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09年9月，香港开始实行新高中课程（由七年中学教育改为六年），并将“通识教育”（Liberal Studies）列为必修科目。通识教育科内容分为六个单元，包括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能源科技与环境。
近年香港政治环境急速变化，愈来愈多青年参与政治和社会运动，有人归咎通识科和通识教师过分“政治化”，惹起社会争辩。本系列文章由赵永佳教授与多位通识科老师共同执笔，希望将高中通识教育现场所见所感与公众分享，并廓清对通识科的误解与成见。
最近媒体经常有一个讯息：“香港回归心未归”，尤其突显香港新一代的身份认同问题，备受多方关注。再加上近年青年在主导社会运动时，“本土为先”的旗帜鲜明，最近更有部分青年成立“香港民族党”，提倡“民族自强、香港独立”，以行动宣示对中国的抗拒。在青年一代，人心不止无法回归，更有远离的走势。
面对成因复杂的“人心背离”现象，部分社会人士强调推动国民教育科的重要性，顺带压抑有“反叛”嫌疑的通识教育科。但是，从前线教师的经验来看，时下的学生从来不缺乏对中国的认识，缺乏的是合理、有序分析中国处境的框架，以及开明体谅的心态。
新一代对中国想像成型甚早
其实，新一代对中国想像，比我们想像中更早就初步成型。有一次，余健峰老师于中五通识教育科教授“现代中国”单元的时候，想知道在没有任何教学前，同学对中国内地有什么认识或印象。于是，他将全班分成每组四人，各组派发一张A3的白纸，中间以“中国”为中心，要求同学将对中国所有的认识或印象记下，形成脑图（Mindmap）。
结果很有趣，有六组同学作答，余老师将出现重复次数的相近项目整理记下（见表）：
这个整理很简略及未必有严谨科学论证，但是它说明了重要的一点：新一代对中国的认识并不一定在中学或学校形成，且形成的时期也未必是高中阶段。因为很多事件皆是他们年幼时出现的，如北京奥运、四川地震、毒奶粉等，都在2008年发生，他们当时都是初小学生。
赵永佳教授也曾撰文指出，据中文大学及香港大学的民意追踪调查，较年轻（30岁以下）的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至2008年达到最高点后急降，和同学们的集体记忆吻合，而这些记忆显然成为年轻一代对国家想像的基础。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些学生通过近年新闻或评论，“重塑”他们对中国和这些事件的印象，印象都是最近耳濡目染得来。不过，无论如何，重点是通识科对他们取得这些印象，未必有太大关系。
不逃避责备、不隐藏光荣
完成脑图后，余老师再问学生，他们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多些还是中国人多些？”结果学生回应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有83%，是中国人的有17%。在讨论中，同学们将有关中国的负面事件及香港遭受内地人的种种不快对待，成为他们抗拒中国人身份强而有力的理据。更令人奇怪是，同学当中有不少是内地新移民，其中部分人指出，在两地跨境的生活体验，令他们愈来愈珍惜香港人身份。他们更特别提到内地无法如常使用面书（Facebook）等青年人生活经验。
不过，当问及同学，中国发展有没有令他们有良好印象时，即使不承认是中国人的同学，也说有很多印象，特别是有关经济发展的。他们更能说出具体事件，如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及穷人减少等。余老师好奇地问同学：“既然这样，你们为何仍抗拒中国人身份？”有同学回答的意思大概是“再多经济发展都没有用了，它对人民这么‘衰’（这么坏）。”老师没有特别为中国辩护的意思，但为了刺激同学作通识科必须的多角度思考，便再追问：“你们知道吗？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能取得当今的成就并不容易。”这时同学都静下来，以陌生奇异的眼光望著老师，仿佛从未以这角度来看中国。
这堂课令老师明白，在资讯爆炸的情况下，通识教育协助同学分析和反思资讯的真确性，以及不同观点、立场，是非常重要的。和成年人一样，同学们在学校以外，尤其是通过媒体，会接触到大量有关内地的讯息，当中有好有坏。他们往往会受当下流行的视角影响去解读这些讯息。如在2005至06年间，同学们可能多会以较正面角度来看中国，但在最近几年，却很难想像他们能摆脱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因此，通识科老师们在实践多角度及批判思考的学科宗旨下，应能让新一代全面理解中国的真确一面，不逃避责备、不隐藏光荣，让学生明白中国发展的困难，明白国情与实践的落差。
通识角度的“国民教育”
在现今香港，传统“爱国”式国民教育的理想其实已算是彻底破产。从前线与同学相处的经验，令人反思时下部分社会人士以推销员角度，一面倒推广国家成就而忽略国家不足，到底是有助新一代青年对中国想像的建构，还是适得其反。
社会想学生明白国家光辉事绩，感受国家荣誉，但从网络及传媒资讯，或亲身参加内地交流团的认知，他们却会发现内地发展的种种问题，与想像中的中国相违。现实与宣传中的中国有严重落差，若他们缺乏疏理中国发展的理性分析框架，新一代就会产生被骗的感觉。愈“认识”辉煌的中国成就，感到被骗的程度便愈深，心中便愈不忿愈失望。结果在回归后一波锐意唱好唱旺的国民教育之后，反而令新一代的人心走得更快更远，这可能是部分爱国阵营无法理解的。
通识教育科重视对社会的投入、对公义的关怀，可能被误以为是“反动”科目，也曾被诿过为人心背离的共犯。然而，作为前线教育工作者，老师们相信它能为新一代青年建立分析框架，充分明白内地地域文化差异大，就算沿海先进地区也只是小康水平，内地农村就更是发展初阶，社会改革连带的问题，进两步，退一步的情况无法完全避免。通识教育科未必能向同学灌输爱国情怀，但它能令学生独立思考，辨识资讯真实，以多元开放的态度审视中国发展，理解中国发展过程出现的两难与挑战。
在本土意识冒起的时代，下一代无可避免反思身份意识，并建构自我认同，例如中国的香港人、香港中国人，甚至单纯的“香港人”等。要学生重视国家意识，取决于新一代与中国的互动，通识科只能充当一座理性桥梁。
当然，这也未必是部分社会人士心中的理想国民教育范式，但我们认为，通识科能帮助年轻人，以更全面、合理的视角分析中国，并从而建构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而非陷入别人（无论是爱国阵营或本土派）传播的中国想像。在今时今日的香港，这其实越形珍贵。
（余健峰，通识教育科老师；赵永佳，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联席所长、高中通识教育科One Committee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