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理性、儒雅的老外交家的离世，表示哀悼是应当的。即使他的对手，也在这一点上忙着捞形象分。不过，死者为大，也不妨碍客观评价其历史作用。这一次，大陆极左（毛派）和民族主义阵营甚嚣尘上的辱骂不值一评，但自由派对吴先生的正反评价，也不无各取所需。
正面评价最高上升到“外交思想”层面。然而，这一评价忽略了中共外交的基本定位：忠实执行党中央外交方针的“文装解放军”。要说思想，以“韬光养晦和平崛起”保障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期，仍是人尽皆知的邓小平外交路线。吴的价值在于，在外交领域整体上忠实随高层左转的背景下，尽力独立思考，劣势中敢于发声。当然，这也得益于其足够的资历和退休后的超脱。
反面评价，则指责吴建民参与了“六四”后中共戏弄美国的外交战，更指出他多次为中国人权状况官式强辩。但对前一点，1991年只是司长的他作用不大；而后一点，则几乎是中共高级外交官的“原罪”。
吴建民逝世后，学者赵楚提出了“吴建民难题”，希望在大陆公共话语中延续“如何摆脱冷战思维”的讨论。可是，当代中国与西方的矛盾，包括“中国崛起引发的冲突”，都只是在极左民族主义的严重干扰中，才显得复杂的。
这种干扰的最大支持力量很生猛：中共始终压制对1949后外交史的非官方阐述和评价，近年又大力压制与极左民族主义不同的任何声音。在传统媒体领域，甚至形成时政评论非《环球时报》化必无处发声的局面。结果是，社会集中在对外政策上的政治讨论热情，被大比例转化为反西方和对外强硬的盲目情绪，成为执政者以种种表面强硬表演，随时支取政治合法性的“小金库”。
中国一面坐享全球化红利，一面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规则大面积挑衅。极为困惑的西方和东亚学界展开了严肃的科学研究，却浑然不觉中共体制下，最高决策与官僚机器运行远谈不上科学。中共在实力认知、政策意图和对外行动上口是心非、自欺欺人，甚至说一套做一套。一些对政治持温和立场，研究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种种技术问题的学者，常常受此迷惑。
更入戏的，自然是吴先生这样的体制内“改良苦谏者”了。他和其他学者，无论得出什么结论，对上述干扰及其背后的政治需要，都只能是“鸡同鸭讲”。
因而，吴先生面对的，根本不是观点之争。他指控民族/民粹反改革开放所能依据的“政治正确”，也十分无力。所谓挟持中国与世界对立的“冷战思维”，根本不是外交本身的问题。吴的对手也绝非年轻、躁动、无处发泄怨懑的青年。
且看他的辩论对手近日的表现。
吴建民逝世之后的6月19日，著名“鹰派”退役空军大校戴旭，不客气地在微博上发文为吴建民一生定调，指责他“无知且傲慢无礼”。他说，吴在某学术场合对戴的质疑恼羞成怒，一把扔掉戴的著作，却对戴“中国外交不为中国利益服务为谁服务”的连环质问无语望天。
另一位“鹰派”，将军罗援，这次很有风度地表达了哀悼。不过，也有人提供了他在其他场合的主张：军事新闻和信息要由授权机构和人员发布，对反军乱军言论要坚决取缔并依法制裁，等等。显然，原本就是大陆媒体行业高危领域的“涉军报道”，将进一步收紧，加上“反军乱军”这种文革式大帽子，谁还敢议论中国的国防政策和与之密不可分的外交事务？还有人介绍，罗曾声称作为“爱国将军”的自己遭网民围攻，已向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提交名单，要求抓人。
对戴的回顾，有人希望拿出证据为好；而罗的主张，已变成解放军和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严管国际新闻评论的文件。媒体上只剩《环时》风格的声音，也许已指日可待。
罗、戴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一样，都是极左势力的投机者或义工，尽管时常因成事不足被敲打，却从不缺政治甚至资金支持。通过与最高层各有所需的互动，“东风吹战鼓擂”之势已然上升，并泛滥在国家行为层面，这是吴先生和所有不希望中国走火入魔的清醒人士（包括一些高层），已然无能为力的。
可以说，在必要时，中国会部分法西斯化，也绝非骇人听闻。
（丁丁，中国政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