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一连串的非正常死亡，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应，政府当局也采取了紧急措施应对，特别是围绕所谓雷洋涉嫌嫖娼遭遇强制约束死亡的剧情反转，直至6月1日北京检察院第四分院对涉案警员决定立案侦查，构成了今年春夏之交的连续事件。
然而，无论中国内部的社会运动讨论，还是外界观察，都对这一系列事件的意义认知不足。鲜有人意识到：一个全新的中国中产阶级政治正在形成，并告别了2003年以来的维权运动。
中产阶级的死亡
近期一系列事件，由四起死亡构成：4月12日，咸阳大学生魏泽西（22岁）因盲信百度和莆田系军队医院而病亡；5月5日，广州医生陈仲伟（60岁）在家被一名病人砍死；5月7日，北京一名环保机构人员雷洋（29岁）死于若干便衣警察的当街抓捕行动；5月10日，郑州范华培（36岁）因不满强制拆迁怒杀一名当地官员后被警方击毙。这些死亡事件，不同程度地在全国范围引发了抗议。不满的矛头指向了医疗体系、军队和警察，弥漫着对城市中产阶级安全感的强烈担心，而且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崭新的抗议组织方式。中国的社会精英开始卷入其中。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雷洋之死引发的抗议和担忧。雷洋2012年从北京的精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5月7日晚，他在住所附近被几名便衣警察逮捕后死亡。
事后，当地警方称他们在执行“扫黄”任务，认为雷洋刚刚参与了嫖娼，并通过公共电视节目播放了一名当班警察和一名“妓女”的证词。此外，他们还声称附近街区监控摄像头全部损坏、执勤警察的随身录像设备也被损坏、雷洋的手机记录消除并非警方所为等等。警方的野蛮执法和事后辩称，首先激怒了雷洋的大学同学和校友，5月11日，一封署名“中国人民大学88级部分校友”的抗议信，迅速传遍中国的社交媒体，引发其他年级校友的多封公开信，包括1977-78级诸多知名校友的联署抗议。
这些公开信，第一次鲜明、直接地质疑中国的警察暴力和警权滥用问题。而且第一次集体表达了对中产阶级自身，特别是人身权利得不到基本保障的担忧。他们呼吁对雷洋之死进行独立、公开的调查。在部分88级校友的公开信中，雷洋的死亡过程被描绘为“一次以普通人、以城市中产阶级为对象、随机狩猎的恶行”，批判目标直指警察权，表达的不再只是中产阶级的忧虑，而是愤怒。
在那封公开信的末尾，人们听到了一个近十年来罕见的强音：“雷洋的死并非意外，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悲剧。我们呼吁最高权力机关展开对雷洋死因的独立、公正调查，我们要求严惩肇事凶手、彻底整顿约束公安纪律，我们要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城市秩序。舍此，在我们未老的未来，我们不会无所谓的。对恶，我们不会忍太久。”
就在一周之后，这一仿佛89学运广场的回音，得到了习近平两次讲话的回应，分别要求当局善待中产阶级、以及规范公安执法的问题。
尽管这一系列事件仍在进行中，未来的具体结果也不确定，中国社会层出不穷的新热点，也可能很快就会转移公众的持续注意。但是，这种插曲性的事件，可能是推动中国的僵化体制发生转型的唯一路径。中国的政治结构已经由这些插曲性事件发生了相当根本性的转变。也许，从方法论上，这些插曲性事件并非发生在中国既有的政治框架内，而是打破了中国社会和政治表面上的和谐和稳定，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认知框架和新旧力量对比，如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他的Event一书中所做的哲学和精神分析，在事件﹣行动打破旧有的政治均衡后，一个新的政治主体涌现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正在通过这些事件的参与，以一种全新的团结方式显现其主体性。这在过去三年习近平的强力威权统治下，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挑战和改变。
中产阶级的新生
这些事件的背后，是中国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前所未有的力量显示。他们以校友群加社交媒体的方式进行动员、抗议，而且联结了1980年代和1989之后整整两代校友的正义诉求，表明一种全新的中国政治──中产阶级政治的上升。这在1989年之后去政治化的市场经济进程中，虽然是一次小型的抗争行动，却创造了许多第一：第一次以校友方式进行成功的动员，第一次在校友范围内联合体制内精英和社会精英的跨代际动员，第一次以精英大学的标签表达出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集体焦虑和愤怒，第一次大规模地直接对抗警察秩序、挑战中国威权统治的核心——警察制度和警察暴力。
如果联系到5月份中国各地中产阶级自发组织的反对“高考减招”的大规模抗议，包括自焚抗议，更有理由得出：相比此前，特别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的“维权运动”，中国中产阶级整体上不再置身于抗争政治之外。因为雷洋之死，一个原本服务于中国社会内部精英再生产的校友纽带——社会资本，被动员、政治化了，转化为中产阶级抗争的新剧目。他们有了更清晰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诉求，在自身的集体焦虑基础上通过社交媒体动员，开始加入集体抗争。
更有意义的，还在于这一全新的中产阶级政治的兴起──一个全新的中产阶级政治登上了中国抗争政治的舞台。
在过去十数年，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悄悄然而迅速地扩大。根据瑞士信贷2015年10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已有1.09亿人口进入可国际衡量的中产阶级行列，较21世纪初，增加了五倍之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产群体。
