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

“密切关注‘北京代理权’如何转移”──专访吴介民(上)

以前“连战模式”是单一代理权。未来,北京对代理人的培育,可能更加幽微细致,从大剌剌,转为蹑手蹑脚的操作。

特约撰稿人 龚克 发自台北

刊登于 2016-03-23

编者按:

从2014年“九合一”选举到2016年总统大选,台湾社会对于创新的、更切中台湾价值的两岸关系论述的需求愈来愈迫切。

在过去8年期间,台湾中研院副研究员吴介民是台湾在两岸关系和中国观察领域中受到高度关注的一位评论者。他从田野调查出发,发展出“中国因素”、“跨海峡政商集团”、“中国代理人”、“在地协力者”、“第三种中国想像”等等概念。

和传统独派的不同在于,吴介民期待台湾社会分辨“中共”与“中国”、中国与中国人、政权与社会、统治菁英与庶民大众之间的差异。能够理解中国林林总总的正负形象,不要被表面的“成就”迷惑,更不要为中共政权的恶行辩解,而仍旧愿意与中国社会对话,在“中国机会论”与“中国威胁论”之间打开一条台湾生存之道。

吴介民的论述一开始只有反对马英九政府的群体注意。但直到今天,连国民党和北京涉台圈子都不再回避这样的批评;恐怕更间接引发了北京高层日前对台办系统的一波整顿。吴介民的思考、论述的开创性,由此可见一斑。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介民。摄:徐竖全/端传媒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介民。

Q:在两岸关系尤其是“九二共识”问题上,蔡英文在大选前的政策宣示及辩论中基本持规避立场,而在民进党大获全胜之后,以及面对“公民力量”等倾向深绿派别的崛起,蔡英文是否可能会迈出更加大胆的步伐?

A:从大选前一年到投票日为止,民进党的策略是很清楚的:不要让所谓“九二共识”变成一个选举议题,因为2012年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很大的亏,当时国民党大力宣传,而且投票前十几个财团出面力挺“九二共识”,影响了一部分所谓“经济选民”。民进党从中得到的教训是:不能再让国民党掌握这个“议题所有权”(issue ownership),让选民认为国民党才能更好地处理两岸关系。

民进党这个策略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当然我们可以观察到,竞选期间国民党还是在力推“九二共识”,马习会上双方的交集也是“九二共识”,但是这些举动并没有变成民进党在选举中的负担,没有对他们造成压力。

这些举动为什么没有造成压力?原因至少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选民对于目前“国共合作”的模式已经高度失望,甚至彻底唾弃,民意并不站在国民党这一边。第二,美国这次并不逼迫民进党接受“九二共识”立场,它也保持中立态度。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使得无论国民党还是北京方面,即便通过马习会想要强推“九二共识”,也是无法奏效的。

至于未来走向,老实说目前还言之过早。因为选后到目前为止,两岸之间还没有实质性的互动,真正第一次的互动,我想应该是看蔡英文5月20日就职演说内容。至于台湾新政府未来是亲近还是背离“九二共识”,还有待观察。

台湾的公民力量已经成为两岸关系的一个决定因素,没有这些年的公民运动,民进党很难如此快速而华丽地重返执政。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尤其是压倒性天然独的年轻世代世界观不容忽视。

吴介民

此外,这个问题还和北京的态度有关。北京的立场也不止是强硬地固守“九二共识”,台湾大选投票前,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中国学者和媒体开始放风,说重要的是维系两岸关系,而不是“九二共识”。

选后到中国两会期间,北京大力宣传“九二共识”,台湾这边《中国时报》、《联合报》等媒体也大肆报导,一些政学界的在地协力者,也跟着北京唱和台湾一定要接受“九二共识”(这是另一个值得探究的研究课题了,这个群体,他们有多少政商利益、意识形态利益在里头)。这些宣传攻势,都带给即将上任的蔡政府一定压力。压力也正在通过民进党内想要争取“北京代理权”的人传递到民进党高层。因此,从现在到520蔡英文就职,是测试蔡英文抗压能力的第一个关键期。

