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于2012年年尾连任日本首相后，推出传媒称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的三项经济措施：同时大幅度放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再加上结构性改革（亦称为“三支箭”）。
措施宣布不久，部分经济学者大力赞扬。持传统凯恩斯学派观点的克鲁明（Paul Krugman，克鲁曼）在2013年一月撰文，认为安倍的举措打破了审慎理财的正统，或会为全球提供了走出阴霾的答案，因为日本多年来未能复苏，欠的只是进取的勇气。这样说好像安倍有多大胆，日本就有多大产。另一著名学者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史迪格里兹） 亦在四月撰文，指“安倍经济学”跟很多经济学者（包括他自己）的观点一致，认同个别措施或会无效，但三管齐下则无坚不摧。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大名鼎鼎，文章用辞恳切，但是否真的有其道理？我没有大师们的乐观。事实上，“安倍经济学”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未见明显效果，日本经济增长和通胀率仍在低位徘徊。我三年多前在本港一份报章的文章这样作结：“日本仍陷于通缩的困境，央行2%的通胀目标，似乎不易达到。就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亦要看市场是否相信今次的重药能持续下去。须知道日本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信誉甚差，曾失望一次又一次的日本市民，到底仍有多大的信心？再者，若通胀有幸重临，安倍政府是否有能力维持政策，不受政治压力而见好就收，以防刺激过笼（过火）？”
三年多过后，我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政府大增支出，刺激经济效果有限
最近日本经济新闻多多，先有美国联储局前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柏南奇）“秘密”访问政府高官惹来“直升机派钱”（helicopter drop of money）的猜想，再有安倍宣布的28万亿财政刺激政策，紧接七月尾一个反高潮，日本央行未有如预期的加大量宽规模。
安倍政府已多次采用财政措施（即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根据日本财务省的数据，各财政年度的额外预算（supplementary budget，亦即财政措施刺激政策的部分）数字如下：
- 2012财政年度：约10.3万亿日元，亦即“安倍经济学”之始
- 2013财政年度：约5.5万亿元
- 2014财政年度：约3.5万亿日元
- 2015财政年度：约3.3万亿日元
- 2016财政年度：未有新刺激措施，直至安倍最近宣布的28万亿日元
翻阅财务省的文件，明显的是安倍政府将额外支出主要用于基建，跟1990年代的做法相似。（这些天文数字最后用在什么地方，以及资金是否用尽，又或是藏富于基金滚存到下一年，我尚未找到相关数据。）以往对日本基建支出的批评，是兴建的铁路、大桥之类都是为建而建的大白象工程，使用率极低，因此财政刺激的功能未见显著。
不过，传统凯恩斯学派的斯蒂格利茨认为，基建有没有用不是重点，重点是庞大的基建支出，多次拯救了日本经济，就算是完全没有用的项目也有其刺激作用。他更提出一个巧妙的反驳：若果日本政府多年来没有大花特花，经济的恶劣将难以想像！
与其将大师的判断照单全收，不如看看初步的实证研究。两位经济学者利用1960年至2012年的数据，发现日本的财政乘数（fiscal multiplier）超过一，亦即政府支出对生产总值有刺激作用，但自80年代起这个影响明显下降，结论是财政刺激的效果并不稳定。另外两位经济学者使用更新的数据找出更明确的结果，分析安倍经济学在2013年的效果，算出安倍的三支箭总共带来0.9至1.8%的额外增长。由于结构性改革当时未开始实行（其实至今也没有重要的进展），增长就唯有归功于剩下的两支箭。根据两位学者的计量分析，增长主要由货币政策带动，财政刺激未见有明显帮助。
是否以往的政策规模不够，今次加码28万亿的新措施才能打破闷局？虽然现时未知措施的详细内容，不知道这次措施的金额如何分配，也不知道其中水分有多少，但从政府财政局限的角度看，在货币政策未有配合的情况下，新增的政府开支“始终要还”──也许是削减其他支出，也许是透过消费税等方式支付。市民有此预期，便会为将来打算，削弱了新措施的效果。根据日本政府到现时为止的行动，我认为安倍的28万亿难有作用，2016下半年至明年初的日本经济不会有大变化，将维持低通胀、低增长的现状。
“直升机派钱”值得一博吗？
伯南克提倡的“直升机派钱”（或称债务货币化，debt monetization），又能否为日本经济带来生机？首先，须知道“直升机派钱”不是什么新概念，其至少可追溯至1969年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傅利曼）收录在 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 的一篇理论文章；但将其发扬光大、包装成实际政策的肯定是伯南克2002年的一篇演说。
单靠财政刺激，会有“始终要还”的局限；单靠货币政策，又可能碰上零息、企业水浸等问题。伯南克于是提出，财政部门宣布发债增加支出（或减税）的同时，央行透过增加货币基础（monetary base，即所谓的印银纸），将其新债项全数购入并承诺永不出售，令新债消失于世上。政策互相配合未必能改善经济增长（也要考虑需求以外的供应因素，如生产力），但根据大量的历史经验，此政策必会增加通胀。
这跟日本近年央行一边量宽、政府一边花钱的做法有什么不同？两者加起来不就等于“直升机派钱”吗？不同之处，在协调（coordination）和永久性（permanence）。全球央行的量宽政策，都强调其“非常时期非常手段”的性质，只要经济回复正常，就会将包括国债在内的资产逐步在市场出售。同时，今天政府支出，未来又要想办法填补，债务的压力减弱了财政刺激的效果。
相反，债务货币化是两个部门的联合行动，将一笔巨大款项化成货币，有一去不返的永久性质，有别于两个部门各有各做的短期措施。
何以日本受通胀困扰多年，仍不使出这终极一招大手一赌？其实大家只要设身处地，想像自己是日本央行官员就会明白。刚才提到债务货币化的“历史经验”，没有几个正面例子，多是经历过战乱或贪污严重的潦倒国家乱花钱，国库掏空后要求央行“合作”印银纸，最终导致超级通胀甚至政府倒台。 近的，有自1990年代末开始，津巴布韦（Zimbabwe，辛巴威）靠央行印银纸应付政府开支而引发的超级通涨；远的，有一次大战后威玛共和国为缴交战争赔款，由央行将国债货币化导致的一场超级通涨。前车之鉴，出招力度如何决定无从得知，央行官员最怕的是这一招“太过有效”，增加通胀超额完成，要背上历史罪名。若选择安于现状，保持一定的量宽以防通缩重现，无过等于有功，反而对仕途、名誉没有害处。毕竟日本央行 2% 的通胀目标失落已久，市民对央行的期望甚低，打份工的央行官员根本没有动机放手一博。
总结“安倍经济学”的三个方向，重要但困难重重的结构性改革暂时讲多于做，财政刺激花不得其所，对经济增长未有明显帮助，货币政策也只会继续量宽而不会有“直升机派钱”等大动作。日本今天的经济格局跟三年多前的分别不大，我悲观依然。
（曾国平，香港亚太研究所经济研究中心成员／美国维珍尼亚理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