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失踪8个月后，于6月16日在香港公开在内地被拘押的详情，又指书店股东李波曾向他透露，自己是在香港被强行带到内地，消息震惊香港。随后三天，涉及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五人，接连接受《星岛日报》和内地传媒的访问，指责林荣基说法不实。对此，林荣基称自己完全不后悔公开拘禁真相，他于6月19日早上9时起至傍晚6时，于香港立法会大楼内，不间断接受多间香港及外国媒体访问，进一步透露在内地被拘押细节及回港公开事件的考虑。
我没见过 / 屈膝的书枱 / 虽然我见过 / 屈膝的读书人。这首是舒巷城的诗。
林荣基1994年创办铜锣湾书店，2014年卖盘后继续留任店长。他是朋友眼中的爱书人，记者请他以一句诗形容现时的心情，林荣基以香港作家舒巷城的诗《书枱》回应：“我没见过 / 屈膝的书枱 / 虽然我见过 / 屈膝的读书人。”
记者：你开记者会后，李波、吕波、张志平和你女朋友相继接受访问指控你，你有什么回应？你觉得这是抹黑吗？
林荣基（以下简称“林”）：白就白、黑就黑，抹来抹去也是差不多。你何必放在心，我也没有放在心。你们可能觉得这些好多议题，我只可以跟你说的是，这是否等于对质？这就等于对质。你们昨天如果听到我对记者说的，关于回应李波的对质，我的答案也是一样，我越对质对他们越有伤害，所以我不会回答这些。既然知道对他们有伤害，为何还要做呢？希望香港记者、传媒和我一样，可以帮他们这些被操控的人，好吗？减少他们的难过，因为越是这样，他们越是要说违背良心的话。
我很理解他们不敢出来说清事实，因为他们顾忌很大。李波福建那边有亲人，吕波太太在东北，张志平太太在东莞，我的女朋友也在东莞。我们五人之间不能通讯，将我们全都隔绝起来。所以我回到香港，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话，我很理解。为何我最后决定说清楚？其实我没有什么动机，我最难的考虑是不知道这件事对他们有多大伤害，因为我也要顾忌他们情况，而我自己相对冲击较少，我只有一个女朋友在内地。但如果这件事我都不说，到底对香港有无影响，是好是坏？我最难决定的是这样做是好或坏，因为要权衡对哪些人有伤害。
白就白、黑就黑，抹来抹去也是差不多。
记者：那现在你觉得有否伤害到铜锣湾书店其他伙伴？
林：有。这件事如果我不说的话，大约是9月至10月，他们给我的消息是，桂民海大约那个时间判刑后，我们的事情可以放我们一马，他给我们的消息是这样。（谁给你的消息？）提审我的人，有一个姓史的说等桂民海判刑后，他可以放我们。我们这几个现时都是保释候审，他拖着我们尾巴，不让我们走。
记者：既然再过几个月事件就可以完结，为何还要发声？
林：看到6000人上街，为我们这间书店或我们这5个人发声，我思考这件事已不只是书店或个人的事。我开始想，正如我刚才说我会权衡得失，尽可能对某些人减少伤害，但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公开了更好，我后来最难决定的是好或不好、对或不对。
我在九龙塘车站外，就在城市大学外，想抽一根烟，想停一停，想一想该如何。结果一口气抽了三根烟，因为压力很大。以及那时跟我来香港看管我的人，他有一个手机给我，他发短讯来追问我到哪里。我那时还未下定主意，但我怕了他们，因为他们用手机追我，约定在过关后见面，于是我连手机也关了，压力很大。
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公开了更好，我后来最难决定的是好或不好、对或不对。
记者：看管你回港的人，他们多久联络你一次？
林：例如过关他会发给我短讯，问我在哪里，说他已经过关了，我过关时被警察问话，刚刚出来就要即时回复他。又例如过关后我告诉他去坐火车，到了九龙塘站他又问我到哪里了，我回复他要转车，他之后留一句说话，叫我到了白英奇（酒店）告诉他，还要报告住在哪个房间。但他一直没有告诉我他住在哪里。我开始觉察到这很没有道理，我在香港为何要向他们报到呢？他习惯了，我也习惯了他们思维，让他管治我。我后来觉得有点不妥，因为我被困了八个月，被他们洗脑了，习惯了按他们意思做。
他们困了我八个月，我八个月没有回来香港，我其实很挂念香港，坐地铁我也觉得很舒服，虽然很挤，但人人都很自由。
回来之后（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我过去李波北角办事处那边取硬碟。他们之前已经安排了姓陈那个，在铜锣湾书店拿了硬碟给李波。下午四、五点我回到酒店，打开来一看发觉他拿错电脑了。其实当时我可以马上通知他们，马上再拿回有读者资料的电脑。但他们困了我八个月，我八个月没有回来香港，我其实很挂念香港，坐地铁我也觉得很舒服，虽然很挤，但人人都很自由，不像他们那些氛围。于是我就想如果我暂时不通知他，晚上才通知，我是否可以逗留更久一些？我就耍了他一下，特地装作不知道弄错了。那天我就一个人逛庙街，找东西吃，到了半夜12点我才打给他。他很凶，马上找姓陈的。姓陈的不知道是不在香港还是怎样，就找人再去铜锣湾书店拿了电脑交给李波。第二天早上大约11时，我去李波那里换回有资料库的电脑，放在行李箱。本来要马上拉回内地给他们，但我在九龙塘站下车了。