2016年1月16日,台北,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摄:Billy H.C. Kwok/端传媒
2016年1月16日,台北,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

蔡英文究竟会在巩固台湾“国家条件”(stateness)上稳步前进,还是对北京妥协,贴近“九二共识”?台美中互动、民共互动、台湾国内政局,都是关键影响因素,但是不要忘了,台湾的公民力量已经成为两岸关系的一个决定因素,没有这些年的公民运动,民进党很难如此快速而华丽地重返执政。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尤其是压倒性天然独的年轻世代世界观不容忽视。

但所谓天然独这个群体,他们在政治上仍未经过考验(untested),打个比方,他们是“自在世代”(generation in itself,指被动参与的角色),而尚未成为“自为世代”(generation for itself,指主动积极的角色)。

Q: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的基本策略是“维持现状”,但是从选举结束到新政府正式就职这段期间,蔡不可能无所作为。她是否会试图改变过去8年马政府执政造成的既定现状?另外,您所称的“跨海峡政商联盟”的版图势力,是否会随新政府上台而遭到削弱?

A:到底什么叫做“维持现状”?这正是未来可以观察的地方。过去8年间马政府和北京的合作模式,其实不是“维持现状”,而是“现状流失”。

我不知道蔡英文和民进党究竟会怎么想,但我从一个台湾公民的角度,认为所谓“维持现状”应该是维持台湾事实上作为自主独立国家的身份。如果我们来看民意调查,绝大部分台湾人倾向的“维持现状”,还是以中华民国作为底线和交集,也就是一个事实的独立状态。至于在未来的两岸交流当中会如何讨论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密切观察的。

总的来说,北京面临必须调整政策的时刻了。此外,北京对代理人的培育,也可能更加幽微细致,从大剌剌,转为蹑手蹑脚的操作。

吴介民

说到“跨海峡政商联盟”,就是北京将某种“代理权”授予台湾的一些政商人物,使之成为“代理人”,我把他们称为“在地协力者”。在过去,最重要的代理人就是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及其身边的政商圈子,可是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遭遇重大挫败,尤其连战之子连胜文在台北竞选市长输得那么惨,连战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他作为北京代理人的利用价值也已经降低。

我觉得北京方面还是会持续用“跨海峡政商联盟”的逻辑来推动“以商逼政”的经济统战策略,可是它要怎样具体推动,目前还不清晰。借用社会运动中的行动剧码的概念,北京涉台系统多而庞大,太多人靠这个系统吃饭,它有历史积累而成的行为惯性,存在社会科学所谓路径依赖的现象,它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改变戏码。

以前的“连战模式”是种单一的代理权,对北京来说,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有效率,容易指挥控制,但是具有高度的政治风险,一旦代理人的政治地位衰落,这根线就算断了,比如现在的局面。

另外一个改弦更张的办法就是分散代理权,寻找多个代理人,但这种模式的问题是“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很高,你同时要应付、管控这么多代理人,他们彼此之间又会有竞争、竞租,怎样才能摆平这些不同的利益,也是北京方面很大的挑战。总的来说,北京面临必须调整政策的时刻了。此外,北京对代理人的培育,也可能更加幽微细致,从大剌剌,转为蹑手蹑脚的操作。

Q:此前已经有观察人士指出,虽然蓝绿两大阵营在对待中国大陆的态度问题上分殊明显,但实际上有不少绿营人士同样在大陆有经济利益考量。如果大陆的“单一代理”模式难以为继,他们是否可能成为“分散代理”的潜在对象?

