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展是做生意，招牌是人流奇观。於是不时会有开幕排队现人龙丶入场者飞奔抢购的新闻，今年第一个飞跑入场者，原是要抢购台湾鸡排妹写真集的，可惜他还是扑空了，书还没运到。
这种新闻对於两岸三地的出版业来说，有多大的鼓励性？真是尴尬。香港书展近年办了许多文化活动来增加书展的文化气息，只是这个人流的奇观与尴尬（本地人直称为“散货场”），仍然是头上摘不掉的帽子。
空间与连系：香港VS台北
客观来说，作为“一盘生意”的香港书展，在亚洲区也是有名的，影响到不少其它地区的书展。像台北国际书展，我二千年初时到过，本与香港书展截然不同，至2006年之後，在空间划分丶摊位形态丶营销手段上，已经变得很像香港书展。毕竟，任何地方的书业都需要散货。
仔细看来，台北书展的展销商似乎仍很注意对於空间的经营，摊位以特别设计来吸引人流，尤其获得各大书奖和设计奖项的书籍，还有绘本及文创型的书，在会场会有相当充足的展览空间，我可以仔细把玩“繁花似锦”设计丶一行禅师著作《真正的家》封面那些复杂脆弱的山形剪影。实物的展览需要空间和成本，因为它吸引长期驻足的人群，这些人群的行为也比较有多样性。
而香港书展，最重要是人流疏导，就算有展览，也明显没有打算让观者留很久——所以展览多化为平面，展品也用玻璃箱罩起来。空间与时间的计算，行动的划一。所以香港书展的展区，人们要麽规规矩矩看展品，要麽乾脆坐在地上大剌剌休息。免费休息地方不足，席地而坐就不能禁止，有时也碍观瞻……
在文艺角度而言，香港一直需要台湾，而台湾现在是否已不像以前那么需要香港？
比较台北书展和香港书展，现在也变得有点吊诡。一来台北书展愈来愈像香港，二来是因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近年已十分紧密，许多台湾出版社已经可以直接与内地出版社接洽，香港书展作为台北书业对外窗口的角色减退。自从香港会展中心装修，书展地方再缩减，已不再设台湾馆，台湾出版社在香港书展也有退场状况。以前《字花》是直接在摊位中找到远景出版社，洽得台湾发行，此後打开香港小众文艺出版的台湾代理之门；如今台湾出版社的参展数量减少了，行内认为最垂青香港书籍的联经出版第二年缺席香港书展。有点怀念以前与台湾出版界林载爵丶胡金伦丶叶丽晴诸位及各台湾作家一年一度的聚首时光；在文艺角度而言，香港一直需要台湾，而台湾现在是否已不像以前那么需要香港？
强行关掉香港这扇资讯自由之窗
香港出版业这两年的困局，与自由行的减少固然有关，今年书展的人流也减少。而更重要的是，铜锣湾书店事件。
说到场内摊位装修，今年的感觉是比较平淡，隐隐看出书业经营惨淡的影响。最着重设计的KUBRICK出版早已宣布放弃书展；一直讲究摊位设计的上书局今年倒还在中心，依然高雅；商务丶三联丶PAGE ONE 的摊位依然大，三联设计比较重本土味；去年最多捧场客的白卷出版社今年主打“毛记毒物”，风格最像大众传媒明星风格；至於还有钱装修摊位的，就是大学出版社了。别的多是例牌菜，严控成本。
香港出版业这两年的困局，与自由行的减少固然有关，今年书展的人流也减少。而更重要的是，铜锣湾书店事件。出售禁书的铜锣湾书店，店员失踪丶被捕丶上电视认罪以至後来林荣基公开其被拘锢经验，无疑是香港书店史上的重要历史纪录。禁书一词，这几年都触动香港神经——但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更触动中共神经。禁书多为政治内幕八卦，在香港读者群中占比并不高，主要受众其实是内地自由行客。但不论如何，高销量的禁书销售，其实为香港书业带来了一些营利上的喘息空间。然而中共严打禁书出版，将出版者丶书店业者拘捕，成为新闻头条丶国际关注。在香港，“被禁”可以是带动销售的理由，但被禁的确是会影响书籍的大众销售渠道，上新闻也只是杀鸡取卵。
在香港，“被禁”可以是带动销售的理由，但被禁的确是会影响书籍的大众销售渠道，上新闻也只是杀鸡取卵。
