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富贵圈子里，金发碧眼的英国女人Ruth Benny是好一个人物。她创办了一个中介咨询机构，每天坐在香港上环的办公室里，接待一位又一位富豪太太。
这些太太们，有的是刚搬来香港居住的外国人，有的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华人，也有从中国内地过来的新移民。她们迫切地找Ruth Benny，目标只有一个——把孩子送到一所国际学校。
找到学位是一门艺术，我们更像是一家猎头公司，会把合适的孩子推到合适的学校面前
在香港，国际学校的学位跟房子的供应一样紧缺，长期一位难求。香港目前共有50所国际学校，提供41000个学位，但依然满足不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热切需求。据香港教育局在2012年研究报告显示，到了2016/2017学年，香港的国际小学至少欠缺4200个学位。
“找到学位是一门艺术，我们更像是一家猎头公司，会把合适的孩子推到合适的学校面前，说：‘嘿，我们有一位很强的候选人，你们要不要看看？’”Ruth Benny一脸自信地对端传媒记者说。
外国的、香港的、内地的家庭都要挤进国际学校
去年7月带着两个儿子从上海搬来香港后，39岁的陈芳哲很快被国际学校的激烈竞争吓倒了。她先为5岁的大儿子报读今年9月即将要入读的国际小学，去面试两家国际学校的，都以失败告终。最近，她发现家附近的7所国际学校全部爆满了。
在这大半年为儿子奔波找学校的过程中，她恍然觉悟，原来这个城市的妈妈们为了孩子让进入国际学校，各出其谋，提早准备：孩子提早报名、提早学习英语、提早培训面试技巧，甚至提早找来Ruth Benny办的这类“猎头”机构。
吸取了大儿子的惨痛教训，陈芳哲马上为3岁的小儿子报名入读2017年一家国际小学，得到的回复是：已经有600个孩子在候选名单上了，而一年级只招收不到100人。
陈芳哲出生在上海，曾在香港工作，后来到英国读书，返回上海后认识了来自欧洲的丈夫。2009年年底大儿子出生时，她选择来香港生产，孩子成了“双非婴儿”。
孩子出生后返回上海生活，直到去年她和丈夫决定将自己的金融公司转到香港，全家也跟着搬来了。来港后她一心想着找国际学校，对采用本地课程的学校，她说自己“绝对绝对不会考虑”，她的原因是：“要重新学粤语对孩子挑战很大，而且未来我们不一定长期在香港，孩子以后的方向还是要到外国去的。”
在香港，国际学校起初是为来港工作的外籍家庭而设，大多采用英语教学，同时教授普通话。香港第一所国际学校是1967年开办的英基，由当时的港英政府创办，为来港的英国家庭孩子提供英式教育。但后来，外国教育制度的优势后来越来越吸引香港本地的父母。
近年，来自中国内地的家庭也加入了这支竞争大军——他们有的是双非孩子，有的是早前投资移民来港的，也有因各种商务原因搬来香港的。
三方叠加的需求，令学位需求达至疯狂状况，曾有新闻报告，有妈妈怀孕不久就拿着婴儿扫描图去国际学校要求报名，也有不少家长一掷百万，为牙牙学语的孩子买一份国际学校的债券，以获得入学优先权。
目前，香港50家国际学校中，36家都有发行被称为“债券”（debenture）、提名权（nomination right） 或“资本证明”的不同名字的债券，购买债券的家长可让孩子获得入读“优先权”。不少国际企业也会为从外国来港的员工子女购买“企业债券”。
纵贯全球，这种透过债券买优先权的制度称得上“香港特色”。这些债券是学校自行筹资、用于学校基建或发展新课程项目之用，并不受教育局或香港金融管理局规管，每家国际学校针对债券自己拟定政策，例如债券的价格，是否强制购买，债券是否可以归还，是否可以在二手市场上自由买卖等等。
目前，这些债券价格从数十万到数百万不等，和学位一样，一券难求。例如2012年开办的哈罗香港国际学校，最初债券300万，目前已经在二手市场炒到近600万；而在香港国际学校，债券每份200万，交易只能透过校方操作，据该校对端传媒表示，目前有大量家长在排队等待，要买到债券，至少要等十年。
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要策略性地规划未来
