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游说是反对派惯用的策略。作为体制内的少数派，他们希望借此促成外国政策转变、联系海外反抗力量或争取国际舆论支持。这样即使不能有效制约政权，起码能够拓展国际政治空间。
不过，海外游说同时是双面刃。民族主义的话语，很容易让游说者背上“走狗”、“汉奸”的骂名，无助增加公众支持。然而，政权过激的打压又难免招致反弹，令游说者一举成为国际知名的异见者。
伞运过后，香港的新生代政治人积极透过海外游说：如会晤政要、出席听证会、发表演说或在国际传媒撰文等形式推介香港议题，宣传其政治理念。左派报章一如既往的大肆攻伐这些“媚外”、“乱港”和“卖国”行径。从2016年4月12日到5月19日，《大公报》和《文汇报》就有29篇声讨黄之锋在美加巡回演讲的报导或评论。
相比李柱铭2008年京奥前夕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和陈方安生在2014年政改定调前会晤美国副总统拜登，这回左报的批判力度有过之无不及。有趣的是，对这波游说及左报批评，除了部分建制派稍作回应外，主流传媒和传统泛民却显得兴致乏乏。应该如何理解这些迥异的取态？是因为游说议题过激，避免表态？还是觉得游说策略过时，多说无益？抑或突显两代泛民在游说对象、目标和框架的分歧？
要解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回顾香港海外游说历程。文中的“游说世代”借用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概念：世代不单纯以年龄划分，而是指涉一代人的社会经验。这区分有助理解为何在特定时空，成长于重大历史事件的世代，会形成集体的诉求、策略和仪式。
精英游说的工具性初衷
香港的海外游说始于前途谈判。第一代的游说者主要是官商菁英。1980年代初，当中方提出要收回香港时，他们认为有讨价还价余地。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如钟士元和邓莲如等，就曾多次往返伦敦北京陈情摸底，商家、学者和政论团体也相继发声。
一开始，游说的重点可以归纳为“民间有焦虑、商界有筹码”。当年“香港革新会”和“香港观察社”的民调显示，分别有87%至93%港人倾向由英国继续管治，成为游说者争取维持现状的理据（注一）。近年解密的英国档案更显示，部分游说者私下的建议，暗合时下的激进主张：如公投自决、中英共治、联合国托管等。
虽然提案相似，但那一代游说者的初衷大多是“工具性”的，无意亦无力动员群众。他们时刻警觉香港在大国博弈中筹码有限，要备留回旋余地，真到了最坏的情况，大不了出走（注二）。事实上，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是交往合作，并不支持英国采取强硬立场。中英双方为免被香港民意劫持，均无意给予港人谈判席位。经过五轮谈判后，英国便放弃了“主权换治权”的构想，但求保障英资利益、光荣撤退。
相较之下，中方洞悉香港社会的保守意识和过客心态 。他们发现只要“急冻”1980年代的体制和生活方式，保障繁荣稳定，便能够取得菁英的背书和普罗民众的妥协（注三）。有效的统战策略，瓦解了海外游说的意志，也消弭了出现集体抗争的可能。
民主回归派对国际游说的贡献
在这种局部动员的背景下，“民主回归派”的内部游说应运而生。作为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及社运人士，他们意识到传统菁英的保守和中共的专制，故此在承认回归的前提下，务求建构一套完整又可操作的政治论述：既批判殖民地官商共谋体制，又说服政治冷漠的中产参与民主运动。前途谈判的焦虑，迅即被转化成动员群众的契机（注四）。
所以，即便说中共接受“民主回归论”是统战手段，这套论述的推手也只是将计就计，令民主化成为过渡期的合理期望。纵然1990年的《基本法》定稿因六四余波而收紧，但其中包含普选条文，已较1984年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中“特首以选举或协商产生”进步。这个“庄严的承诺”，更为往后的国际游说和群众动员奠定法理基础和正当性。时下民主回归已成“原罪”，但其远见和功绩不应被抹煞。
八九民运催生爱国与区隔并存的心态
在大陆发生的八九民运，却意外的催生了香港海外游说的第二阶段。这突发的事件，令香港游说的对象和议题逐渐国际化和常态化，并重置了政治动员的框架，以处理突变的中港关系。
