，那么或许问题就不在踢假球的代价，而是在于当职业足球员的回报。
纵使近年香港的顶级球星的薪酬和奖金收入可以远高于一般的打工仔女，但港超中有更多在球坛中不算是尖子的职业球员。事实上，就算是最顶级的本地球星，收入都不会像西欧顶级联赛一样，靠球员时代两三年的收入就一世无休。职业球员不是可以做到五六十岁的行业，除非决意在退役后当教练，否则职业球员掌握的技术，在别处是无法成为谋生工具的。在这环境下，冒险靠假球“揾快钱”（赚快钱）确实有吸引力。要针对当职业球员回报少这问题去减少球员造假的诱因，大幅提升职业球员的待遇就是不二法门，但问题是香港足球本身已是蚀本生意，要搞高薪养廉又谈何容易？
开放本地足球博彩，可解困局？
十多年前香港酝酿将足球博彩合法化的时候，包括球圈中人就有争取开办本地足球博彩的声音。但到现时为止，马会仍没有试过为本地球赛开盘。不为本地足球开盘的主因，就是担忧会带来假球问题。不过，过去几年的多宗假球（疑）案或许已说明，既然外围庄家（当中包括大陆的以至欧洲的）有为本地球赛开盘，那么就算是在香港没有合法的投注渠道，踢假球的诱惑也会出现。以假球的潜在威胁为由来否定让马会接受本地赛事的投注，其实站不住脚。
相反，如果开放“足智彩”到本地赛事后，部分收益真的可用于改善球员待遇的话，理论上是可以减少球员铤而走险的诱因。提出这个说法不代表笔者赞同马会为本地赛事开盘，始终当下注本地赛事成为合法活动后，也难免会带来其他社会问题，而且如果纯粹是为了打击假球而开赌，也不是对假球案的合理回应。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经验已告诉我们，就算将赌球的收益用在本地足球发展，也不一定能刺激本地球市和大幅提升球赛水平。
一向为球迷诟病的香港足总，近年其实为了对付假球而做了一些工作。除了与 Sportsradar 合作监察盘口异动外，足总在年初更成立了一条机密举报热线。今次案件是否与足总这些措施有关，暂时外界尚未清楚，但我们总不能因为假球案屡次出现，而质疑权力有限的足总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心。既然足总已经做了不少工夫去打击假球，如果真的要进一步肃清假球风气，能影响大局的人可能就是那些不想被害群之马影响的清廉球员。
台湾职棒的“防赌基金”尝试
台湾的中华职棒，由1996到2009年期间，就曾爆发过五宗假球案。为了挽回球迷的信心，中华职棒的球员工会推动成立了“职棒球员防赌基金信托”。简单来说，这个计划就是为球员设立一笔特别退休金。加入工会的球员要将部分薪金提拨到信托专户，户口内的款项要到退役后才能领回。但如果有球员在中华职棒生涯内打假球，他在退役后就拿不到这笔退休金。（注一）自从“职棒球员防赌基金信托”这安排在2009年推出后，中华职棒至今尚未爆出新的假球案。
虽然我们不可能肯定假球案在中华职棒暂时绝迹，一定全是防赌基金的功劳，但防赌基金不但提供了一笔退休金的诱因减少球员造假的机会，而且球员工会是推动成立的。球员工会向来由具名望的资深球员领导，因此工会致力打击假球，其实也就是向外界和年轻球员发放一个讯息：球员自身要扭转球圈内的不良风气。
如果赌球、假球的阴影过去半个世纪都伴随著香港足球，那么球圈的内部文化和风气也难免要革新。要在职业足球圈这样的行业内匡正风气，是资深球员有力量，还是足总或者廉政公署办的课程有力量？答案当然是前者。虽然五年前凤凰计划中组织球员工会的目标至今仍然未闻楼梯响，但在经历又一次的假球疑案后，那些洁身自爱的资深球员是时候考虑为球圈建立一个健康的环境做更多事了。
（李峻嵘，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毕业，曾著《足球王国：战后初期的香港足球》一书）
注一：后来中华职棒也推行了性质相近的“职棒联盟球员签约金信托”，希望借此防范假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