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 | 作家，曾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等作品，新作《莲生与阿玉》。
2007年夏天到都柏林，我在背包里放着《尤利西斯》上册和笔记本，以及铅笔盒，出门去找公爵街。
那天下着雨，手里的地图因为受潮变得软绵绵的。拿骚街，格拉夫顿街，公爵巷，然后，公爵街。远远看见都柏林文学酒吧之旅路线里的公爵酒吧，外墙上有幅大店招。然后，就看到贝利饭店的青绿色门面，与街对面的戴维伯恩咖啡馆小小的门脸前，黑色铸铁矮栏杆里，被雨淋湿的褐色桌椅。
伯顿饭店似乎已销声匿迹，但按照地理位置，想一想19号与21号之间的距离，也可能换了个名字，然而仍旧是家饭店。戴维伯恩咖啡馆仍旧是老名字，里面仍保留着布鲁姆喜欢的曲线。柜台上也有个似乎戴维伯恩的中年男人，“脸色红涨得像鲱鱼似的，微笑使他的鼻眼显得那么饱满”，当然他不是。
他在三明治上挤出一粗条黄褐色辛辣的芥末，用锯齿刀啪哒啪哒地抹匀了，覆上长着蓝菌的忌司，“仍旧是意大利的 blue cheese。”他微笑一下，索性满足我所有的想象。
当然他不是乔伊斯的朋友。不过这家已经120年之久的咖啡馆一直牢牢站在短短的公爵街上，从一家来自威克洛郡的小伙子开的咖啡馆，成为如今都柏林最著名的文学咖啡馆，它甚至自己颁发一项文学奖。
“下午好，女士。”他乐呵呵地在柜台后面问候我。
“一杯红葡萄酒，奶酪三明治，BLUE CHEESE。”我照着书上布鲁姆的单子点餐。
他笑嘻嘻地用“早知道”的神情点了点头，从柜台下抽出一只褐色的托盘放在柜台上，“啪”地放上一小碟生菜沙拉，然后舀了一勺浸泡得亮晶晶的意大利渍橄榄放在菜上。 然后，他在三明治上挤出一粗条黄褐色辛辣的芥末，用锯齿刀啪哒啪哒地抹匀了，覆上长着蓝菌的忌司，“仍旧是意大利的 blue cheese。”他微笑一下，索性满足我所有的想象。
下雨的下午，戴维伯恩店堂里没什么人，正好落坐在拱顶下的卡座里。对面有个老太太端端正正守着面前冒着热气的咖啡。老派欧洲人的吃相，是把烘热的司康饼小心咬过，放在咖啡杯上点一点，不叫点心渣散落在桌子上。她不是大鼻子佛林，但仍旧非常亲切。
接着读《尤利西斯》第八章，依旧存在的店堂和食物让一切变得亲切。2007年，我第一次在都柏林读完《尤利西斯》。对大多数人不能完成的天书，终于产生了亲切的感情，就是在戴维伯恩的店堂里，在一杯葡萄酒和一杯黑啤酒以后。我至今记得那时自己是如何惊喜地端详着在自己心里渐渐成形的亲切，小心翼翼地剔除这里面八十年代文科生对阅读能力的虚荣，看看自省以后，这样的亲切还剩下多少。
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将乔伊斯与鲁迅比较，他们都是医科生，都在祖国的动荡之中成为作家，都为人为文尖刻，创作的都是本民族亲切却可鄙的男人形象。
忌司散发着臭脚丫子气味，和乔伊斯在书里写的气味一样。但红葡萄酒的酸味将忌司里的鲜味，在口腔里综合成一股别样的清新柔和。布鲁姆真是个有血有肉有传统的男人，虽然有着妻子不忠的隐忍不快，也有对海滩上的格蒂意淫的猥琐快感，可无论如何，都抵不过他无法与吃相丑恶的人共用一个屋顶的自尊。这种忍无可忍让布鲁姆成了个口味不差，底线不低的人物。
有时吃什么与怎么吃，这种与七情六欲相伴的真实口味真能将人分成三六九等。
有趣的是，这布鲁姆在家里自己烤羊腰子吃的时候，好的是那股夹在肉香中的臊气。他让我想起鲁迅的阿Q。从那一刻起，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将乔伊斯与鲁迅比较，他们都是医科生，都在祖国的动荡之中成为作家，都为人为文尖刻，创作的都是本民族亲切却可鄙的男人形象。
