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香港居住着大量非华人少数族裔，大多数来自南亚、东南亚或非洲，例如尼泊尔、印度及巴基斯坦等。由于语言障碍、种族歧视与从事的工作种类，大部份的香港少数族裔挣扎在社会经济的下层。王惠芬（Fermi）可算是第一位敢于站出来为香港少数族裔争取社会公义的社工，被称为“肤色的斗士”。2001年，她创办香港融乐会，跟政府交锋，倡议把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育、平等升学，为少数族裔争取奖学金、促成种族歧视条例立法……她善待了香港整个少数族裔的社群。但这表现爱的人，在自己的原生家庭最先学习到的，原来是恨。
王惠芬与香港的少数族裔，有着无数动人故事。她的一句话，令一位南亚裔没有自杀；她在警署与法庭之间奔波，替不同于自己肤色的人们求情、争取保释。她是少数族裔在香港的明灯，被称为“肤色的斗士”。
不过当她关上门回到自己的家时，王惠芬，却什么也不是。
“我在家里连人都不是，我妈没有当我是人，我是nobody。”
一辈子都在当社工的她，见尽大大小小的家庭悲剧后，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家：“我没见过一个家庭好像我的家那样，如此不堪。”
话未说完，王惠芬的姐姐王惠敏接下去：“如此不堪，只因为一个女人。”说这个故事很难，难在它不是童话。
第一课：四个傻人
第一次见王惠芬，我们交谈未及几句，她双手掩住脸，嚷了起来：“我妈很丑样的，她是丑版余慕莲！而我比较像她。”未几，她的二姐王惠敏走过来打招呼，我愣了一下，忍不住说：“你很漂亮啊！”她笑着摸摸脸颊，“噢，老了。”
事后回想，才发现她们的反应，原来也是故事一部分。
如果真的要寻根问底，悲剧大概都有它发展的模式。第一幕在福建泉州开始，王惠芬的外公，因其教授的身分，在文革时被批斗得狠，全家为此也受折磨。有人提议让王惠芬的妈妈，嫁一个侨胞，便可救他们出火海。就这样，王的妈妈被迫离开当时的爱人，下嫁了这个老公，而他是弱智的，但有点钱。
这个前因之后，王惠敏和王惠芬，才有属于她们的戏份上演。
姐姐王惠敏说：“那是黑暗的岁月。”
妹妹王惠芬说：“那是无数痛苦的累积。”
她们住的屋，在村里最架势（编者注：有气派），因为阿爷在菲律宾赚披索，阿嫲和阿爸在香港赚港币，侨胞家庭，收外滙做家用，高人一等，不同一般农民。但雅室外的墙壁，全部给写上重重覆覆的几只大字：“傻”和“戆”。
王氏生了五个孩子，四姐一弟。大姐背着幺弟上街，邻居指住她大笑“傻婆”，幼妹找人玩耍，会被包围嘲弄，叫她“白痴”，骂她“精神病”。一家七口，四人智障，手足之间只有惠敏和惠芬这两姐妹“正常”。
排第二的王惠敏，自小已扛上家庭的包袱，孰料之后成为她的宿命。她每早要替智障的姐妹梳理头发、打点各人上学；对外她会用拳头保护手足、用偷窃去报复欺凌，对内她会扯大姐的头发、捏她的手臂，整个人是一团烧得沸腾的愤怒和仇恨，而那个她，也不过十岁。
排第三的妹妹王惠芬，因有姐姐在前，而避过一劫，但逃跑两字自此成为她命运的烙印。“我终日往街上跑，去骂毛泽东食屎，去听大人讲政治，不理家里发生的事，因为都有姐姐扛。所以那时候，我活得比她轻松多了。”她记忆中最大的伤害，是妈妈的暴戾：“她的心情总是坏透，经常用扁担把我们逐个打，满身伤痕。”
换今日的说法，她们都是家暴的受害者。看着眼前两个已然成熟的女人，话题触及童年，情绪如遭烈火焚烧，各自跌入了三十几年前人生的定格里。我似误闯别人回忆的禁区，袖手旁观都是一种罪。