记者：既然他们自己能拿到硬碟，为何要你回来？
林：他们说因为硬件是由我操作的，确实里面的资料全部都是我输入的，书也是我寄的，作为一个呈堂证供，他们需要找一个亲自做的人过关交给他们，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有可能对那些订书的人追究。
我不太担心在香港的人身安全，我还挺相信香港。（你觉得香港是100%安全？）99.9%。
记者：电脑还在你手上吗？你目前会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吗？
林：在我手上，但这个我不担心，电脑的作用其实不是那么大，主要是用来作为呈堂证物。我有什么会招来杀身之祸呢？我讲的事实，又不是国家机密，我也没有打算推翻共产党，我为何会被人暗杀？我都很厉害，一个人顶着国家暴力。我身在香港不担心，我还相信香港，最少有香港人保护我。没有必要我不会离开香港，早在第一天，何先生（何俊仁）已经问我要不要去美国。但我为什么要去美国？这里是我的地方，我为何要走？我不太担心在香港的人身安全，我还挺相信香港。（你觉得香港是100%安全？）99.9%。
（但你指李波正正是在香港被带走？）这种粗暴行为，他们有可能不知道触及了香港人的底线，有些人很笨，可能没有想到。他们现时也很大镬（很麻烦），因为他放我回来，希望浇熄火头，想不到我回来，又再烧起火头。但放火的是他，不是我，他们好像弄错了。
记者：李波有和你提及他如何被带回内地吗？
林：第一天我见到李波，当时我们闲聊，他提过一、两句他被“夹（挟持）”了上去。（他用“夹”这个字吗？）有这个意思，他不是直接说，是讲到他被“夹”上去之后如何如何，当时他说是很不愿意的。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因为第一次上去，他不知道我情况，我也不知道他情况，聊得时间比较长，当时他太太也在。
记者：你家人支持你的决定吗？
林：我太太不支持，两个儿子都支持我的决定。记者会之后，我已经打电话给两个儿子，叫他们不要回内地。如果他们回去被人抓了，我怎么办？内地没有人性的。
记者：拘留期间你是否想过自杀吗？
大约一、二月的时候有自杀的想法，可能情绪去到那个阶段，拘留期太长了。像我这样超过五个月，你肯定会发癫（疯掉）。
林：《环球时报》曾经说拘留我的人没有虐待我，但它没有提到精神虐待。为什么他们要在墙壁上全部贴上软布？他们知道我精神压力很大。一天24小时没有一人和你说话，你问都没有人理会你，你又不知道他们怎么判刑，罪责有多重，你问都没有用，找不到人和你聊天。你不知道他们拘留你多久，他们困你十年都可以。最惨你不知道刑期、你犯了什么事，没有人答你的，他们只会提问你，你答就可以。像我这样超过五个月，你肯定会发癫（疯掉）。
大约一、二月的时候有自杀的想法，可能情绪去到那个阶段，拘留期太长了。另外，之前一直是姓史的人在提审我，但突然间有一个人从北京派过来，那个人很不客气，我会想事情好像变严重了；又突然间他们安排我拍一个视频，之后他们传话给我听，说“北京那边对你很不满意”。那死了，你不知道他们具体有什么不满意，我已经尽量做了，你无所适从的，怎么睡得著？压力大到，他们一句说话，你可以一晚不用睡。
后来不久，他们可能也知道困了我这么久，差不多了，给了我一个讯息，说看我表现，可以保释候审，我就稍微放松了一点，不然再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我会怎样。
记者：你现在还会有自杀的念头吗？
林：在香港，将来会不会“被自杀”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自己就不会自杀，我做这么多事怎么会自杀？
之前也有6000人出来了，鼓励我出来，所以我要多谢的，是香港人，而不是其他人。
记者：你接下来有什么行动？事情怎么解决？
林：不是我们解决，是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去解决问题，我只能透过说出这件事，希望他们减少插手香港事务。我希望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不会收缩，生活方式受到保护。很明显，中国政府现在侵犯了我们，到了我们的底线。（你还相信一国两制吗？）不是靠他们，而是靠我们自己，起码我今天出来了，之前也有6000人出来游行了，鼓励了我站出来。所以我要多谢的，是香港人，而不是其他人。
记者：6月18日游行在铜锣湾书店集合，重回旧地有何感想？
林：我其实曾上去15分钟，不过没人知道。这件事证明了，其实我也是个普通人。他们换了锁，我不能进去，只是上去在门口拍了张照。其实没什么感触，如果我死不了，又开一间新的“铜锣湾书店”，他“吹我咩（能奈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