忌司的气味类似中国江南蒸双臭出锅时的气味，吃口也是一样的鲜美浊重，长久地留在口腔后段的上颚上。我们在江南，吃完蒸双臭后，喝什么清口回甘呢？想了想，大概是龙井新绿茶吧。
比起布鲁姆，阿Q鄙俗和脸谱得多，这是我为鲁迅深深惋惜之处。若是鲁迅当年有乔伊斯的自许，也远离祖国，专心写作，他至少可以将一本阿Q正传从容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过去许多年后，鲁迅这样做显然更必要，更是一个作家的本分。
公爵街很重要。
都柏林文学酒吧之旅从公爵街的公爵酒吧开始。在二楼坐定后，向导会先给大家演一小段《等待戈多》。这也是当年《西方现代派作品选》选入的作品。佛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戈，在一棵枯树下等待戈多。一个小孩每天来告诉他们一次，戈多今天不来，明天也许要来。他来吗？他不来吗？故事就是在两个人不停闲扯里焦灼地走下去。1981年的外国文学课上，以每个上海学生的阅历，无人怀疑这是个悲剧。但在都柏林，人们叫它喜剧。
然后走向三一学院，在院子里，向导为我们朗读一段奥斯卡·王尔德《温夫人的扇子》，他是这里毕业的学生。第一次我来三一学院时也是六月，下雨。但在离开时雨就停了。好像有个小声音在叫，回头去看，看到一道彩虹，瘦瘦的彩虹，这是来自爱尔兰最古旧的诺言，上帝允诺你一定会再回此地。
阅读有时的好处，是重温那本书的时候，你以为已经遗忘的记忆也会随之回来，这是一种为自己储存逝去时光的方法，温情干净私密，谁也夺不去。
如今在三一学院旁边的酒吧里，我喝了另一杯黑啤酒，和2007年在戴维伯恩时一样。 我最早知道王尔德，是偶尔借到的一本破旧电影连环画《少奶奶的扇子》。我想起童年时代的家，我的硬赛璐璐娃娃靠在房间暗处大床上的枕头上，它穿着一套姑妈手缝起来的乔其纱衫裤，墨绿色的，有些浅色的小花，是母亲拆掉的一件旗袍的边角料。现在那道彩虹的诺言实现了，我把着一杯新鲜的黑啤酒，回想那时的家。我是在那间终日黯淡的房间里学会阅读的，也是在那里知道自己将来一定会当一个作家，那是我的天职。 阅读有时的好处，是重温那本书的时候，你以为已经遗忘的记忆也会随之回来，这是一种为自己储存逝去时光的方法，温情干净私密，谁也夺不去。
詹姆斯·乔伊斯，一个多年不生活在都柏林的作家，一个一点也不厚道的作家，他紧紧抓住了在都柏林街上走来走去的人。
这情形！惊醒了一般地问自己：因为今天是布鲁姆日吗？因为布鲁姆在这里扶了一个盲人过街吗？喷泉里的泡泡是象征吗？在文学酒吧之旅的书里，列出长长一队前赴后继生活在都柏林的作家与诗人，斯威夫特的墓碑在圣派特里克大教堂里，王尔德彩雕像在斯蒂芬绿地的岩石上，叶芝的肖像在公车的车身外，每天无数次穿过奥康纳大街，来到爱尔兰银行，在国立博物馆前转弯。但是，因为有了詹姆斯·乔伊斯，一个多年不生活在都柏林的作家，一个一点也不厚道的作家，他紧紧抓住了在都柏林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人们说，如今只要爱尔兰作家写出几行好句子，就一定会有人将它们与乔伊斯的句子比较。
如今，在都柏林街上有什么不寻常的，就像我这样惊醒般的联系上乔伊斯，也不是太过敏吧，这是6月16日啊。属于全世界的漫游日，海德格尔还是安息的好，省得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