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一篇题为《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的文章，轰动了中国大陆的社交网络。该文作者霍启明以一款叫做“快手”的视频应用为例，用该平台上各种所谓“光怪陆离”的视频，描述了中国农村青年如何想尽办法“搏出位”（吸引注意力获取知名度）的现实，让众多读者大为震惊。短短几个小时内，该文阅读量便突破十万。
然而此文造成疯狂转发的同时，也引起了很大争议。一些声音指出： 文中所列举的“低俗”、“残酷”、“不可理喻”的视频并非“快手”上的主流内容；也没有证据表明，生产、消费这些视频内容的主要是农村人。
抛开文章本身的是非，它的走红本身，其实深刻暴露了当下中国的阶级生态： 随着收入与财富结构的固化，城市中产阶级正在通过对农村的想象，来构建一整套“阶级优越感”话语；而农村与城市的低收入群体，则在不知不觉中，掉入了城市中产阶级的话语规则陷阱。
审美评判的双重标准
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物语》一文所列举的各种看似“怪异乖张”的视频内容，如生吃病死猪、模仿成人抽烟喝酒的九岁少年、十五岁的准妈咪，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算是一种“病态”、一个“问题”？
我并不否认这些视频会给某些观者带来审美上的不适，也不强求所有人都认同“文化表达无所谓优劣高下”的相对主义原则，但是抛开那种“动物园里看猩猩”的猎奇围观心态，我们必须要问：这些所谓“不堪入目”的视频内容所展现的文化元素，和城市中产阶级所追捧的文化产品究竟有什么本质不同？
为什么小李子（Leonardo Wilhelm DiCaprio）在《荒野猎人》（The Revenant）中，能靠着生吃野牛内脏的奔放表演赢得一众粉丝的心，而“快手”上生吃病死猪追求点击量的视频，就该被谴责是“恶心”？九岁少年模仿成人抽烟喝酒，和各类儿童、亲子真人秀节目逼迫孩子展现早熟的一面，是否有本质不同？十五岁的准妈咪，难道就真的比讲述男男校园爱情的火爆网剧《上瘾》，更加挑战中国社会的主流性观念？我们不是要比较不同阶级消费的文化产品孰好孰坏，而是应该反思：为什么同样的文化元素，出现在城市中产阶级主要消费的娱乐产品中，就让人不以为意，而出现在城市中产阶级眼中的“他者”身上时，就是“低俗”、“恶心”、“荒诞”？
许多文化符号，本身并没有固定的美学价值。它究竟是“高雅”还是“低俗”、“无可厚非”还是“不可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文化符号由谁表达、由谁评判。当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是低收入群体、社会边缘群体时，其中的种种元素更有可能被城市中产阶级贴上“低俗”、“不堪入目”的标签，甚至上升到“社会问题”和“病态”的高度。这里体现的，是城市中产阶级在审美领域的双重标准和阶级之间话语权的严重不平等。
“农村想象”背后的阶级优越感
在很大程度上，《物语》一文的走红， 是因为它迎合了许多人对中国当代农村的刻板印象：肮脏、愚昧、落后、冥顽不化。这种印象，一方面表现为相当一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对农村人的鄙视情绪，另一方面也使得许多人在转发、评论《物语》一文时，表达对农村悲惨现实的怜悯和同情。在这里，鄙视和同情是相辅相成的，都是基于“农村落后”这一基本前提的“俯视”视角。
而在城市中产阶级中，还流行着另外一种对农村的想象方式：田园诗般的纯洁、恬静、美好。这两种对于农村的想象，看似针锋相对，内在逻辑其实是一致的：城市和农村是截然不同、无法联结的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中的人既不能相互理解、也不能相互转化。
所以，在城市中产阶级对农村的想象中，出身农村的打工者或是“凤凰男”，都不可能真正变成城里人；而“快手”上的网络红人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在城市主流世界中产生一丝波澜。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对于农村的想象，都将农村描绘成一种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非文明”状态──无论是“桃花源”式的纯净、还是污秽不堪的蛮荒。
这两种“农村想象”的本质，都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制造绝对的二元对立，并以此为基础划分“先进/文明”和“落后/未开化”。与这种认知方式对应的，是当代城市中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有力地表达身份优越感的话语 。
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寒门子弟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上升流动机会，已比改革开放初期大为减小。城市中产阶级，越来越进入一个自我繁殖的循环。伴随经济地位固化而来的，是城市中产阶级对完整、稳定的身份认同的需要：一方面与其他阶级划清身份界限，另一方面为自身经济地位的优越提供意识形态层面的合理说辞。
由于中国城市中产阶级内部的职业、生活轨迹十分多样，所以缺少一套共同的特质来从正面定义阶级身份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对“他者”的想象就至关重要：虽然我们无法定义“我们是谁”，但我们可以通过和“别人”的对比，来定义“我们不是谁”。这种对比，一方面使城市中产阶级对其他阶级产生距离感，将自身排除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之外，认为其他阶层的苦难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拒绝在表达同情怜悯之外，为改善其他阶层的处境做出利益让步；另一方面也让他们相信：自己所享受的优势地位是合理的、应当的——因为自己既“文明”又“有素质”。
弱势阶级的命运悖论
也许有人会辩护道，虽然《物语》一文的传播，弥漫着一股阶级优越感，但至少引起人们关注城市与农村在资源分配上极端不平等的现实。但我要强调的是，批判城市中产阶级以区隔和优越感为核心的“农村想象”，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认中国农村（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小城镇、城乡结合部）多年来所承受的社会苦难和制度不平等。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反思，绝不应建立在对弱势群体的价值判断之上。需要反思的关键问题在于，哪些因素塑造了弱势群体的行为方式？什么力量在无形中剥夺了弱势群体的其他行动可能性？
具体到“快手”的问题上，不难发现，这些视频内容生产者——大多是农村、城乡结合部、中小城镇的低收入群体——所试图走的路线，属于典型的“网红经济”模式：先通过饱含噱头的内容吸引关注，再将粉丝影响力变现。而“网红经济”模式，恰恰是在城市中产阶级文化消费中率先兴起的。
不仅是网络视频，在其他生活方式、消费观、品位、文化表达中，大都存在一种趋势：低收入群体的行为模式，本质上是在复制城市中产阶级已经建立的框架，跳不出城市中产阶级设定好的游戏规则。这种模仿和追随，体现的正是低收入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弱势地位。
更悲哀的是，当城市中产阶级“玩剩下”的生活方式、文化元素开始被低收入群体模仿的时候，往往还会招来城市中产阶级的无情嘲笑、被斥为“低俗”（例如“农村重金属”的音乐品味和“洗剪吹”、“杀马特”的造型风格）。
工薪阶层、农民及其他低收入群体，不仅无力改变城市中产阶级所设立的游戏规则，甚至再也无法想象出不一样的可能性。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指出，种族主义的吊诡之处在于，黑人要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必须遵循白人设定好的“成功模式”，黑人的价值取决于白人的肯定。这种状况和当今中国的阶级生态何其相似：对于弱势群体来说，不管他们是向往、还是试图挑战城市中产阶级的主流文化，他们的自我表达都无法真正跳出主流文化的圈子。自然而然的，他们的自我表达是否有价值，也不得不交由主流文化的价值观来评判。
这种深层次的依赖，无疑使得中国的低收入阶层难以形成独立的阶级意识，自然也无法发展出一套挑战城市中产阶级的身份话语。在城市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渐渐明晰、并逐渐开始怀着“阶级意识”参与政治生活的情况下，高度缺乏“阶级化”的弱势群体，所遭受的压迫和羞辱只会更多。
（赵思甜，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