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 | 作家，曾出版《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等作品，新作《莲生与阿玉》。
人们漫游，跟随着书中1904年的犹太人布鲁姆。
漫游也是失去根和土地的犹太人最有象征性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吧。现在从全世界各处来的人们跟着布鲁姆游荡，人们心中这种认同，大约就是当年的海德格尔最害怕欧洲发生的事，也是作为海德堡大学的校长最终从世界观上认同希特勒政治的思想根源。海德格尔认为，犹太人的这种失根的感受，会随着工业化的过程成为世界性的思潮，这种抹煞地域性的普世思潮最终会导致一种全球统一化的精神和价值观，这种抹杀了民族与地域特色的全球性，会摧毁本来丰富多彩的世界。
沐浴在都柏林初夏温暖凉爽的阳光里，因为海德格尔，我想到乔伊斯与叶芝在思想上最大的分歧，也许不是个性上的浪漫与现实，而是乔伊斯始终站在布鲁姆一边，而叶芝终身将爱尔兰人的凯尔特精神当成精神故乡。乔伊斯是现代的，叶芝在价值认同上是农耕社会的。
世界到了2013年，满世界的乔迷已经各有各自的失根，如犹太人和乔伊斯。但都柏林却因此获得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都柏林城因此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尤利西斯大城，比鼓崖附近的爱尔兰传统神话之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乔伊斯始终站在布鲁姆一边，而叶芝终身将爱尔兰人的凯尔特精神当成精神故乡。乔伊斯是现代的，叶芝在价值认同上是农耕社会的。
人们按照《尤利西斯》第十章里描写的人物装束打扮起来，在乔治王北街出发，绕过墨绿色铁皮的拉白奥蒂冰激凌车，向玛丽街出发──这是漫游的最经典路线。
路上有位花白头发的老妇人穿着浅色长裙，戴着一顶灯心草编织起来的扁草帽，用一根大卡子固定在发髻上的那种。她正招呼一对双胞胎外孙，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男孩，他们穿着两件相同式样的水兵领上装，二十世纪初的校服式样，都带着簇新的白色便帽，正在爬乔伊斯中心门口一人高的铸铁栅栏。要是和书里遇见康米神父的三个放学小男孩对应起来，他们两个显得年龄太小。乔治王街的坡上，几个年轻人在阴影里摆开全套小乐队的家什，正在表演爵士乐。年轻人穿着黑衣裤，有早些年少年中流行的哥特气质。我想了一下昨天在沙湾见到的亮闪闪的怀表链子，康米神父的怀表，还有神父路遇的放学少年，比起放学少年，如今演奏音乐的年轻人显得非常敏锐与细腻，好像 U2 的歌曲。
虽然柜台里还有黑色的血肠和红色的肉肠买，但白色的肉肠已经消失了，现在的爱尔兰人不需要那种不是纯肉的软肠子，人们觉得那软绵绵，好像果冻般易碎的肉肠让人恶心。
一位穿着灰蓝色短大衣的中年男人走在我前头。阳光透过他头上草编的礼帽，在他滚了绸边的后领上和肩膀上撒下许多细碎的光点。他的装束有点像书里描写的舞蹈老师，也配了一条淡紫色的紧腿裤。但脚上配了一双看上去很像科罗拉多人喜欢穿的牛仔靴子，有很多亮闪闪大头钉的那种。这靴子显然是他对第十章描写的创新。他后背看上去还真没什么中年人腰肋处软乎乎的赘肉，是个保养良好，严于克己的人。我们前后脚相跟着经过一家鲜肉铺，是那种传统的肉铺，擦得干干净净的地上铺着黑白两色瓷砖，好像棋盘一样。隔着玻璃门，能看见柜台里排列着整整齐齐的生肉，牛的各个部位都已经分解开来，标着不同的价钱。淡红色的生肉中间很应景地放着几对已经清理好了的腰子，比较大的是牛腰子，比较小，而且颜色也略深的是羊腰子。肉铺子不可能一丝不苟地经营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虽然柜台里还有黑色的血肠和红色的肉肠买，但白色的肉肠已经消失了，现在的爱尔兰人不需要那种不是纯肉的软肠子，人们觉得那软绵绵，好像果冻般易碎的肉肠让人恶心。
然后我路过一个酒馆，绕过它拦在人行道上的黑铁栅栏时，看到栅栏上方竖起的尖角上，被人倒插了一支褐色的空啤酒瓶，红色的酒标乍一看好像红灯一样。任何时候都有无所事事的男人倚靠在酒馆外面的砖墙上，令人不舒服地张望着行人。爱尔兰的酒馆里还是一大早就挤满了喝酒的本地男人，在科克码头旁边的酒馆里，甚至高威海边的酒馆里都是这样。伦敦德里城里的酒馆更是这样。经历了用土豆酿烧酒的过去，人们似乎都遗传了好酒量。
