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曾经是高举自由民主的香港“民主派”招牌。2003年后，不少新的政党及组织相继崛起，形成与民主党相约的政治影响力，社会改以“泛民主派”指涉支持香港民主普选的政治人物及组织；其后，“泛民主派”内部在抗争手法与阶级立场上出现分歧，分出“激进泛民”与“温和泛民”之说；2012年立法会选举后，工党、民主党、公民党成为议会内泛民三大势力。
泛民主派这个招牌历尽沧海桑田，走至今天已再无法代言香港民间的反对力量，以“本土”、“革命”为旗号的政治团体正在挑战泛民曾经的领导地位。笔者访问三位泛民主派内的新生代，有人在选举的风口浪尖，感受到压力却仍未有头绪；有人认为要继续坚持，等待风向；也有人认为要摆脱泛民作为整体的旧思维，政党谋求转型。在变革的路径仍未清晰之前，旺角爆发的暴力冲突以及它背后的本土新势力“过早”地把泛民要面对的更替困局逼至眼前。
“泛民更替”还是“更替泛民”？时代巨轮正在转动，也许转得比人快。
公民党杨岳桥：非暴力抗争原则的泛民2.0
新世代力量的兴起，是泛民主派始终要面对的问题。2016年9月的立法会大选也将会是泛民主派号召力的检验场。
自2012年起，从反国教到雨伞到本土光复乃至旺角冲突等各类街头行动，参与者大都是年轻一辈。在屡次的行动当中，年轻的行动者都祭出“泛民以外”的身份，瓦解著泛民主派在公民社会的龙头地位。正当泛民新生代仍在思考前路时，旺角年初一的警民暴力冲突，把整个泛民阵营要面对的困局逼前。
2012年立法会选举，公民党在35个直选席位中取得5席，成为泛民内部在直选中的大赢家。2015年6月22日，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退党及辞职，引发出2016年2月的新界东补选。35岁的杨岳桥是公民党新界东补选的候选人，亦是雨伞运动以及各类社会运动中的义务律师，协助被捕者面对各种法律问题。起初，杨岳桥把新界东补选的议程被设为“泛民主派与建制派的路线和理念之争”，他报名参选当日亦获泛民主派议员协助造势──这传统选举策略的“建制─泛民”二元对立方式，在补选的单议席单票制底下对泛民候选人更为有利，因为多年的民调仍然维持著民间对泛民主派的支持率略高于建制派的指标。杨岳桥自己也直言，选情乐观。
然而，2016年2月9日凌晨时份，旺角街头因小贩管理问题爆发严重警民冲突，主事组织本土民主前线成员之一，新界东补选候选人梁天琦被捕。此事引起社会极大回响，支持与反对之说纷陈。
而对杨岳桥来说，最意想不到的影响是，选情突然变得严峻起来。
杨岳桥所属的公民党，在旺角冲突后发表声明谴责使用暴力者，认为他们必须承担使用暴力的法律后果；而杨岳桥本人，则到旺角警署为两名被捕者提供义务法律服务。“旺角骚乱后，不论支持及反对的市民，都会把情绪投向我身上，而且是负面的。反对旺角骚乱者认为我协助被捕人士，是鼓吹暴力；支持者则批评公民党的声明与示威者割席，且会更加同情本土民主前线。结果这次新界东补选变成对旺角事件的政治表态。”杨岳桥说。
选举议程从“泛民─建制”变为“泛民─本土”，意味著泛民再无法垄断非建制派的代表位置。在D100网络电台的一场对辩之中，25岁的本土民主前线候选人梁天琦多次以泛民的“往绩”质问杨岳桥，在梁天琦口中，泛民是“你们泛民”：“你们泛民多次与勇武抗争者割席……”“你们泛民如何看待2047的香港前途问题？”提倡武力抗争的梁天琦认为，“50年不变”之后，2047年香港前途问题再无法以商讨或表态的方法完成，香港的民主前途，要以血与汗来灌溉。“既然泛民主派与建制派无法代表我，不如我自己出来参选。”
