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多安在政变失败伺机进行肃清，我对国家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消逝。但最令我难过的不是埃尔多安的谋算，而是他的支持者……”土耳其青年固勒（Alper Gürlek）跟记者说，政府即晚镇压政变，没有让他如释重负，他想到的，是将临的漫长黑夜。“那些在博斯普鲁斯大桥上殴打、甚至杀害投降军人的民众是谁？是我们的邻里、我们会光顾的小店的员工、会载我们往返市区的计程车司机，那些在街上跟你擦肩而过的普通人。而像我们这些人，势将成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一切仅仅是序幕……”
固勒口中的“我们这些人”，指的是在国内外关注人权议题、异议埃尔多安施政的土耳其青年。固勒今年26岁，正职从事商务拓展，在学期间透过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的青年项目接触欧洲各国的倡议组织，现成为委员会旗下的“和平青年大使网络”（Youth Peace Ambassadors Network）的土耳其代表。2013年，固勒亦有参与盖齐公园示威，与公民社会自此结缘。但在“勾结外国势力”之前，擅长多国语言的固勒也不是没想过毕业后投身政府：在2010年，当时还在大学二年级的固勒就曾获土耳其外交部取录为“青年外交官”出国参与二十国峰会，与各国青年代表交流。
而2010年，恰好也预示著土耳其外交政策在“阿拉伯之春”之后的重要转向。当时，土耳其本已与以色列就加沙问题交恶日久，随著中东示威浪潮加剧局势不稳，本以温和路线介入区域事务的土耳其，在短短几年间一下子陷入进退维谷的局面—埃及变天后经民选产生的穆斯林兄弟会政权被军事政变推翻，令土耳其顿失重要盟友；又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与阿萨德政权反目，之后亦为难民问题与欧盟争持不下。去年十一月，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两国互相指责，俄罗斯施以经济制裁还击，算是土耳其外交关系的新低点。
在埃尔多安掌权下，固勒看不到出路：“自2002年执政以来，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发展党（AKP）称得上是历来最保守的执政党。”在他的眼中，此前的土耳其政府都没有偏离20年代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效法欧洲现代化、政教分离的立国图景，土耳其人皆寄望国家的未来系于与欧美世界接轨，同时扮演欧洲与中东的枢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现代世俗国模范。“AKP上台后引入违背共和国精神的政策，把封闭倒退的伊斯兰教义强诸于世俗国家的宪政制度，过份以冒进手段介入中东局势，背离入欧愿景。”
互为因果的“内忧”与“外患”
而这些外交政策的转向，与AKP执政初期提出的“与邻国零问题”外交目标相悖，他举例，“土耳其试图与阿美尼亚缓解一战历史伤痕，徒劳无功之余又开罪了阿塞拜疆；然后是叙利亚内战，一下子与以色列、伊朗、俄罗斯、及伊拉克库德族自治区起争端，还未计希腊和塞浦路斯的旧帐……土耳其从未如此被孤立过。”
固勒说，外人如今看到的土耳其外交窘境，不过是国内政治倒退的缩影而已。“单从外交角度而言，土耳其要扮演欧洲与阿拉伯世界的中介角色，有其地缘上的合理性。但问题是这个外交政策的转向，同时是国内强推伊斯兰化、收紧言论自由的直接投射。埃尔多安本人也不避讳地多次明言其目标是要透过全面的教育改革，培养整个‘宗教世代’。而他在位也有14年了，可以想像多少改变已然落实？”