2013年，看准这个市场的庞大需求，Ruth Benny设立了Topschools，专门帮各类家长找国际学校，收费8000至50000港元不等。Ruth Benny出生于英国，在香港生活了20多年的她是香港通，早年曾在香港理工大学做英语教师的培训工作，也曾在汇丰从事培训工作，她自称与香港许多国际学校保持着良好关系。
在Ruth Benny的客人中，最大的群体是“混合家庭”，比如妈妈是香港人，去加拿大后取得加拿大籍，认识加拿大丈夫后，又回到香港定居。但近年，她目睹越来越多“纯粹的内地家庭”和“纯粹的香港家庭”希望挤进香港的国际学校。
Ruth Benny形容，内地家庭最财大气粗：“他们会说，我愿意花钱给孩子买一个学位，几百万不是问题。”而香港家庭最紧张“催谷”：“一些香港父母自己本来说粤语，却说是为了让孩子进国际学校，天天在家里和孩子说港式英语。”
要成功进入国际学校，首先把孩子变成“很强的候选人”，Ruth Benny说她通常的策略是先花时间教育父母。
面向内地家庭时，她会解释：“在香港，不是有钱就能买学位，首先孩子要通过学校面试。”——在她的内地客人中，90%的孩子不能通过香港国际学校的考试，主要因为国际学校要求孩子能够说“Native English”。而面向香港家庭时，她则提醒说，不要在家里和孩子说英语：“那让孩子不能学会真正的母语——广东话，只是让孩子学了Chinglish。”
不过，Ruth Benny 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要策略性地规划未来”。
“你要想清楚以后要让孩子进本地学校还是国际学校，再根据这个决定，去选择playgroup和幼稚园。”Ruth Benny一脸自豪地说，她的两个孩子，母语是英语，4个月大就开始去学习普通话的playgroup，目前两个孩子都在国际学校就读。
更早的规划其实在未出生时已经开始。在香港，目前有14家国际学校，只要婴儿拿到出生纸，就可以报名，对于前来咨询的怀孕妈妈，Ruth Benny常常提醒她们注意报名时间。
“从出生那天起到拿到出生证明，一般只需要七天时间，她们有的人为了提早报名，还让政府加快速度，早几天拿到出生证明。”Ruth Benny说，很多香港妈妈比她还着急。
除了规划，还要靠关系、钱和一点运气
儿子才不满六岁，已经明白如果自己不努力，就没有学校要他了。
“可能这就是香港文化吧。”陈芳哲说，来到香港后，她意识到“一切都要从怀孕就开始计划”。为了让大儿子应对国际学校的面试，她最近两次为孩子更换国际幼稚园，还请了一位私人老师为儿子补习英语，一周三次，每次接近两小时。
“儿子才不满六岁，已经明白如果自己不努力，就没有学校要他了。但他进步得很快，我有信心，他一定会找到学校的。”陈芳哲坚定地说。
不过在另一位妈妈张桦看来，提早规划和学习并不一定意味着成功。她与丈夫都出生于香港，现在住在香港西贡高尚屋苑。长期厌恶本地学校填鸭式教育的她，从孩子出生起就计划让孩子读国际学校，两个儿子目前就读国际幼稚园，讲一口流利英语。
“儿子的同学都是外国人，他们现在都不说广东话，在家里我说广东话，他们答英语。”张桦说。2015年1月，她为大儿子报名2016年9月入读一家知名的国际小学，同样发现许多家长几年前就报名了，报名后一直没有得到面试机会。无奈之下，她为儿子报考一所“三线的国际学校”，面试后也被拒绝了。
“当时真的好伤心啊，三线的学校都进不了。”在“找学校找到快哭”的时候，她经其他妈妈介绍，敲开了Topschools的门。Ruth Benny为她做了一份研究报告，建议报考哪些学校。“其实那份报告没什么用，她建议的我都已经帮儿子报考了，她知道的我们这些妈妈都知道。”张桦说。反而付了费给Ruth Benny后不久，她竟然又收到早前报名的知名国际学校的面试通知，后来儿子更顺利通过面试，得到学位。
张桦开心死了，在她看来，帮了她的是Ruth Benny的“关系”。“我问她有没有和学校的connection（关系），可以让孩子优先进学校，她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强调，她和国际学校关系很好。”张桦笑了笑。