尽管一直以来，这一群体近乎政治沉默地“闷声大发财”，犬儒主义地为当局的经济绩效合法性提供支持，但是，过去一个月来的一连串事件，改变了他们的集体认知。中国的中产阶级开始政治苏醒了，他们宁愿回溯以17世纪英国的人身保护法案为诉求，挑战中国的威权统治秩序。
它的直接影响，是中国高层最近一个月的几次基调性讲话。这表明，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正急速转向中产阶级的支持和消费，以面对一个持续经济下行甚至长期“L”型曲线的经济衰退。
维权运动的终结
如此，不能不对比维权运动的中产阶级角色：市场化媒体的记者、维权律师群体、少数知识分子、和NGO 等，他们只占日益扩大的中国中产阶级的极小规模，局限在少数专业相关群。他们在权利倡导的框架下，主要为底层阶级和少数群体的权益被侵害提供帮助，以他们的专业能力为后者分散、自发的“依法抗争”提供支持，包括运动框架、话语、金钱和法律。
尽管这些“从中间往下”的维权运动，还包括最近几年蓬勃兴起的，同样以底层阶级为帮助对象的公益慈善浪潮，属于最广泛意义上两个阶级之间的初步政治联盟，也以这种跨阶级方式启动了中产阶级内部的动员，但其联盟与合作却相当脆弱。其情形非常类似韩国1980﹣90年代，当时的韩国公民社会。主要是工人阶级抗争，受益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繁荣的新兴中产阶级，整体上保持着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只有其中碎片化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加入到工人阶级的抗争，作为民主转型的催化剂。
中产阶级犬儒主义地躲藏在经济繁荣和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社会关系中，这是东亚普遍存在的问题，不独中、韩。这一现象，直到1990年代才发生改变，如泰国1992﹣1997年之后发生的变化。
威权当局的策略也十分清晰──承袭殖民主义者曾经的“分而治之”手法。治理手段上，他们续强调阶级分析，对维权运动采取“阶级隔离”的结构性镇压，防范“颜色革命”或香港“占中”运动延烧至中产阶级。这一结构性镇压，严厉打压公民社会，其始于2013年初的“南方周末”事件；随后又有“净化互联网”行动；2014年则强行关闭一批独立NGO、先后逮捕NGO领袖、人权律师、女权分子和劳工领袖等，终于2016年4月29日通过《境外NGO管理法》。以该法案为标志，这一波结构性镇压不仅割裂了国际社会与本土公民社会的联系，而且隔离了中产阶级NGO与底层抗争的联系，维权运动因此面临2003年以来的终结。
防止颜色革命，是中国政府将维权运动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并列三大安全威胁的理由。与维权运动平行发展的维稳体制，其目标恰是阶级隔离──把维权运动隔离在底层阶级和农村范围内，并污名化那些中产阶级的先锋。
不幸的是，一些在维权运动中斩获声望的中产阶级维权人士，却自诩底层阶级的代言人，动辄以是否代表底层阶级作为抗争的衡量标准，无视中国中产阶级规模扩大的潜在意义、对中产阶级自身缓慢却坚定的动员冷嘲热讽。这非常接近战争大屠杀后的幸存者所特有的虚无主义情绪。他们在遭受威权打压之后，反倒以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不仅继续固守在行将过时的维权话语中，无法想象这一全新政治可能带来的变化，而且还继续污名化他们所未知的中产阶级和中产政治。
未来反对运动的中产基础
正是中国维权运动终结的意义上，过去一个月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了全新的变化：中国中产阶级的抗争政治开始自我动员，登上政治舞台。以人民大学88级校友公开信为标志，他们不仅为中国的抗争政治树立了一个新的框架，也开始改变中产阶级内部的结构认知，即：维系中产阶级认同和再生产的社会纽带，可以转化为抗争的动员和力量的显现。
比较底层阶级的运动动员，中产阶级显然有着更丰富的运动资源——无论社会网络、金钱、理论还是游说能力。即便是碎片化的中产阶级或者中间社会也不例外。中产阶级行动一旦开始，就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不会像韩国或者其他转型国家的中产一样，更善于利用新媒体技术和组织、并且更有信念和毅力、创造出更多的抗争剧目和技巧，逐渐克服阶级的碎片化。
不仅于此。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规模的背景下，中国中产阶级具有无人可忽视的潜在政治能量，尽管这一能量在更早的1990年代或者“08宪章”运动中被不成比例地夸大了。但是，此次雷洋事件所展示的中产阶级精英的社会权力，并非包括许志永模式在内的，单纯权利诉求的维权运动。一旦一场要求教育平权、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抗争政治开始深化动员，，就能“跨岛”式地巩固公民社会自身的社会权力——以言说和合法性为中心的集体行动，对维权运动的再政治化，如雷洋案的剧情反转所揭示的路径。
也就是，即便作为齐泽克意义上集体的逃逸——从底层阶级的逃离，中产阶级开始展现的认同和诉求，也开始直面政治——当下的威权统治以及中产阶级的自我政治。这已经超越了外界甚或他们自身原有的体制依附性假定（很多人认为，中产阶级是作为官僚阶级与市场经济受益者的小资产阶级集合），并且从对过去十年维权运动的反思（甚至更早可溯至1989年民主运动的遗产）基础上开始进行内部动员。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一个以阶级边界为基础的反对政治便随时可能出现，竞争中共所扮演的中产阶级庇护者角色，充当这一新型公民社会或者中产阶级政治的代言人，影响未来中国的政治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在维权运动终结之际2013年“南街运动”中，最早明确打出政治反对旗号而身陷囹圄的郭飞雄、王清营、唐荆陵等，可谓以肉身先驱，联结着维权运动的终结和新中产政治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