首先，六四镇压直接导致被统战阵营出现裂痕。辞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草委）的李柱铭和司徒华，自此成为香港民运领袖和游说代表，前者开拓国际网络，后者联系民运组织。同时，东欧变天、苏联解体、冷战结束──1990代初的突变宣扬了自由民主的普遍性，滋生了一种乐观的国际氛围。虽然欧美政府围堵中国的政策仅延续数年，但国际舆论将香港视为自由世界前缘、抵抗专制极权的想像，反而根深柢固。
如何挽回港人的信心成为当时游说的重点。比如说建立“国际安全网”保障港人财产和自由的提议，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和议。美国将香港人移民的配额单独计算，并提升四倍至1994年的2万个、英国给予约22.5万公仆中产居英权、澳纽加新等地也放宽移民政策，连港英政府也迅速制定《人权法》 。美国国会1992年通过的《香港政策法》，更给予美国总统因应“一国两制”落实的情况，决定是否差别对待香港。不过，虽然李柱铭等人被扣上“逢中必反”的帽子，但他们反倒是经年赴美游说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理由是交往合作有利三地贸易，并能促进中国融入国际规范。
六四惨剧固然加深港人的恐共心理，却同时烙印了民族情感和公民意识。目睹镇压，却因政制不同而幸存，港人既体会到中国民主和香港民主密不可分，又了解到在地抗争的迫切。一方面，香港担当起离岸公民社会的角色，透过传播专业知识和自由思想到内地，希望推动由下而上的社会改革。另方面，中港的政制区隔又不无现实意义。固化中共政权的刻板形象，既有利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又方便动员市民坚守香港的公民价值和生活模式。爱国和暂时区隔非但没有矛盾，反而顺理成章。
防卫式游说，“出口转内销”
无疑，这阶段海外游说的成效有限。香港的国际政经网络，无意转化成特定的利益团体或完整论述。美国国会两院的“香港工作组”一直分合无定，成员也和人权工作组和外交事务亚太委员高度重叠；比之亲台者紧扣亚太平衡、援藏者高举人权自决，香港游说的主题因路径依赖，依然是“防卫式”的，著力守护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被侵蚀。
这种坚守待援的形式虽然被动，却能博取国际同情。纵使国际关注随著六四、九七远去而淡化，香港一旦出现重大争议，海外游说和本土动员的互动，却渐成常态。从设立临时立法会（临立会）、人大释法、《国安法》立法、国民教育科争议、历次政改咨询等，不一而足。最新的例子，是美国国会议员以李柱铭等的陈述为由，推动《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自2007年起中断、美国国务院根据《香港政策法》撰写的有关香港形势的年度报告，亦再次出炉。只是，华盛顿的支援固然愈趋克制，北京的回应也经常是对应的外交辞令。
这客观效果，的确好像本土派所谓的“行礼如仪”。不过，对于习惯打后卫的世代而言，这却是避免最坏情况的最佳选项。其游说的目标，从来不是在国际争取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一套“出口转内销”的策略。仪式的意义，是薪火相传，为真理公义招魂；仪式的效果，是彰显香港的独特性及凝聚民心，为泛民支持者的政治参与打气。至于是否能够约束强硬政策出台，还是助长了破坏国家安全的指控，那反倒不是首要考虑。这种驯服于国际规范，聚焦香港民主诉求的策略，又不期然视推动中国民主化为责任，希望两制逐渐接轨的心态，一直纠缠著这代游说者。
国际关注的第三代游说者
紧随反国教争议、雨伞运动和旺角骚乱，新生代政治人一跃成为国际上代表香港的脸孔，并当仁不让的继任第三代游说者。经历民主回归的挫败，这世代似乎言必触及本土、族群或自决等身份主张。然而，对比国际社会的视觉和香港政治的热点，会发现两者偏差颇大。这不纯是香港故事听众少的问题，而是世代和路线之争造成的困窘。
虽然雨伞运动的参与者其实横跨不同世代和阶层，并大多拥有丰富的社运经历，但新生代以崭新的动员框架和抗争形式，的确重塑了国际社会对香港政治的想像。
这一则是因为民主议题、占领形式及网络效应，令香港抗争在有意无意之间，被纳入全球抗衡专制威权和社会不公的社运脉络。“占领华尔街”、“阿拉伯之春”、“台湾太阳花”到“巴黎不眠之夜”，提供源源不绝的比较视觉。