面对绝望愤怒的新世代对泛民主派的不满，杨岳桥自言理解。“作为泛民，我们再不可能仅仅投票，然后失败，之后出来宣称这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大家已经受够了。”下一步要做的事，他说，应该是在既有的一国两制框架下开辟未善用的空间，为2047前途谈判到来之前的香港累积筹码。“如何在不违背非暴力抗争的原则下迎接新时代，我觉得这是泛民2.0该探索的。”
“但有具体甚么方法呢？很抱歉。我暂时仍未有方法，这是我现在面对的压力。可是我希望让大家知道，我杨岳桥有更新泛民的问题意识。”近日，杨岳桥在新东补选的选情并不乐观，各方泛民人马及几乎所有泛民前辈均鼎力支持，但主要集中在宣传他的个人能力及个性，而泛民整个阵营对新时代的论述，依然缺席。政治世界，有借有还，此一役不管成败，得到众多泛民前辈拱照的杨岳桥，在选举过后能否有足够底气更新泛民2.0，仍然有待观察。
梁天琦则说不用再等，他即刻就要把新世代的声音带入议会：“我宣布参选至今一个月，本来没想过可以为香港的政局带来这么巨大的转变，今天我相信我们有力在香港政坛立足，推动本土愿景及抵住中共赤化香港。”
杨岳桥所面对的来自梁天琦以及他的支持者的挑战，换个角度说，也是在整个泛民并未有新论述时，“过早”扛上整个泛民阵营转型的问题。
在本土新世代看来，香港内忧外患，“泛民更替”已经来得“太迟”，他们觉得该做的，是“更替泛民”。
民主党林卓廷：守住火种，等待大陆风向
民主党曾经是民主派的领头羊，作为历史最悠久的民主派政党，1994年创党至今二十余年，经历时代跌宕，也最先体会到时代的顺逆。
1997年主权移交前，立法局直选议席20席里，民主党占超过半数的12席；2004年立法会选举，即使在零三年七一游行效应下，民主党也仅取得地区直选30席中的7席；2012年立法会选举，35席地区直选当中，民主党占4席，另外在新增的区议会功能界别得2席；2016年，多位党内重量级议员相断宣布将不再参选立法会。虽然1997年前后的选举制度不同，但民主党在议会及公民社会的影响力在逐渐萎缩，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香港政改与北京谈判的过程中，民主党常被视为立场妥协，渐失原有支持者的信任，在党内要求革新的呼声也愈高。
有意接替刘慧卿在新界东地区直选席位的林卓廷直言，民主党也许需要更新党纲。今天民主党党纲的第一条是：“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支持香港回归中国。”林卓廷说虽然自己认同这个观点，但回归已近20年，民主党需要有新的定位，“我们不是中国民主党，而是香港民主党”。
林卓廷现年39岁，现任民主党总干事，被视为民主党内更替的中青代。他认为民主党作为香港政党，无力处理幅员广阔的“内地”问题，只要坚守香港就是在帮助“内地”。
他说自己是“彻底的‘大中华胶’，希望国家进步”：“港人普遍有强烈的国家情怀，对国家有紧密的历史文化血缘关系，不是我们不承认就能割断。”“但是‘大中华胶’不等于无法以香港作为本位。”林卓廷强调。他的想法仍然继承了民主党一贯的立场，更新党纲只是希望“与时并进”。
“与时并进”背后的压力，是香港人对中国的猜忌与不信任日深。
民主党作为八、九十年代支持“民主回归”的旗手，近年常被年轻一代指责过于关切中国，忽略香港本土视野，导致今日香港受困中国的政治局面；2010年民主党走进中联办与京官讨论政改方案，更加惹来“背叛民主”的罪名。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命运自主”、“前途自决”成了新生代抗争者的主旋律，2047年香港前途问题在这个脉络下浮现，街头冲突也日趋激烈。