此时，姐姐王惠敏恨恨的说了一句话：“我六、七岁开始失眠，每个夜晚，看见和听见很多大人的事情。有几次我姑姐骗我说出来，然后当众揭发，把我出卖，然后我妈又打又闹……对我是深深的创伤。”
妹妹王惠芬惊诧地追问：“真的？你说真的？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姐姐王惠敏答道：“我们总是被邻居窃窃私语吗？嘲笑我们一家傻人，不得不离开家乡，要到香港去。”
推迟了三十几年才知道姐姐所受的更大委屈，王惠芬歉意地说：“她七岁开始就包办家里大麻烦小是非，我却通山跑懒得理。”
第二课：一种快乐
1981年，王妈妈带着四个子女来港，把弱智的四妹留在乡下。根据内地当时的团聚规定，申请来港的侨胞，必须留一“活口”在大陆，以便收取汇款。于是，在新蒲岗如意大厦一间僭建的天台屋里，他们与阔别多年的爸爸和嫲嫲团圆。
到埗后有一年时光，姐姐王惠敏说，是她唯一经历过的快乐童年。
此时，妹妹王惠芬已兀自笑到抱着肚子：“哈哈哈，笑死我，那一年好开心。”
而她们的快乐，竟然来自一部电视机。话说《欢乐今宵》（编者注：香港第一个以彩色制作的电视节目，1967年开播）里晚晚看见汪明荃，精灵的姐姐瞎编鬼话，说汪阿姐的胸脯是假的，是用两个大橙子充撑。王惠芬信到十足：“有一晚汪明荃没上节目，姐说因为她把橙弄丢了，要翌日买回两个同样大小的，才能上镜，我完全相信，真的彻夜担心。”
听着妹妹把三分一世纪以前一个杜撰的情节，说得手舞足蹈，姐姐王惠敏第一次笑了，她呛得眼有泪光。
王惠芬至今，其实仍带有那种傻大姐的性情，因此这桩“汪明荃跌胸轶事”，很符合她的人物性格：“我是个很天真的人，姐姐却很早熟，她瞎编的故事，我一下子就相信。她的朋友很多，社交很强，我信她有很多朋友告诉她八卦是非，所以一直信她会知道娱乐圈的秘闻。”
姐姐：“我讲啥她都信，说最无聊的笑话，她就会笑个半死。”
当然，认识王惠芬的人，都知道她玩起来是个傻妞。
最后为仅仅得一年的快乐时光作结的，是八十年代一个Jacob朱古力广告。说着她们就模仿起来，王惠芬表情夸张的用急口令方式念：“小朋友你钟唔钟意食Jacob朱古力橙饼呀？小朋友你钟唔钟意食……Jacob朱古力屎呀？”姐姐立即抢白：“当年我一定要阿妹答：我梗钟意！（编者注：我当然喜欢）”
基本上是外人无法进入的情感地带，而她俩在咖啡厅，却大笑不止，笑得翻倒，引来旁人频频回望。
第三课：两种沉沦
短暂的快乐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更大的悲剧。
姐姐王惠敏说：“我妹开始变了，她把头发剪得很短，贴住头皮，在街上流连到三更才回家，情绪变得好刚烈，有一次嚷着要跳楼，我用尽力把她自窗边拉回来。而我完全摸不透她发生了什么事。”念完中二，母亲就不准她读书，要她出来工作打工，供养弟妹。“所以妹妹荒废学业，令我很伤心。”
妹妹王惠芬告白：“其实我是受了很大的冲击……我一直以为，家人只是蠢，来到香港后，世界多了很多标签，从此我才意识到，他们是另一种人，他们有个分类，叫做弱智。而弱智这个身份，是一世的。”
她在大陆的时候，会祈祷希望姐弟康复，上学后回复正常，却是白日梦一场。于是她用回最熟悉的方法，就是逃避，她往外跑不回家，不愿相信事实，抽离也是一种沉沦。
而姐姐则深深被卷入家庭巨大的悲剧漩涡里。她到工厂车衣（编者注：用缝纫机缝制衣服），别人只赚到三千块钱，她手脚勤快能赚六千元，悉数用作家庭开支；她要替弱智的父亲找工作，带他去面试，代他回应雇主的刁难；她还要安顿弱智的弟弟上特殊学校，周旋于每个家人的需要之间。“我是很喜欢出头的一类人，把自己看得很大，自信可以保护他们每一个人。”逞强的性格，令她无从放下两代人的不幸，太投入变成另一种沉溺。
