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一，旺角警民冲突震撼香港社会，却又不令人惊讶。连日来多篇评论，警告香港可能已进入暴力抗争时代。面对困局，建制派目前的主调是将冲突定性为“单纯治安问题”，只要强力镇压即可；而泛民则坚持冲突是众多“深层社会矛盾”的结果，若不改善管治困局，则香港永无宁日。
建制派的论调固然是自欺欺人，但泛民要求全要检讨改善施政虽属正论，却又太过笼统，缓不济急。而且尝试解决“深层社会矛盾”（如政改问题）的过程中，亦可能造成更多冲突。事到如今，要马上从根本解决问题已经太迟。然而，要阻慢抗争暴力化，以争取更多时间寻求出路，则仍有可能做到。
这做法的核心并不复杂，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整顿警队，重建威信”。
警方垄断暴力的前提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避免所有暴力行为；而所谓“国家”、“社会秩序”，都必须建基于区分“合理”和“不合理”地使用暴力（violence）。
旺角警民冲突，很大程度是由于警队长时间不合理地使用暴力，以至其威信不断受损，并使“谁使用暴力才算合理”变得越来越含糊所致。要减慢抗争暴力化，整顿警队实为当务之急。这不涉及彻底解决“深层矛盾”，而只需香港社会重新正视一些基本的社会政治伦理，并采取行动即可。
香港人有句话很常挂在嘴边：“总之用暴力就唔啱啦”（总之使用暴力就是不对）。这句话其实极有问题，因为香港境内最强大的暴力组织除了解放军外，就是警队。后者为三万多名武装人员，随时在街上巡逻，并可以使用暴力制伏（甚至杀害）他们认为有威胁的人。如果香港人真心认为“凡是使用武力就不对”，那最需要被解散的组织就是警队和军队。
然而，大家一定没有这样的意思。因为当警队使用暴力，以驱散，甚至镇压示威者时，实在有不少港人拍案叫好。就旺角警民冲突，甚至有警员声言可以“开100枪以上”，何君尧律师更鼓励开枪杀人。
霎时间，香港社会的双重标准令人叹为观止：示威者向前冲就是暴力，警察大量使用胡椒喷雾、乱棍打人就没问题；同是掟砖（掷砖），示威者向全身盔甲、手握长盾的警察掟砖就是｢致命武力｣，警察向毫无装备的示威者掟砖还击就是“保护自己”；令警员受伤入院的人是“暴徒”，令示威者受伤入院的警员是“尽忠职守”。这种双重标准的言论充斥整个香港。如果香港人真的相信“总之用暴力就唔啱”，那我们伪善的程度亦未免太夸张了。
然而，这并非只是双重标准，而是未有将背后的原则解释清楚。这种论调其实建基于一个重要假设：“只有警方可以使用武力”。这种想法在香港根深蒂固；对很多人而言，甚至仿佛如不证自明的真理。
但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一小部分人独占｢武力的使用权｣，甚至纳税给他们武装起来，以威吓自己？这绝非不证自明，而是建基于一个重要政治学概念：“社会契约”，意即我们愿意一同放下武器，但条件是我们会建立一个保护“公义”的组织（政府），而为了保护公义，我们愿意接受这组织合理地使用暴力。
换言之，警方要独占暴力，就得符合两个条件：
一、其使用暴力是为了公义；
二、其使用暴力的方式合理。
警队认受性大减
如果警队经常违反这两个条件，警队的认受性就会大减，于是道义上，其他人就再无理由认定只有警队才可动武了。这对社会上所有人其实都非常不利，因为这代表着，暴力不再受大家认同的“公义”约束，而只出于各人的“私见”。如此一来，社会将变得非常不安全。旺角警民冲突正正是警队认受性大减的恶果。
