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香港艺术发展局（艺发局）叫停“感频共振”艺术展览中两名艺术家黄宇轩和林志辉的作品《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六十秒的朋友》，被指政治审查。艺发局与策展人在联合声明中指出，艺术家在没有知会策展人及局方的情况下，自行向传媒宣布将作品名称及概念更改为“倒数机（2016）”，解释为倒数距离2047年7月1日的秒数。
黄林二人其后发声明指策展人从今年2月开始，一直知悉及清楚《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六十秒的朋友》中，最后一分钟的影像是2047年7月1日距今倒数的秒数，未曾改动过内容。而《倒数机》其实是由该作品延伸创作的新作品，认为展览期间艺术家有权继续创作和用不同方式谈论自己的参展作品。
面对外界政治审查的指控，艺发局电影及媒体小组主席鲍蔼伦其后发表个人声明，指环球贸易广场或艺发局并没有施下任何政治压力，没有要求停止展出“作品”。停止展出作品是她和策展人Caroline Ha Thuc 女士的共同决定。黄宇轩其后在脸书上回应：“艺术家在完成作品后，演译一串数字，如果不是因为政治因素，业界真的会那样紧张吗？这不是政治考虑吗？”
这场艺术“罗生门”至今尚未完结，到底谁是谁非？《端传媒》邀请了策展人何庆基和艺术爱好者唐健朗二人，从不同角度评论此事。
环球贸易广场（ICC）“感频共振”展览抽起黄宇轩及林志辉作品事件，可能并非政治删禁，而是策展人与艺术工作者在艺术表达、演绎和专业尊重上的冲突。据艺发局电影及媒体小组主席鲍蔼伦指出，事件中贸易广场管理层并无参与评审，也没施压，对方反应是把事件全交予艺发局及策展人决定。抽起作品的决定，主要来自策展人及电影及媒体小组主席（黄宇轩指电影及媒体小组主席鲍蔼伦曾说有压力来自艺发局和贸易广场，但鲍否认，谓广场管理处只来电了解事情，未给予任何意见。）
事件最大的争议始终不在于场地赞助者，当然环球贸易广场借出其商业空间举办展览，肯定会和其他商业机构一样，为装置艺术于公众空间展出先行订定规举，例如装置的安全和保安要求、禁止借艺术来卖广告、防止色情等，很多时候还会有文化界讨厌的阻碍表达政治讯息的规矩。尽管不同机构会有回异的包容空间，但商业机构不希望做生意的地方变成政治斗场，亦不难理解。反而政府或政府资助机构，态度上应与私人机构不同，有责任和义务维护艺术全面自由这基本人民权利，因此其属下或资助机构不应行使有任何形式的政治删禁，但即使尽量开放包容，也有禁区如不容儿童色情作品等。
我们当然希望所有机构均全然开放，但私人、商界或基金会赞助艺术，有其取舍也属自然。艺术工作者和策展人可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选择自己可接受的机构寻求资助。一旦接受，便是个协议，如果违反共同协议，取消合作亦无可厚非。
破坏艺术家与策展人间的尊重
两位艺术工作者告知策展人参展作品内容时，选择告知对方展题中性，无政治内容，但展览装好开始展出，便在没通知策展人情况下发稿更改作品原意、宣布作品的新政治意义。艺术工作者可能只考虑全然表述自己的创作，但对策展人来说，这是极大侮辱。这迅速变脸行动当然可有其他解释，例如作品有二重意义和演绎方法，或展品因处境改变（如张德江到访）而需添加新意义，但也得知会策展人。如果是早经部署而刻意隐瞒，当然有诚信问题，即使是后来作全然的演绎改变，不先通知策展人便公开发表，也是极无礼。
展览策展人Caroline Ha Thuc的强烈反应可以理解。和艺术工作者的创作一样，展览策划是在另一层面的理念和视觉表述。透过研究、与参展者讨论，策展人把不同艺术品串连，建立其逻辑论据，以更阔的视角表述对当前文化艺术景况的看法，是一套完整独立的思维体系。当其中一队参展者在未知会策展人的情况下，先行宣布作品原来别有意思，就像把人家写好的小说私下撕掉几页，改加上自已的新版本，不单不尊重，也破坏展览原来策展理念的完整性。在凸显自己且搞乱原有展览内容外，也把其他参展者边缘化。虽然此举并非犯法，却有违专业操守，破坏艺术工作者与策展人间的尊重。没有这份尊重，双方根本没可能合作。
颠覆手段不能凌驾目的
当然黄陈二人此举，可视之为当今艺术并不鲜见的颠覆行为，但任何颠覆行为行为，其手段不能凌驾目的，过程中寻求相关非颠覆对象人士的理解，是应有的尊重，同时会事半功倍，减轻可能对第三者的伤害和保卫自己的尊严。事先假设策展人是对立者并不公平，未知会对方便独自宣布作品新意义，不单破坏人家的原有构思，也制造了策展人是封杀者的形象。
展览并不只是艺术工作者的活动，当中涉及一个团队内不少成员，应给予每个持份者专业上的尊重。宏观点看，事件不单伤害个别人士，后果可更深远。能够难得地获取市中心如斯触目大型的展览空间，如因个别事件令场地赞助终止，对其他艺术工作者，包括不愿谈政治的艺术工作者，都极不公平。我们要保卫所有自由表述的权利，包括谈政治的和不谈政治的权利。
其实是次事件绝对可以相互协调解决，如果双方预先讨论安排，作品继续展出，黄林二人在尊重原有策展意念时，引伸介绍可有“另一种看法”，如传媒高调就可能的政治内容作回应，是它们的选择。另一方面也得相信观众的智慧，可以阅读作品多重的意义，关系发展至此令人遗憾。
在这受压迫、寻公义的年代，抗争行为有其合理性、逼切性甚至必然性。由于香港过去缺乏创作这类行动的传统和语言，对艺术筹划的复杂过程和涉及种种操守价值观认知不足，加上急于趁机表达政治讯息的冲动，忽略了行动对团队的影响，出现失误可以体谅，更希望不会影响将来在这方面的工作。回归后香港文化艺术发展表面风光，实际发展状况令人担忧，期望纷争过后，能触动出相应的认知和反思，在不伤害同路人的前提下，继续前行。
（何庆基，中文大学文化管理文学硕士课程主任，香港资深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