但叙利亚难民为民间带来的社会压力，与及日益频繁的恐怖袭击，反令更多民众转向支持以“强人”形象见称的埃尔多安。而埃尔多安领导的政府，也乘机收窄反对力量的言论空间。“政府对国内传媒的箝制，令国家有近半的民众无法全面知悉事实。比如上月底伊斯坦堡机场恐袭后，政府向相关媒体报导施加限制，翌日国内主要新闻都对事件的严重性轻描淡写，夸大政府事后如何成功应对。是次恐袭的对象是国内最大的国际机场，死伤逾百，俨然是国家安全的危机，但只有少数独立媒体有深入报导。这就是为甚么AKP没有流失支持者。”固勒相信，这些支持者看不到的是，今天的局面或多或少乃执政党一手造成。
记者另一位居于伊斯坦堡、不愿具名受访的土耳其年轻朋友说，单在今年，“我们几乎每个月就要在面书利用‘平安通报’功能上向亲友报平安，但无奈的是我们没有人真的感觉‘平安’。有朋友曾在出事后尝试避免公共交通工具通勤，但这种尝试往往坚持不了几个星期就无法持续。恐惧已成为生活的一部份。”
埃尔多安支持度反升 归功媒体控制
她同样指出今天的乱局源于外交政策的连串失误：“没有政府中人有为土耳其今天的局面承担责任。最令我和身边人反感的，是政府及其控制的主流媒体在恐袭悲剧发生后，往往急于把死难者一律定性为‘殉道者’（martyrs）。他们根本不是战争的一部份，他们不想参与斗争，更不想送死，他们只不过是在错误时空出现的不幸的普通人而已。谁有保障过他们的安危？那可以是我们每一个人！”
这种透过官方修辞渲染敌我意识的作风，在今次政府“平息”政变的过程中，予人似曾相识之感。埃尔多安即晚指责发动政变者是“叛国”和“恐怖份子”，在事后展开全国大整肃，除了军队，遭大规模革职的还包括约9000名公务员革职（当中包括近8000名警员）、近3000名法官与司法人员，及1.5万教育工作者；而这名单，当下估计仍在继续增加。无疑，埃尔多安是借此一举肃清体制内所有忠诚度成疑者，政变真相的来龙去脉反而不再重要了。这也难怪反对埃尔多安政权的阵营里头，宣称这场政变属“自编自导”的阴谋论大有市场。
英国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扎拉戈尔（Ayşe Zarakol）撰文指出，这场大规模整肃的直接后果，是执法体系内出现权力真空，随时令伊斯兰国甚至库尔德工人党（PKK）的分离主义武装力量有机可乘，加剧恐袭威胁。
而政变一役，也加深了国内民意的分化。扎拉戈尔指出，那些在街上暴打投降军人的执政党支持者当中，有不少是极端的大民族主义或伊斯兰狂热份子。如今政变不成，这些民众一夜间成为“民主制度”的拥护者，理所当然地在街头自行执法。同时，这些亲政府力量的崛起，与国内此起彼落的毁坏教堂、针对阿尔维派教徒（Alevis）和叙利亚难民的暴力袭击事例趋势吻合，状况堪忧。
政变失败，民主胜利？
固勒认为AKP下台，是土耳其重返现代世俗国精神的首要条件。但见证过埃及革命的跌宕，再求变心切的土耳其人，也断不会天真寄望政变把执政党拉下台就能逆转国情。固勒强调自己并不支持今次的政变，然而他对这些参与政变的军人的感觉是复杂的。
“没错，军事政变是违背民主精神的。这不是我们乐见的发展。但我想指出的是，现时军方确实起上了一个抗衡的作用。政教合一的走向，对国家是一个更重大的威胁；而军方的国族主义传统，倒与现代世俗主义的立国根基有更大渊源。两害如何取其轻？这当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命题。但我绝不会说政变失败等同‘民主的胜利’，因为埃尔多安政权毕竟从没有重视过所谓民主价值。”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场失败的政变，令极端暴徒摇身一变成为“民主卫士”，而真正在民间守护现代社会价值、监察政府的力量，此际则更举步维艰。在记者认识的土耳其友人中，固勒是唯一一个愿意、甚至坚持具名受访。“太多人害怕招惹麻烦而宁可沉默，但恐惧成为寻常，就没人敢去异议，这个现象须被打破。”他顿一顿，续说：“我愿意先行一步，不论之后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