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你在路上看到一个洞，那是无底的，结果他告诉你，他要下去。你无法阻止，只能看着他慢慢往下爬，跟他的连结只剩一条绳子，有时你拉了拉绳子，也没反应。你站在洞口，不知道这一次他会不会回来……”
来自香港的徐思宁，用带有粤语口音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像是在斟酌该用什么字眼，形容她1年半来的生活。
那个爬下黑洞的人，是她的丈夫陈洁晧。
藏在黑洞里的，是陈洁晧3岁时住在保母家，遭到保母一家人性侵与虐待的记忆。而那个被他遗忘在黑暗记忆中的孩童，待在洞里30年，等着有人将他一把抱起，给他勇气和自信，继续生活下去。
开启回忆之门
3岁那年，陈洁晧的父母搬新家后，将他留在保母住处，“他们没有带我走，也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我会盯着旧家门口一整天，等着家人来接我走。但我没等到，只有黄昏时被带回保母家。”之后他遭到保母一家性侵长达3年，并被迫与加害者同住，一直到5岁后才被家人接回。
遭遇性侵的悲愤，以及回到原生家庭后，未获得足够的情感支持与理解，这种亲密关系里的背叛，让陈洁晧选择以封存记忆的方式保护自己。渐渐忘记曾经被性侵的回忆。
台北市立教育大学视觉艺术研究所毕业的陈洁晧，除了是艺术工作者外，过去也积极参与社会议题。包括乐生疗养院保留抗争，和士林文林苑都市更新案，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大约1年半前，他开始在网路上吐露幼年的性侵经验。陈洁晧受访时说，开启自己回忆之门的，是妻子徐思宁。1年半前的某一天，陈洁晧协助就读辅大“儿童与家庭研究所”的妻子徐思宁将访问内容打成文字档的时候，注意力被一段文字捕获，触动了记忆的开关，也开启了这段回忆过往的旅程，慢慢理解那些刻在他皮下的伤痕，究竟来自何处。他并将自身经历出版成书，以《不再沉默》为名，为那个童年的自己开口述说：
“那时她在做关于育幼院里儿童参与权的相关报告。里头有一段叙述说道：‘儿童进入安置机构后，经常会有孤单的感觉，内心哀伤却说不出口’，看着那段文字时，我心里有种怪怪的感觉，但说不出那是什么。”
陈洁晧握着徐思宁的手，同样缓慢的字斟句酌，但他的缓慢，来自因创伤造成的词汇空白，讲到伤心处，他脑袋里总会一阵空白，找不到适当的句子描述。
陈洁晧的身子不自主的颤抖哭泣，但触发他的，不是被安置的儿童面临的遭遇，而是描述“内心孤独”的字句。因为在他的童年里，经历了类似的孤寂，幼年独自被安放在保母家，却遭遇性侵，“我在这种感到被遗弃的情况下，多么痛苦和无助。”
“那时我感觉身体有个部分死了，之后我身体出了很大的问题，过敏、免疫系统失调……，后来我回想起，觉得那时的身体反应，可能是因为我在责怪自己，怪自己不值得被爱，所以他们不爱我。”
“被遗弃”的感受，从陈洁晧待在保母家起，一路延续到回到原生家庭时期，《不再沉默》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描写被遗弃的感受，以及它对一个人的成长造成多大伤痛，尤其因为无法从原生家庭获得情感支持，让陈洁晧长达30年，深陷“被害人”这身份的折磨中。
陈洁晧的父亲（小鱼）是一名篆刻家和散文作者，从保母家回到原生家庭后，有段时间白天妈妈与哥哥不在家，只剩陈洁晧和父亲。彼时父亲往往睡到下午才起身，而饥饿难耐的陈洁晧只能待在父亲卧室门口，轻声的呼唤：“爸……我肚子很饿……”
同样的剧情，在陈洁晧父亲出版的散文集中，被描绘成艺术家父亲育儿的“趣事”；但在陈洁晧心里，却是他被长期性侵后回到家，在饥饿中一边等待父亲起身，一边害怕起床后的父亲会生气的记忆。