A:若我们考虑从“国共合作”演变成“民共交流”所需要的铺陈过程、以及背景条件,我认为这种局面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出现得那么快。

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新政府的主流想法是要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中共要在台湾寻找新的代理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短期间内渗透到民进党内去找到“大咖”,仍是难题。

吴介民

当然,民进党内也不乏这类“机会主义者”,汲汲营营在经营与北京的关系,也在争取代理权。但毕竟,民进党对于台湾前途、国族认同的看法和国民党差异太大,它还有一个诉求主权独立的党纲,也就是通称的《台独党纲》,作为它的终极价值。

现在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新政府的主流想法是要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在这个基础上维持声称的“现状”。因此中共要在台湾寻找新的代理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短期间内渗透到民进党内去找到“大咖”(台语,意指党内要角),仍是难题。

Q: 台湾大选尘埃落定, 上一次民进党输掉选战的时候,曾经有人悲观预言说该党20年内无法执政,但8年后就卷土重来,而这次又有人预言,国民党20年内无法执政,甚至将一步步走下历史舞台。您觉得未来4年或8年内,国民党有重整旗鼓、再和民进党一战的希望吗?

A:不能完全排除,但是我觉得希望渺茫。首先从人才储备来看,民进党有老一辈的各大天王,中生代以蔡英文为代表(考虑到她的年龄或许应该算“中老生代”),接下来从四、五十岁到二、三十岁,每一个梯队的人才储备都相当完善。从这个角度来反观国民党,则是严重人才匮乏。

如果国民党党产随着转型正义的实现过程而消失,国民党的生存基础在哪里,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吴介民

其次,国民党在行政权、立法权和地方层级全面溃败,这导致它很难掌握政治资源。而没有政治资源,就没办法培育人才。国民党过去更多依靠的是政商利益交换,一旦失去政权,就没办法继续进行这种利益交换。所以它未来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局促。

再加上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党产问题非常厌恶,新政府上台后一定会着手处理党产问题;事实上最近刚上任的立法委员已经在处理了。如果国民党党产随着转型正义的实现过程而消失,国民党的生存基础在哪里,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Q:通常我们说学者应当保持中立,但台湾的社会学学者通常关注社会正义、民间抗议和社会运动等议题,因此天然和民进党距离较近、而和国民党距离较远,这次民进党不仅赢得总统选举,而且在立法院单独过半,形成一党独大的态势。您作为社会学者,是乐见其成还是持保留态度?

A:学者保持中立,是一种理想、或是一种号召(如同韦伯所疾呼,但不要忘记韦伯更关怀终极价值)。可是全世界的学者,处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没有几个能保持狭隘意义下的中立,因为每个学者同时也是公民,除非他是一部冷漠的学术机器,他一定会有他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政治判断。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介民。摄:徐竖全/端传媒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介民。

学术中立,对一个真诚的学者而言,是对你的讲述对象(学生、读者)说清楚你的价值关怀,然后从客观的研究资料去论证你的命题,去趋近你的终极价值。从这个标准,我们生活世界中,倒是有为数不少的“伪中立学者”,实际上在护卫保守价值、既得利益。记得台湾学者郭力昕多年前曾经写了一篇精辟的评论,批判台湾的伪知识份子现象,值得找来一读。

因此,重点是,学者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是他的价值关怀、他的一致性;而不是追问狭隘意义下的中立姿态或“伪中立”。

在我看来,未来关注重点是,民进党是否可能展开它许诺给人民的改革,这是最重要的判断点。

吴介民

这次民进党的确获得完全执政的机会,但我觉得不能太早说它“一党独大”,因为这个概念是用来形容以前国民党在威权时代的垄断性控制。现在民进党控制了行政和立法机构,但它是通过民主选举获得这个权力,以前蒋家王朝对权力的垄断哪有民主正当性,说它“一党独大”还算客气,其实是用来掩饰“世袭独裁”的委婉语。

由同一个政党获得行政权和立法权,在民主国家并不是什么例外状态,而是常态。所以在我看来,未来关注重点是,民进党是否可能展开它许诺给人民的改革,这是最重要的判断点。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