警队失去威信与认受性，可谓其来有自。前警务处长曾伟雄上任后，警队士气大振，很大程度是因为其采取“全面支持前线决定”的做法。曾伟雄一反前任邓竟成时期的作风，从未就其治下警队的任何失误承认过责任。由缺乏法理基础的“核心保安区”事件，到阻记者拍摄的“黑影论”事件，以至其间警队不停加强对示威者使用的武力，曾伟雄都一路硬到底，不论有理无理，警队都不需负上任何责任。于是警队形象在这几年间不停下跌，各大民调都反映警队为最不受支持的纪律部队。
警队形象的下滑趋势，到雨伞运动更是急转直下。9月27日，警方在政府总部外，以盾牌及胡椒喷雾袭击，驱散完全无使用武力的市民和学生；翌日又施放67枚催泪弹。到雨伞运动后期，警方滥用暴力的行为更俯拾皆是。其间，示威者经历了大量暴力对待，包括有救护义工在照料伤者时被打，有示威者被打至以后走路都有困难，警棍打头成为常态，更有不少示威者倒地后仍被警员围殴。
在绝大部分情况，示威者并无还击，但警方的暴力却有增无减，这显然是不合比例地使用武力，而完全违反武力使用的指引，如用警棍打头及乱棍打途人等，最后亦不了了之。
伞后一年，警方一如既往地保护同僚，绝大部分怀疑滥用暴力的个案，连立案调查都无机会，就连在镜头前打人的七警事件，都拖上一年有多。护短之情，溢于言表。而现有法治体制亦似乎无力处理警队滥暴行为。至此，在大量市民眼中，警队的行径已超出“公义”及“合理”范围，警队认受性亦跌至谷底。
当警队的认受性持续下跌，面对警察暴力的市民就会越来越无意愿约束自己。毕竟，如果警方可以不受约束、毫无后果地殴打未有动武的示威者，我们就无可能期待示威者会永远企定（站着）任打不还手。
旺角冲突中的“半战争状态”
到旺角冲突一晚，在示威者眼中，其实已无所谓“警员”，因为缺乏认受性的“警员”其实只是一群拿着武器、准备伤害自己的人，而最合理的回应，就是以武力保护自己。这种情况下，警方各种警告、命令，示威者都拒绝服从，并视之为不合理的威吓；就连主流社会反对暴力的声音都意义不大，因为这一群人认定自己当时正身处一个再无“合理公权力”保护自己的状况。
说得夸张一点，当他们拒绝警队认受性并与之冲突时，其实他们正处于一种近乎无政府的｢半战争状态｣。所以当警方一以武力推进，示威者感到自身安全受威胁时，他们便大举以武力还击。换言之，当警方失去认受性，示威者面对的问题就再不是“为什么可以动武”，而是“为什么不可以”？
旺角冲突之后，主流声音一般都予以谴责，但激进派的声势有增无减，不少当晚无参与冲突的市民，亦纷纷为冲突辩解，就连一向反对使用暴力的温和派支持者，在谴责冲突时都显得有气无力。即使不同意暴力行径，泛民中人大多不忍割席。这并非单纯的护短，而是当警方不停无后果地滥用暴力时，温和派实在很难单方面地谴责示威者。
这不是因为香港有很多“深层社会矛盾”，温和派面对矛盾时从来都主张非暴力抗争，他们无法压下激进暴力行为，是因为他们难以叫示威者面对乱棍时，不以武力还击以保护自己。如果政治及法治体制无法约束警队的暴力，道义上，社会亦将难以约束示威者以武力保护自己。
结语：整顿警队，重建威信
可幸的是，香港的情况其实并未差到无可救药。大部分市民仍然希望避免各人按私见行使武力。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设法恢复警队的认受性，让社会（包括示威者）接受警队为唯一可合理使用武力的组织。而成功的先决条件，就是整顿警队纪律，让其武力行使重回合理轨道。
香港社会，不论建制派还是非建制派，都有责任向警队施压。因为如果我们不以和平的方法制衡警方的暴力，便会越来越多人以武力反抗。因此，要阻慢香港暴力化，必须由整顿警队开始，如果办不到，则恐怕无论温和派如何努力呼吁大家停手，结果都只能是兵戎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