“小时候我会一直想要‘测试’我爸妈。我会要他们买很贵的玩具给我。”陈洁晧笑了笑说，他至今都还记得，他曾经要求父母买一个台币1400块（约332港币/43美元）的玩具给他。“我其实不想要这些东西，但我知道他们会因为我的要求感到为难，我知道他们会对价钱‘有反应’。我只是想要看到他们‘有反应’，因为他们对我的任何事都没有反应……”
有一年母亲节，学校要求孩子写一篇作文——我最爱的人，陈洁晧说，他知道每个人肯定都会写自己的母亲，但他故意写了“保母”，因为他知道作文要拿回家给母亲看，“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很在意，我希望他们很在意我写的东西、我说的话、我爱不爱他们，但他们看了没有反应。”
后来陈洁晧不再测试，放弃从父母身上得到关注，“那时我感觉身体有个部分死了，之后我身体出了很大的问题，过敏、免疫系统失调……，后来我回想起，觉得那时的身体反应，可能是因为我在责怪自己，怪自己不值得被爱，所以他们不爱我。”
挺身捍卫 妻成避风港
青少年时期陈洁晧与家人互动变得淡薄，放学回家便睡去，一直到三更半夜才起身找东西吃。高中、大学后更是晚归，一天和家人说不上一句话。成年后，他开始对父母产生愧疚感，认为自己不符家人期待。“所以我开始想得到他们认同，想做一些他们会开心的事。”
彼时陈洁晧的父亲邀请他一同办展览，陈洁晧想着，这应该是会让父亲开心的事吧，因此投入两人的合展。“但他会告诉别人，我来做这个（展览）是因为我是流浪教师，所以他来帮我寻找生路。”陈洁晧吸了口气，“到最后我会很受伤，努力得不到肯定，感觉自己整个存在都被否定。”
但偏偏正是“父母”这个角色，才有彻底否定孩子存在的能力。从小经历“背叛”感的孩子，更需要在亲密关系里修复信任与认同，可陈洁晧的期待总是落空，让他只能在无穷的自我怀疑里独自走下去，这也是他无尽的感到孤单的原因之一。曾经有一度陈洁晧认定自己应该是“捡来的”，这个幻觉让他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好像一切都有了解释。”
“想到他父母这样说话，我就很生气！”回想起过去与陈洁晧父亲合办3次展览的经验，徐思宁瞪大眼睛带着怒气地说。她无法理解陈洁晧一心想在父亲身上找到认同，为什么换来的只有羞辱。她的挺身捍卫，成了陈洁晧的避风港，陈洁晧拍了拍徐思宁的手臂，浅浅的笑了。
在徐思宁的陪伴下，陈洁晧开始慢慢的深掘埋藏的记忆。一开始幼年时期的记忆还很模糊，但陈洁晧开始回忆后，许多画面开始像是虚拟实境一样重现，吃饭睡觉时，记忆总会突然闪现，就像从战场返家、罹患严重“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士兵，“然后我会突然定住，回到那个时刻，感觉到身体的痛，泪流不止。”
那时的陈洁晧只能片段的叙述记忆，后来他们透过阅读资料才发现，受虐记忆并不会以线性方式依序出现，而是按照“痛苦程度”出现，因此一开始的叙述总是混乱，徐思宁花了漫长的时间，陪着陈洁晧慢慢地理出头绪。作为聆听者，徐思宁对于丈夫幼年被性侵的情节感到惊惧，“有时我听他讲，觉得好恐怖，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又很怕下一次再听到更让人惊悚的情节。”
“我最害怕的是，他的回忆会不会杀死他，他会不会回不来了。我不能催他、也不知道怎么帮他，什么安慰的话都用不上。”
除了聆听，陈洁晧进入回忆的这段期间，徐思宁得一肩扛起家庭日常，同时提供陈洁晧必要的陪伴与支持，“那时我们两个刚好没有工作，家里开支、经济问题，还有我论文要提交了！”掰着手指一样一样数着当时要操心的事，徐思宁笑着说，她还得无时无刻陪着陈洁晧，有时陈洁晧会裹在棉被里，只露出一双眼睛静静坐在家里角落，“有时他会痛苦到倒在地上打滚大哭，所以我根本不可能留他一人在家，去哪都得带着。”那段时间，陈洁晧出现严重睡眠障碍，害怕一入睡，就回到当年被性侵的情境里；好不容易入睡，却是不断抽搐与磨牙。