在亨利街的一座大厦墙上钉了一块圆形的纪念牌，纪念乔伊斯早年在这里投资茶叶进出口商号。当然这是作家早年失败的几桩生意中的一桩。6月16日的太阳照耀之处，一个穿了白色蕾丝长裙的年轻女人慢慢经过，她亚麻色的长发在两鬓各自款了起来，形成两个发髻，好似照片上的诺拉。她的同伴也梳着与她相似的发型，但穿着紫色平绒的齐腰短外套，和灰蓝色的薄呢长裙。在我看来，她们身上唯一不合适的地方就是单肩女式背包，1904年的女士们用背包的吗？那似乎是一种现代职业女性式的装备。背包的细带子拉歪了她肩上的蕾丝布，整条长裙在她身上就有点拧着，不安宁。6月16日，在芬氏旅馆的红砖墙外与乔伊斯一见钟情的诺拉小姐，当年是这样向玛丽街走去的吗？站在乔伊斯的角度想想，似乎这样的形象太独立与自私了。
有人握着一朵雏菊，花朵在细长的枝条上摇晃个不停，好像沙湾昨天的雏菊一样，这些女孩是康米神父祝福过的，幽会的女孩吗？“轻飘飘的裙子。”
奥康纳大街的格莱沙姆酒店门口停着一辆冰激凌车，穿无领衬衣的年轻人和戴蓝色宽沿草帽的年轻女子正在旁边吃冰激凌。他们的朋友站在一边谈笑，他有一身乔伊斯打扮，窄沿黑缎带的男式草帽，一套浅色条纹亚麻布便装，淡黄色的马甲，后背一定是由一块淡金色的绸子做面子的老式样。眼镜，手里握着一只烟斗，散发出维也纳烟丝甜丝丝的气味。这家酒店是布鲁姆前去参加葬礼时，在马车上路过的酒店，也是《死者》中的主要人物加布埃尔和格丽塔晚上下榻的酒店。
意识流作家打开时空与意识世界的时候，似乎需要一个现实世界作为零坐标，作为镇纸，作为单反相机里，镜头后面的那面小镜子。
站在冰激凌车旁边远远望向右边，帕奈尔纪念碑就在尽头了。纪念碑前狭长的空地上正有一队书迷小组松松地围拢在一起，听另一位金发向导朗读书中的段落。那里还有一个戴有面纱的女帽的中年妇人，庄重地站在金发向导身边，微垂着头谛听着，看上去非常像一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中学文学教师，打扮却是按照康米神父在街上第一个遇到的议员夫人来的。
这天，作家的作品与他所在的城市那种互相营养，相映不朽的关系，在都柏林得到最直观的体现。乔伊斯与他创造并描写的世界，无形的精神世界与有形的地理世界融会贯通，早已逝去的时光与靠文字创造出来的人物在新旧斑驳的城市里栩栩如生。二十世纪初的意识流作家似乎总是充分理解自己的意识流动与真实存在的地理世界之间有不容忽视的联系，福克纳和他笔下的小镇，卡夫卡与他家小巷外的山顶城堡都是这样。意识流作家打开时空与意识世界的时候，似乎需要一个现实世界作为零坐标，作为镇纸，作为单反相机里，镜头后面的那面小镜子。
现在呆板附庸的乔学家会引用乔伊斯的话，来证明他其实热爱都柏林。乔伊斯说过，如果有一日都柏林被炸毁，人们将可以根据他作品中对都柏林的诸多描写分毫不差地重建它。但在我看来，这种结果更像一种意识流的写作风格：精准写实外部世界，为描绘人物心灵世界里无时不在的意识流动提供了足够巨大的空间，好似一条辽阔的河床，意识在其中奔流不已，但总也不会泛滥成灾，不会淹没读者的理解力。
与其说乔伊斯是为了爱都柏林而写，不如说他为让从奥德修斯到布鲁姆的丰富人类历史，让爱尔兰七百年殖民以来形成的丰富民族性，让十几种欧洲语言与典故承载的隐喻与多义有足够大的空间无限互文，无限生义。无限互文，无限生义是他这样的作家对自己将要流芳百世的作品至上的期待。他也许没那么在乎都柏林，他更在乎自己创造的天书。
他们似乎是在都柏林重温布鲁姆想过什么，但是，其实他们自己的生活此刻正在都柏林的街道上闪烁不停，如浮在水波上的光亮……
这一百多年来，意识流总是被人们定义为打通了现实与内心的界限，为文学寻得另一维的自由空间，但我看来，这种打破，正是以同时对地理世界有尺一般精准的现实描绘为手段的。这是写作手法上的技术性工作。
那些漫游的人们，穿着1904年书里人物衣衫的人们，吃了一肚子书中早餐和冰激凌的人们，身体在街道上东游西荡，心灵在意识中追波逐浪。他们似乎是在都柏林重温布鲁姆想过什么，但是，其实他们自己的生活此刻正在都柏林的街道上闪烁不停，如浮在水波上的光亮──他们的脑子里想到了多少自己，他们各自过去和现在，在散步中再现于陌生城市的街道树荫下。此处咖啡的香气，大西洋岛国初夏烂漫的草木香，与自己小时候在家乡夏天一盘除虫菊蚊香的气味勾连一处，意识流就能给与读者这样漫游的可能性。
在眺望摇曳不定的雏菊的时候，我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写作可以上朔至此。
而像我这样的中国作家，十九岁时开始接受意识流的创作手法，就如接受整个失而复得的世界那般，无条件接受，在6月16日的都柏林街头，更是漫游在自己对喜爱的意识流写作手法之中。
这种写作手法，在都柏林是伊塞克街和乔治教堂，圆堡和格拉夫顿街的古老商店，穿白色蕾丝长裙的年轻女人和透过草帽缝隙的缕缕阳光，以及汹涌的心理世界。在我写作的上海故事里，是汹涌的历史与现实层层叠加在人物静默的心灵世界中，以及外滩那座绿色塔顶的1929年的摩天楼和堤岸上的陈毅市长铜像，汇丰银行大楼门庭里的海事时代马赛克壁画和四爪雪亮的英国狮像，是西洋画先驱颜文梁故居的玻璃柜角落里，一只二十世纪初来自苏州老家的苹果，他母亲临终前给他的最后一只苹果。颜文梁一直随身带着，直至自己去世。
在眺望摇曳不定的雏菊的时候，我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写作可以上朔至此。
真是荣幸之至。