极权总有任意性，如果“被禁”的规则其实是任意的，那么就意味着任何书籍都会受影响。微博上有大陆博客发帖，说自己在淘宝订香港书，竟遇警察上门没收；而我们赫然发现，连肯定是纯文艺不涉政治，文人小众趣味到极点的董桥《夜望》，都突然“晋身”禁书之列，警察会因此上门，实在令人吃惊。有推断认为，这种审查就不是从内容出发，而是由某份名单出发的，甚至可能不是某些作者被禁，而是某些店家被盯上，根据其客户订单而作追踪，而这些客户所订的香港书，就变成了禁书。逻辑上完全可笑的，一种逆向推论的株连无辜，有称之为新的焚书坑儒。
书展期间和一位出版界前辈吃饭，听他说不少这样的故事。他并说到，中国政府最近严打海外书籍的网购，本来这几年一些经营淘宝网店的人，拖箧过关来买书回去卖：“他们一箧书可能是二千元成本，回去卖赚五百，都是小生意人，用汗水拖箧做掮客去换一点小钱，老实得不得了。”这些小生意人最近不断被海关查封没收货物，警察还去通知其工作单位，代价之大，彻底吓退了他们，一年间这类书籍掮客几乎绝迹。这些惨淡的故事，默默也打击着香港出版社的生存。这位出版前辈认为，中共是想针对打击香港的出版，以围困封锁的方式，从根本灭绝香港作为中国资讯自由之窗的角色。
逻辑上完全可笑的，一种逆向推论的株连无辜，有称之为新的焚书坑儒。一位出版前辈认为，中共是想针对打击香港的出版，以围困封锁的方式，从根本灭绝香港作为中国资讯自由之窗的角色。
香港人能如何突破封锁呢？本土消费可以养起香港的言论自由与资讯自由吗？席间大家几乎没有勇气提起这点。反禁丶抨击政治与中共，在香港不是没有巿场，但严肃书在香港的书巿，销量实在有限——为何我们的“自由”好像排斥“严肃”呢？香港书业同声一叹。
讨论与对话空间的消失
禁书事宜丶铜锣湾书店事件，肯定是香港书业一大重要议题，但在香港书展的芸芸座谈丶研讨会中，不会见到相关的活动。香港书业今年的主题是“武侠”，设意大概也想沟通中港；只是与往年以严肃作家为“年度作家”来推广的主题相比，文化气息似乎不能满足所有读者。
过去几年，香港书展偶会打一些“擦边球”，讲座会有比较接近犯禁的大陆作者与议题，吸引内地读者，也让香港知道大陆更多。近年比较少了。有说是占中之後，负责为书展策划文化活动的《亚洲周刊》归边，去年就只有反占中的书籍座谈（总有现场观众挑战），而无支持占中的一方。
两极化的出版在香港本来就存在，它们本应就是香港出版多元的证明；但令人忧心的是理性讨论丶中间对话空间的消失。雨伞运动之后，社会的绝望与忧愤，已经深入骨髓，网络与青年作为社会疾病的表徵，令人既同情又忧心。
活动保守，但巿场则会因压抑而反弹。本土勇武路线的梁天琦在新界东补选中获得高票，催动一些出版商的出版方向，自网络类文化延伸开去。另一方面，反占中大将之一李偲嫣在书展开展摊位大晒巨幅沙龙美图秀秀照，蔚为奇观，而端传媒设计风雅的摊位就在旁边，与私烟肉照朝夕相对，只见员工表情郁闷，实在深表同情。
巿场变嬗，朋友指出一个有趣现象：出版屈颖妍等人所着丶反对港独及批评年初二掟砖事件的《血色旺角前世今生》之明报出版社，据说也开设分支品牌，出版《蝗猪疯》丶《港猪噢》等使用网络激进派关键词丶流行风格包装之书籍，发掘新的巿场潜力，朋友形容为「两手准备」。
两极化的出版在香港本来就存在，它们本应就是香港出版多元的证明；但令人忧心的是理性讨论丶中间对话空间的消失。众所周知，镇压会带来反弹，禁止通常会造成捕风捉影的阴谋论，言论空间的两极化现象已由网络延伸至纸本出版。雨伞运动之后，社会的绝望与忧愤，已经深入骨髓，网络与青年作为社会疾病的表徵，令人既同情又忧心。
笔者本身无心政治，如果可以，实愿多花时间去谈书展期间出版的几本好书，今年香港文学交出相当值得骄傲的成绩单：像中文大学香港文学研究中心编辑的《叠印：漫步香港文学地景》丶马家辉《龙头凤尾》丶叶辉《幽明书简》丶潘国灵《写托邦与消失咒》丶卢劲驰《在炽烈的日光下我所误读的一切》等等。以上诚实与大家分享，今年香港书展的几个潜流现象。林荣基引用过舒巷城的诗：
我没见过
屈膝的书桌
虽然我见过
屈膝的读书人
也许，在压迫之下，诚实与也成为一种反抗。愿我们终能重新得回，政治笼罩以外的自由阅读生活。如一张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