第四课：妈妈的诅咒
这是一篇成年人的访问，因为它假设了人性本恶，而且爱不是万能。
姐姐王惠敏说：“我妈很贪钱，多年来一直如此。我不断赚钱给她，想讨好她，她也愈来愈依赖我。我以为给她愈多钱，她就会变成好人，变成好妈妈，好好对待弱智的姐弟妹。”
妹妹王惠芬说：“自小我妈就不喜欢我，她跟爸爸说，阿芬是个没良心的人，叫他别对我好，潜意识里我不断想满足她的这个假设。妈嫌我赚钱少，看不起我，她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人……我在家里没有位置，什么都不是。”
姐姐活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妹妹活的是一种不能承受的轻。
王惠敏小时候已是美人胚子，她长得漂亮，会理不同款色的辫子，而且自觉美丽，也懂得自己的优势。王惠芬则是一个小魔怪，她口水鼻涕糊一脸，不修边幅，头发从来不理，她自觉丑陋，也曾怀疑自己是否智障。
妈妈爱用一美一丑将两个女儿比较，每一句嘲笑原来她都深刻记住。
姐姐初中辍学，但长袖善舞，强于交际。她对投资炒卖别有眼光，很会赚钱。多年来负担家中全部开支，从使唤金钱的自由中，她安置了自己的野心和欲望。王惠敏是个灵巧的人，悲观却积极，大概是她的生命里唯一不晦暗的情节：“我的际遇很好，工作总是顺利。遇到很多贵人，很好的朋友，他们乐意帮助我，让我成功。这令我很喜欢自己，我一直都觉得，纯粹是漂亮的外表，帮了我一大忙，我才帮到家庭的苦难。”
妹妹考上了大学读社工系，她把自己心里充沛的感情，找对了一条狠狠燃烧的药引。她由当一个社工，到成立“融乐会”，不支薪多年，替香港的少数族裔取回很多权利和尊严。
“我对外人有很大同情，完全燃烧自己去帮人。姐姐其实一样，她把自己烧了，去对我们一家人。”
2001年王惠芬成立了融乐会，创会时她跟姐姐说要搞一盘生意，王惠敏欣然注资。“姐姐给我五万元，年年都问我，那究竟是什么生意，为何一直未回本，哈哈哈。在头三年我一直没粮出（编者注：发不出工资），我也在滥用我姐姐的爱心。因为她背起了整个家，我才得以所谓的追求理想。”她在外面，才找到自己。
第五课：现实容不下大团圆
如果是TVB(无线电视)处境剧，他们应该跟母亲和好，一起围住吃餐饭作结；但现实大概更像HKTV(香港电视，争取广播牌照失败)，失望总是一次又一次，世界并没有奇迹。
姐姐王惠敏说：“她令身边的人很痛苦，她毁灭了很多人的一生。我会尽责任把她照顾得好，但做不到跟妈妈拖手和饮茶。做不到。”
妹妹王惠芬：“我没办法去爱她。我可以放下愤怒，但我做不到去爱。”
父亲后来患了精神病，在家需要更大的照顾。大姐在母亲怂恿下，生了两个孩子。四妹跟一个智障男生一起，也是经母亲怂恿而生了一个智障的孩子。幺弟不懂控制欲望，几次搞出人命，要靠王惠敏出面处理烂摊子。后来母亲出动替儿子在大陆相了一个媳妇，最近这媳妇在内地“买”了一个儿子……
本来是姐姐王惠敏，把三个外甥女全部带回家照顾，于是连她自己的儿子在内，总共是四个孩子。后来孩子读书出了岔子，她急召妹妹王惠芬帮忙，于是有整整两年，王惠芬撇下男友，带着其中两个外甥女到澳洲读书，由姐姐付了百万成行。
所以，说这个故事很难，难在它没有先苦而后甜。最后我语塞，两姐妹坐在我对面，苦笑。王惠芬打破沉默，说道：“做社工一辈子，我没有见过比自己更大镬（编者注：难关重重）的家庭，也没有见过比我姐姐更能无条件爱家人的人，爱而不止出于责任，大概是我所见过，作为一个人最美丽的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