“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崩溃的空间，我不能被他拖垮。”但这些外在压力还不是最让徐思宁恐惧的事，“我最害怕的是，他的回忆会不会杀死他，他会不会回不来了。我不能催他、也不知道怎么帮他，什么安慰的话都用不上。”
一段时间后，徐思宁问陈洁晧，她该怎么做。陈洁晧搂着徐思宁说：“那时我告诉她，她只要陪着我就好，‘只要有你在，我就回得来’。”
除了开始深掘自己埋葬多年的回忆，教育大学出身的陈洁晧与研究儿童与家庭关系的徐思宁开始搜集资料，企图了解那些自身的情绪反应与人格特质，和幼年的受虐经验之间的关联。
“后来我才知道，很多受虐者要到三十、四十年后才会慢慢浮现记忆。因为必须等到他终于有了一个让人安心的环境、愿意倾听的对象、相对安稳的物质条件后，他的身体才会准备好开启记忆。”对于自己事隔30年才有办法想起，陈洁晧在书本里找到解释与答案。
难以面对的儿时好友
那段时间，陈洁晧把他的Facebook头像换成一个拟人的猫绅士，也将Facebook名字改成“Felis Simha”这是他为自己创造的分身，一个他在回忆中想起的那个热爱画图、热爱幻想，在艺术与幻想中得到救赎的自己。陈洁晧在书中解释，“Felis”是拉丁文中“猫属”的意思；而“Simha”在梵文里指的是“狮子”。以动物作为自身行转化，源自于同年对动物的喜爱。而“Felis Simha”这个分身，象征他幼年时期的一点点光，即便在最绝望的日常里，还是有值得让他开心与继续活着的动力。
谈起这个分身，陈洁晧涨红了脸，喉头像是噎住一般说不出话，半晌以后才擦去眼泪，“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是一只叫做吉米的牧羊犬，那是保母买的。在保母家受到性侵的那几年，只要看着吉米的眼睛，我就能够相信还是有个对象，可以全心全意爱着我。”
要返家与父母同住的那天，保母问陈洁晧是否愿意为了吉米留下来。对一个5岁孩童来说，这样的选择何其困难，最后在逃离苦难与陪伴好友之间，陈洁晧选择离开。这个选择让他觉得自己背叛了最好的朋友独自逃离。一直到吉米过世，“我才觉得松一口气，吉米不会再被坏人欺负了。”
挖掘回忆的那段日子，陈洁晧为自己创造一个分身，把情感寄托在上头，“但我不敢用吉米的画像来代表这个分身，因为那太痛了，我怕我没有能力承受它的生命。”
“之前我去香港，在她（徐思宁）家住1个月，跟她姐姐的儿子一起玩、打电动玩具。我发现有一些没有过的体验：我和一个小孩建立一段真诚的关系。有天晚上我梦到吉米来找我……，那是一种很真实的感受，它跟我说：‘我很好，它也很好’。”
现在有时陈洁晧也会想养只狗或猫，但却又害怕再度背叛另一生命。“现在他说要养38只狗，因为之前在网路上看到一段影片。”徐思宁抚了抚陈洁晧的背，笑着接口，“但我们要先赚钱才能养狗。”这一句话，也让陈洁晧破涕笑了。
对于陈洁晧的哀伤与眼泪，徐思宁显得泰然，她说过去陈洁晧即使有不开心，总闷在心里不说，又或者像是无法说出口。后来她才知道，童年长期受创者，会影响脑部语言发展区块，他对情绪的失语，或许来自幼年的经历。“小时候我一看到大人，就急着想告诉他们我的遭遇，结果一张口却说不出来，脑袋一片空白找不到词汇，只能一直哭。”陈洁晧说，现在每当他情绪激动时，讲话就变得非常慢，因为他得在脑海里捕捞那些消失了的字句。
从开始回忆到现在，1年半来的记忆之旅，让他出现了不少变化。现在的陈洁晧常常哭，开始学会叙述情绪。“之前我去香港，在她（徐思宁）家住1个月，跟她姐姐的儿子一起玩、打电动玩具。我发现有一些没有过的体验：我和一个小孩建立一段真诚的关系。有天晚上我梦到吉米来找我……，那是一种很真实的感受，它跟我说：‘我很好，它也很好’。”
“过去我从来没想过可以和人建立信任关系，现在我会想着……我想要相信，是不是我也有机会跟人建立关系。”曾经那个被遗忘在黑洞中的小男孩，终于被抱起，一起走出洞口，去见证这个世界上仍有可能存在的善意。“我向他道歉，因为我把他遗忘在这里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