“当年香港根本没有选项，连英国政府也无法维持并在香港的政权，我们别无他选支持民主回归。”从回望过去到展望将来，林卓廷说自己无法想像2047年的香港，“不说长远，只看今天‘一国两制’已经被侵蚀破坏，从政治现实考虑，香港如果是一条船，已经快沉没了，我们是否该先阻止北京这个破舟人？如果我们浸死了，就算让你说到2047年的香港天花龙凤又如何？当年‘一国两制’的承诺也很漂亮，今天各种自由都被打压了。恕我直言，要现实一点。”
如果当年香港“没有选项”，那么今天“现实一点”，又有甚么选择？林卓廷坦承今天选项相较主权移交以前更见稀少，唯有继续“争取真普选”，“今天香港没有足够的政治能量，我们根本不是一个谈判的对手，香港没有条件独立。”
林卓廷认为大家要坚守香港核心价值的火种，等待大陆民情风向转变。“内地民情一但转变，社会就会动荡，香港星火就可以燎遍内地。”
工党胡穗珊：泛民标签贬值，议会应社运化
面对新时代，有人等待风火继续坚守，有人筹谋政治视野革新。
“工党能否世代更新不过是其次。”新任工党主席胡穗珊坦言选举议席并不是目标，而是手段。工党成立于2011年，主要成员来自劳工和社福界，是目前泛民主派三大党派之一。2012年立法会地区直选35中，工党占3席。
胡穗珊现年35岁，出身于工会组织，已经宣布参加工党2016年立法会选举党内甄选，有机会出选新开拓的九龙东选区。在履新之初，胡穗珊已对传媒表明工党未来两年将思考本土路线。但她强调，本土并非划地设限，而该是自主一地之生活。“不论一地界限如何、不论民主政制是否已得，阶级、性别、土地发展、劳资分配等议题依然不可迎刃而解。”她说，现在太多人以为这些社会问题，只要仅仅透过区隔中港就可以疏解，事实上这是根本混淆了地域国界与社会问题。
不过，雨伞运动之后，新一代抗争者按捺不住，无法相信在中共治下香港能得民主，也顺势把香港的各种社会问题归因于中国的存在。地域国界与社会问题于是被绑在一起，成了同一个大问题──前途问题。
尽管不认同当下这种以前途问题来消弭社会议题的方向，但胡穗珊依然认为2047年的香港前途有必要去谈。“楼宇按揭能否跨越2047的问题会逐渐浮现，而且‘一国两制’只承诺50年不变，差不多要准备这个前途问题了。”
胡穗珊的这个问题意识，泛民大佬很少谈，她觉得或许这是新世代的忧虑：“那些2047已经不在的人，你很难要他们思考2047的香港。”又或者，“如果选举政治对某些人来说只是目的而非手段，那么他们的眼光就不是2047。”
令她忧虑的是，泛民主派整体仍停留在旧思维之中。胡穗珊说，直到今天泛民仍然强调“齐上齐落”，讲求“选举协调”。“他们经常想像有个所谓‘泛民盘’，想像选民看到‘泛民’二字就会主动投票”，她有点激动，“这不符我的个人经验，很难有种概念叫‘泛民’，然后我会投票给你。”
泛民主派的称号，过往确实风风火火。九十年代，民主派（泛民主派前称）代表著香港的反抗精神，作为政治反对派的代表，一举一动皆是媒体焦点；二千年后，特别在2003年五十万七一游行后，“泛民主派”这个词除了政治反对的象征之外，还几乎代表了公民社会的自由价值与核心坚守。可是自2010年左右，在泛民主派以外，其他的政治反对力量迅速冒起，占据政坛不同的位置。
“现在每个政党仍以‘泛民盘’思维研究部署，总是要筹谋‘泛民定位’。‘泛民’的标签不是没用，只是在持续贬值。”胡穗珊说，泛民集体跳出思维框架不容易，但政党需要自己转型。而自己做社会组织出身，她希望“议会社运化”，“议会”能够更多参与民间事务与基层组织。“立法会只不过是镁光灯聚集之地，实际战场其实在外面。至于（工党）具体怎么走，我也在思考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