你想想，这么多孩子去报名，如果Ruth跟学校说一声，这是我的客人，可能就不一样了。
自己成功之后，张桦到处向身边焦虑的阔太太介绍这位金发碧眼的英国人。“我不能完全确定是不是她帮了手，但肯定有一点作用吧。你想想，这么多孩子去报名，如果Ruth跟学校说一声，这是我的客人，可能就不一样了。”张桦带点神秘地笑着说：“不过这种事，最后还要看运气。”
据Topschools声称，在2015/2016学年中，他们服务了65位客人，“获得了100%的入学率”。此外，记者在google在搜索“国际学校 咨询”等关键词，发现至少有10家类似的机构，其中有国际化公司，香港本地的公司，也有内地公司，主力为新移民父母找香港学校。
像香港的房子一样，国际学校的学位总有人要的
为缓解国际学校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香港政府过去数年一直以提供免租或低租土地的形式，吸引各大集团来香港开办国际学校。2015年7月教育局公布，已有8个国际学校的办学团体获分配土地。
2016年4月20日，在新界大埔墟，来自英国的墨尔文国际学校的地盘正式宣布动工，但校舍的桩脚还没有打，办公室的电话已经响个不停。
“我们预计2018年才开学，但好多家长打来问何时开始报名，怎么面试，目前已经有100多名家长登记要买债券，不少孩子还在肚子里，他们都好焦虑。”墨尔文国际学校的发展及运营总监江锦昌对端传媒记者说。
在香港政府的眼中，国际学校学位不足，长期将影响国际企业在港运作。2012年教育局曾公布研究表示，8.2%的企业在过去12个月无法聘请外国员工，因为其子女无法在香港找到国际学校的学位。
在近来新开设的国际学校中，香港政府的政策显然是优先照顾持有外国护照的孩子。根据教育局规定，国际学校如果获得政府以分配土地或空置校舍方式给予资助，其所取录的学生当中，至少70%必须为非本地学生；而申请校舍的办学团体如在计划书中承诺取录超过80%的非本地学生的话，还可获较高评分。
值得留意的是，所谓非本地学生，是指持有外国或中国护照的学生。在此政策之下，像陈芳哲与张桦的孩子一样持有特区护照的学生，必然因为配额问题而面对更加激烈的入学竞争。
另外，由于长期供不应求，不少国际学位的地位俨如泰山。加上香港的绝大多数国际学校是以非牟利团队模式运营的私人机构，教育局对其人事任命、学校管治、课程设计和收生方法等并无具体规管，监管不足下，国际学校在收费和管理方面也存在混乱，最明显的是不断加收各类杂费。
“教育局只约束学费的增长比例，所以学校就绕过学费，不断提升建设费、报名费等各类杂费，家长也没有办法。”Ruth Benny说。
而其中一间闹出管理问题的就是位于香港南区的加拿大国际学校。自2014年11月开始至今，拥有25年历史的加拿大国际学校由于董事会和教学人员的矛盾，爆发了持续一年半的人事纠纷和教学危机，导致两位校长和多位老师先后离任，一些家长甚至用脚投票，为孩子转校。
来自美国的家长Sabrina Maguire有3个孩子在加拿大国际学校就读，曾为该校管理问题联合数百位家长组织起来，花大量时间去推动改善该校的治理问题，与教育局对话，但始终无果。
Sabrina Maguire 越发意识到，在香港的国际学校长期供不应求的局面下，无论学校出现任何问题，家长相对都处于弱势。“和香港的房子一样，国际学校的位置总是有人排着队去要的。”她愤怒地指出，国际学校的态度就是：你不来读，还有许多人等着入读。
陈芳哲就刚刚为两个儿子报读加拿大国际学校。而更多的家长已经开始瞄准了几家即将落成的新国际学校：除了大埔的墨尔文，还有将军澳的法国国际学校、Shrewsbury 国际学校......
至今创业四年，Ruth Benny说，她目睹想要为孩子报读国际学校的客人数量不断增长，来自外国、本港和中国内地的家庭同时加入同一支竞逐大军。在可见的未来，香港的国际学校的竞争程度还将不可避免地持续白热化。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陈芳哲、张桦均为化名；实习生夏萌遥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