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

《香村》:荒诞就在香港,不说唱行吗?

自从“真.本土派”发明了“左胶”,并在雨伞运动中抨击“嘉年华式社运”后,我们似乎畏于“勇武”、艰于歌唱⋯⋯

廖伟棠

刊登于 2016-03-18

坪峯元下村一角。图片由空城计划提供。
坪峯元下村一角。图片由空城计划提供。

“他们要你五十年前的爱情,他们要你的白发去装饰他们的恐惧,要你的愤怒去修补那些自大而怯懦的魂灵”,专辑《香村》里这首名为《忘梦洞》的歌诗话音未落,古洞就有三间民舍因为抗拒强拆,半夜被夷为平地,连先人的神主牌都被碾碎。五十年前的爱情,一张与亡妻仅存的合照,成为一个家唯一的纪念。

这样的危机四伏于古洞、马屎埔、坪峯……新界东北每一块被开发商虎视眈眈的土地。作为城市里的旁观者,我们已经出离愤怒,我们也被捆绑于地产霸权的流刑机器之上成为待宰羔羊,难道我们的愤怒仅仅能在脸书流传,真的成为他们魂灵的点缀而已?

自从那些“真.本土派”发明了“左胶”,并在雨伞运动当中大力抨击“嘉年华式社运”之后,我们似乎畏于“勇武”、艰于歌唱。

经历过一场场保育运动的失败,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利东街,甚至最波澜壮阔的反高铁,均一败涂地,当年一万人包围立法会,时至今天反高铁拨款仅余十二人,我既是唏嘘又是惭愧:当年唱过的歌、写过的诗,是否都是无用的?正如爱尔兰诗人希尼所说:“诗不能阻挡一部坦克”,歌也当然不能抵挡一架推土机。

《香村》由本地组织“空城计划”策划,邀请不同音乐人跟居住在坪輋、 古洞与马屎埔乡村的朋友对谈和交流,每组艺术家为一位村民创作一首作品,合组成名为《香村》的唱片。在廖伟棠看来,“这样诚恳的艺术介入社会运动,这几年在香港已经久违了”。图片由空城计划提供
《香村》由本地组织“空城计划”策划,邀请不同音乐人跟居住在坪輋、 古洞与马屎埔乡村的朋友对谈和交流,每组艺术家为一位村民创作一首作品,合组成名为《香村》的唱片。在廖伟棠看来,“这样诚恳的艺术介入社会运动,这几年在香港已经久违了”。图片由空城计划提供

然而我们能建立一点什么呢?就像《香村》这张专辑,由本城一些关注新界东北野蛮“开发”的音乐人,联结几条村的居民合力创作,并且回到歌曲的源头:新界东北的自然环境中进行录音。这样诚恳的艺术介入社会运动,这几年在香港已经久违了──自从那些“真.本土派”发明了“左胶”,并在雨伞运动当中大力抨击“嘉年华式社运”之后,我们似乎畏于“勇武”、艰于歌唱。

忘记了他们的教主在反高铁一役之前也写过《快乐抗争》一书吧?“真.本土派”的斗争哲学是极其功利主义的,讲求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立竿见影,不妨政治厚黑,只要成功区隔,不妨移动龙门。他们也能接受戏谑、集体欺凌式的“幽默”──但是认真、明朗的民歌,在他们的歪曲下变成“自我安慰”和“造梦”。

然而民歌之所以认真,是因为歌者真诚体会到抗争者的“珍惜”之心──守护一地的决心,当然是起源于爱而大于恨。像《香村》里的《初心》,歌声响起前,古洞村民如妹一家絮絮说起自己家园,稚拙语气里面满是骄傲;《门前莲塘》之认真,是村民阿朗的素人说唱,与“专业的”MC 仁恰成镜像,MC 仁的“地狱门前 从前是莲塘”乃超现实主义,阿朗的直接控诉乃超级现实主义。说唱回到抗争的最基本点是最理直气壮的,正如日本“素人之乱”的松本哉所说:“墙就在那里,不涂鸦行吗!街头就在那里,不上行吗!”我们也可以说:“荒诞就在香港,不说唱行吗?”

音乐人 Nelson Hiu 在空城艺术节的开幕活动──《香村》唱片发布会上表演。图片由空城计划提供。
音乐人 Nelson Hiu 在空城艺术节的开幕活动──《香村》唱片发布会上表演。图片由空城计划提供。

“真.本土派”的斗争哲学是极其功利主义的,讲求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只要立竿见影,不妨政治厚黑,只要成功区隔,不妨移动龙门。

我正在阅读的台湾资深诗歌创作人钟永丰《我等就来唱山歌》里,他这样形容他的拍档、歌者林生祥:“以清晰的农民意识、鲜活的农民语言,点出了农家的被剥削处境,更以当事人的角度写出现代化进程中,客家农村的耕读拉扯。音乐上是简单的摇滚乐,但情绪摆荡在『频临愤怒的绝望』与『频临绝望的愤怒』之间。在我认为,这是上乘的抗议美学。”

好一个抗议美学,出离愤怒但不屈从绝望,在《香村》里的作品大多如此,音乐是自由的,像《This Day We Fight》,Hand Pan 韵律的意气风发让人想起 Bob Dylan 的 Mr. Tambourine Man;歌词既有直接的鲜活农民口语,如《猪农阿咕》,也有来源自村民华哥一句话“树死了可以再种,心死了呢?”而衍生的《忘梦洞》“他们要你倒下的树去纪念一些死去的心”这种诗化语言。

音乐人 MC 仁(中)及村民阿朗(右)准备在《香村》唱片发布会上表演。图片由空城计划提供。
音乐人 MC 仁(中)及村民阿朗(右)准备在《香村》唱片发布会上表演。图片由空城计划提供。

无论以“特区”还是“城邦”的名义,这时候,我们退回以村为单位的思量方式,以艺术为载体的斗争形式,未尝不可另起炉灶,摆脱他者赋予的“大局观”。

抗议音乐绝不只是抗议,它尝试抵挡一些负能量的同时更重要是重建一种“理应如此”的正能量。当荒谬以巨大的暴力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荒谬、我们原本明朗的日常该如何提醒在场的诸君勿忘初心?当然不是靠同样的暴力和叫嚣。当一切“中环价值”、“香港价值”、“中央价值”都在强调个人的牺牲以成就某种发展,音乐的自由张扬、诗的独辟蹊径便是最明了的划清界线。

“香村”虽然是谐音,但潜意识里让人想到相对比的“香港”,两者渐渐成为一种对立关系,香港是众狼撕分的肥肉,不同的人定义着不同的香港,而香村只对于休养生息于此的人是香的,对于发展观至上的官商那不过是地皮一块。政客们都在抢夺对“香港”的话语权,无论以“特区”还是“城邦”的名义,这时候,我们退回以村为单位的思量方式,以艺术为载体的斗争形式,未尝不可另起炉灶,摆脱他者赋予的“大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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