二则由于新生代的年轻和激情大有市场。国际传媒和社交平台，就曾经不断对比马拉拉和黄之锋的抗争路，亦追踪报导学民思潮（学民）和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的官司和“香港众志”的成立等。
三则是香港前景的焦虑，因中国崛起和网络传播而更容易取得国际关注。例如周庭呼吁关注铜锣湾书店的英语视频，短短数天就取得超过100万人次点击。又如何韵诗和林荣基，虽然并非主动的说客，其诉求却不期然的获得国际媒体的广泛报导。
不过，获得国际关注，并不等于拓展了游说空间，遑论取得政治成效。
新生代游说的分裂和局限
首先，从国内外政权的角度看，自决及独立的纲领没有本质区别，已逾越其对港的一贯政策或“一国两制”的框架，由防卫旧体制变成鼓吹新秩序，极可能损害其利益。
其次，按时下香港的政治光谱，第三代游说者以“民主”为终极目标，以“自决”为方法途径，两面不讨好。传统泛民支持者，质疑其逻辑和功效。他们质问到底是“一国两制”的框架不符期望，还是“一国两制”的执行出了问题。如果是后者，别说自决现实上不可能，又何必公投制宪？本土城邦派，则抵制这狭义的游说主张。他们批评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诉求，是既垄断海外游说渠道，令“命运自主”的呼唤，沦为实践民主的工具，又片面呈现主体诉求，忽略年轻人的躁动和身份政治。
这种两面夹攻的情势，属于黄之锋等人，也属于香港的新生代说客。一方面，基进的议题，已经令海外游说对象逐步收缩。邀请新生代去演讲、访谈的，来来去去局限于欧美日的大学、基金会和传媒，以往惯常声援香港泛民的外国政要和商贾集体消失。这反映的不仅是大陆政经实力的上涨，也不是游说者刚好遇上国事访问的意外，而是当新生代采取“倡议式”而不是可行性的游说立场，其听众也就必然集中在民间社会，而不是建制机构。
另方面，新旧泛民和本土派之间的分裂，则削弱了游说者的代表性。作为一种出口转内销的策略，游说的正当性，建基于其本土支持者众，或起码能够集结反抗力量。这样即使议题激进，被游说者依然有诱因去倾听和回应。然而，也许这代游说者真心相信，用道义夺取海外民心后，最终会促使国外政策更迭；也许他们策略上认为，只有跳出防卫式的窠臼，才能号召更多人重新投入政治。
双重困窘下的失焦
我们无从判断，因游说目的、对象及手段的分歧，而闹矛盾、搞分裂、作切割，是否基进势力必经的仪式。但是，在当下的香港，新旧泛民和本土派这种无间断的攻伐，却客观上为打压民主运动提供了政治机会。如是者，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左报会火力全开的批判黄之锋，但对于参加藏独组织主办的国际研讨会的勇武派，以及每天鼓吹分离建国的城邦派，反而轻轻带过。本土派网媒和论坛对“香港众志”的批判，甚至被多次引用。这种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显然是主次矛盾的变奏：即使立场激进，只要其动员能力有限，就不是主要敌人；有国际号召力的，立场纵使相对温和，也是首要打击对象。
至于，传统泛民对此波游说和建制批评兴致乏乏的原因，既是世代之争，也是路线分歧。虽然坐拥体制资源，泛民却欠缺国际脸孔，又无力回应本土论述，故而只是著力巩固传统支持者。相反，第三代游说者纵使引起了国际兴趣，却因游说立场和抗争手段，浮游于泛民和本土之间。至此，香港海外游说在目标、对象和代表性的失焦，似乎会在政权打压和内部分裂的双重困窘间，愈演愈烈。
（郑炜，浸大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
注一：钟士元：《香港回归历程: 钟士元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页35-36。
注二：有人甚至提出在太平洋买下岛屿，全城移民。这个天马行空的构想反映了那一代港人的自我骄傲和集体恐惧──相信以一己的知识、经验和制度，可以凭空再造辉煌，也打算随时一走了之。
注三：吕大乐：《唔该，埋单：一个社会学家的香港笔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页29-31, 116-120。
注四：罗永生：《香港本土思潮的前世今生》载《思想》2014年26期，页12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